夏可君:十个论题: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庄子的无用之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1 1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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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可君 (进入专栏)  

  

   1,为何在1930年代,即从1932-1942年左右,海德格尔、还有施米特与云格尔等人,如此推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希特勒在1920年代写就的《我的战斗》一书最为现实与明确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西方欧洲的没落与振兴——德国文化的迟到与竞争——德意志人或日耳曼民族的虚弱与使命。只有德意志的振兴才可以拯救欧洲与德国,而这三者共同的敌人都明确指向犹太人。

   2,海德格尔从自己个人化与精神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要施行“第一个开端”到新的“另一个开端”的转向,即所谓的“第一次转向”(1932-1942,以GA65卷的写作为中心),试图让德意志回到一个尚未发生的希腊,让德意志人获得历史性民族存在的真理性,而与之对立的则是阻碍这另一个开端“成事”(Ereignis)的对手,这是以“谋制”与巨大计算为核心的各种沉沦与拔根模式,而犹太人则是这个模式的始作俑者或最好的体现者。海德格尔把如下的这些要素:他所认为的“庸俗的”国家社会主义、尼采权力意志化的虚无主义与云格尔的工人形相、美国式自由主义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还有以犹太文化为代表的唯一神论,都统统都斥之为“谋制”的实现者,在“集置”那里进入最高的危险,并最终导致自我灭绝。当然,要反驳海德格尔的是:如此的敉平化与本质化的化约是否抹去了各个民族的差异性?但如此的诊断似乎又极为具有现代性的严酷性,乃至于准确性。

   3,但吊诡的是:似乎海德格尔的思想形象越是与纳粹魔鬼打交道,越是转化为新天使,如同本雅明的历史新天使。海德格尔如此执念于纳粹发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运动,就越是绝望,最终断除了对于西方文化整体上的执念,走向了哲学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似乎越是“执念”,才可能“断念”的如此彻底!从有执到无执的这个转化与断裂是如何可能的?GA77卷中在俄罗斯战俘营的这个虚拟对话(既模仿柏拉图又模仿庄子),让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等待的与无用的民族,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转变,这也让哲学处于囚徒的困境与倒悬的处境之中。

   4,因此,于1943-1953年左右,尤其在德国战败的1945年左右,海德格尔开始了“第二次转向”,而这第二次转向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庄子与老子无用之用思想的中介作用。之前因为语文学的缺乏,这个转向的内在发生一直不甚明确。之前的很多相关比较哲学的研究也是因为缺乏以上的背景与语文学的支持,而大多流于表面的比附。这是在相关书信中,随着GA77,GA73与GA97最近的出版,无用之思的重要性才如此明确!庄子思想的介入与转化才成为哲学内在的“转机”(kairosof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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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庄子无用思想的介入,会带来什么样的转化?这是全方位的转化,这是跨文化的转化,也是哲学本身的内在转化。思想的任务在于:要再次深入海德格尔文本,思考老庄思想如何在1943-1953年左右内在地“介入”到海德格尔思想与德语的改写之中,如何以“无用”概念整体上“转化”了海德格尔的德语与思想结构。这是全方位的“转译”(Métaphrasis):既改变了海德格尔对于荷尔德林的解释(第一次把存在与自然之用联系),也改变了贫穷与不必要的语义(让精神的贫穷转化为无用的自由),还改变了前苏格拉底的译解(古典的“必然性”转化为当下的“庸用”),并最终改变了德语本身,以庄子“无用之用”为核心的基本句法改变了海德格尔德语的思想句法,使之从成事的居有(ereignis)到去己的虚化(ent-eignis)。无用的思想对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就是一副解毒剂?并导致对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重新理解,乃至于重新翻译!

   6,不仅仅集中思考“无用”的重要性,还有几个相关的转化。本书的写作,其实同时进行的还有其他三个相关文本。第二个文本是《争夺与让予》:主要思考海德格尔思想从“争夺”(polemos)到“让予”(gelassenheit)的转化。“让”(Lassen)这个词如何逐步转化出来?“让”到底该如何翻译?如何不同于埃克哈特大师基督教的让出或让空?如何接受老庄无为思想影响在GA77中联系Gegend的敞开与非意志化断念?如何海德格尔再次转化德语本身,走向“物的泰然让之”,走向“集让”,如何晚期又与礼物的给予(esgibt)相关又不同?

   7,同时还有第三个文本《事件与默化》:从朱利安对于中国文化的默化思想出发,思考海德格尔第一次转向的沉默,如何走向第二次转向更为彻底的静默?沉默与静默的本体论差异何在?第二次转向是否与这个差异相关?如何从革命的总动员走向静默,又如何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沉默,并最终走向语言的沉默,又如何其中再次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如何承受沉默的痛苦?这些有待于深入思考。

   8,海德格尔与反犹主义,以及与庄子无用思想的关联,拓展了我们之前几次工作坊的问题深度,无论是毕来德还是朱利安,都还并没有深入到欧洲文化的内在危机与中国思想可能的任务上,还是有些流于表面的对比。随着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与庄子无用思想的转机作用,有待于从“无用的哲学本体论与解释学”再度出发,思考整个当代哲学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两种哲学,借用牟宗三先生的两层存有论之说:“有执的存有论”——这是以设定与设置(setzen/stell)的争夺为主导的哲学;一个是“无执的存有论”——这是以让予、虚化与默化为主导的另一种哲学。东西方哲学由此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对话的可能性?!

   9,这就有必要再次展开相关的第四个维度,即有待于再写一本《无用的哲学》(如同马克思曾经面对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写过《哲学的贫困》):专门讨论东西方哲学如何可能围绕“无用”或“可用”(Chresis/Use/Brauch)的概念开始形成内在的对话与关联。可能有着如下的一些相关线索:有待于重新思考庄子文本中的无用之思(这是一直还没有开始的工作)——到海德格尔如何在物性(工具器物-艺术作品-礼物)上施行从有用到无用的具体转化——随后经过布朗肖与南希关于无用或非功效共通体的思考——再经过德里达的不可能性之思与庄子吊诡之思的对话走向“到来的民主”——直到福柯与阿甘本的潜能的不用与生命的形式(阿甘本是比较直面了用与不用,但似乎还不是无用)。

   10,由此深入展开讨论三种可用性生产模式或三重世界的庸用与无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物质生产的技术之用——福柯与阿甘本生命形式的身体之用——庄子式的自然化养生之用,如何让这三重有用的生产转化为无用之用?如何重新整合现代性分化的三重世界(器物-身体-自然)?这是庄子《庖丁解牛》的“物化”与卮言式转化装置所可能给出的回应,由此重新思考现代哲学本身的根本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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