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承颖:清末民初英人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13: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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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承颖  

   摘    要:

   在近代来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的经历尤为独特,却鲜为人知。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穿行于冀晋陕及甘青藏区,为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搜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些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作为植物猎人,他以域外探险、人际交往及植物采集为途径,获取有关植物最新信息的同时,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成功引入英美。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登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实践了西方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的决心。这一科学考察活动不仅揭示出地域性差异影响下的中国民众自然观念的不同,亦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政治扩张背景下物种迁移的特殊状态。

   关键词:清末民初; 波尔登; 植物猎人; 植物采集;

  

  

   18世纪以来,随着植物科学分类系统的变革和西方列强的扩张,一群专门以采集植物为任务的植物猎人(Plant hunter或Plant collector)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全球范围内的植物采集热1。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元,植物类群多样独特,亦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批批来自英、法、俄、美等国的植物猎人涌入中国2。他们的足迹由东向西、从平原到山地,其活动范围的推进与列强入侵中国的步伐基本一致3。在这一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显得颇为不同。

   波尔登4(William Purdom,1880—1921),出生在英格兰威斯特摩兰郡赫弗舍姆(Heversham)。他的园艺训练始于其父工作的布拉特伊庄园(Brathay Hall),之后又在维奇苗圃(Veitch Nurseries)5和库姆树木园(Coombe Wood)学习。1902年,波尔登进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三年后被正式录用为园丁。1909—1912年,波尔登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6和英国维奇苗圃的派遣,于中国北方采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一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开辟了诸多植物采集的处女地。1914年,他又陪同英国植物学家法月(Reginald J.Farrer,1880—1920)前往甘青藏区探险,以向英国引入具有园艺价值的高山花卉。1916年年初,波尔登在结束探险后不久,被北洋政府聘为林务专员,参与中国森林资源调查和铁路沿线造林事宜,直至1921年病逝。他是为数不多的选择留华并成为中国政府洋顾问的植物猎人。在中国同僚眼中,波尔登性格沉稳、为人谦和,专注于推广林业,为中国植树造林做出了贡献,这也使其获得了北洋政府授予的三等嘉禾章7。波尔登逝世后,京汉铁路局长王景春、林学家凌道扬等45位中国人还在河南鸡公山附近为他立碑,以示纪念8。其经历之独特,可见一斑。但与当时热衷出版著作而名声大噪的其他植物猎人相比,波尔登对自己的植物探险并无公开著述,在华活动也因此鲜为人知。较早系统介绍波尔登的是英国园艺家罗伊·兰开斯特,他于1980年发表的文章简述了波尔登的生平9。随后,维奇苗圃研究者雪莉·史密斯根据波尔登与维奇的书信,对其在中国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梳理10。这些成果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罗桂环有关近代西方人在华植物考察的相关论著中对波尔登有所提及,但未作详述11;宗喀·漾正冈布等在《卓尼生态文化》一书中简略勾勒了波尔登在卓尼的经历12。2019年,澳大利亚园艺家阿利斯泰尔·瓦特的新书从园艺学角度叙述了波尔登的探险历程13。不过,这些研究更多涉及波尔登在华探险之旅,缺乏对其植物采集活动的深入考察,更未从史学视角给予诠释。不唯如是,就近代外国人来华采集植物的整体研究而言,目前学界虽已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路径进行了多元探讨,但以植物考察背后的科学思想及自然观念为旨趣的研究却较少触及14。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艺图书馆(The Arnold Arboretum Horticultural Library)所藏相关档案、书信及笔记,拟对波尔登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作系统考述,进而分析这一科学实践背后的深刻含义。

  

   一对中国北方及陕甘青藏地区的植物考察

  

   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两次来华进行植物采集,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气候较冷、季节变化明显、高山环绕的北方地区及陕西西部和甘肃南部。这两次采集活动,缘由迥异,路线不一,任务亦有所不同,但都打着域外探险的旗号。

   1.为阿诺德树木园考察中国北方及陕甘地区

   波尔登首次来华是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和英国维奇苗圃的共同资助与派遣。1908年10月,阿诺德树木园创立者之一暨首任园长萨金特(Charles S.Sargent,1841—1927)向维奇苗圃负责人哈里·维奇(Harry Veitch,1840—1924)建议,有必要赞助一名植物猎人前往中国北方进行植物采集15。这是继1907年派威尔逊(Ernest H.Wilson,1876—1930)16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采集植物后,双方欲再次联合雇用植物猎人来华,将生长在中国的植物引入英美。经多次商讨,他们认为此时正在邱园工作的波尔登为最佳人选,理由是年轻的波尔登具有专业且系统的园艺训练,适合在异域进行长时间的植物考察。1909年1月,波尔登考虑近一个月后,接受了阿诺德树木园的邀请17。次月,他便前往波士顿拜访萨金特,讨论考察活动事宜。

   在波士顿,萨金特与波尔登确定了此行的主要目标,即考察那些未曾进行过植物探险的地区,增加对中国木本植物及其他植物的认知,并尽可能多地将它们引入英美。此外,萨金特还特别嘱咐波尔登,要注意搜集有关中国经济树种的信息。于是,他为波尔登专门设计了三年的详细考察路线:第一年春季从北京出发,经热河到围场,绕清朝皇家猎场采集周边植物,秋季前往五台山收集云杉、落叶松等乔木种子,随后返京;第二年,从北京经太原到蒲州,以此为大本营采集植物,之后赴陕西韩城搜寻野生牡丹,第二季度在陕西度过;第三年尽可能于早春抵达甘肃兰州,过大靖堡到却藏寺附近高山进行采集18。在上述区域中,一些地方虽已有西方人来过,但这些人多为非专业的植物采集者,他们主要是在地理考察或游历过程中随手摘采,因此必然会有植物被遗漏19;至于围场、韩城及甘南地区附近的山地,尚未有欧洲植物猎人到过,这些地方堪称植物采集的处女地,生长着许多尚待发现的物种。

   一切准备就绪后,波尔登从波士顿出发,走水路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北上,于1909年3月31日夜抵达北京20。在京期间,他组建了一支植物采集队,并购置了采集活动所需的纸板、木箱及锡纸等物品,随后还考察了北京周边的植物群,收集到银莲、水仙等观赏花卉21。在获取内地游历护照后,波尔登一行人于5月乘马车前往围场,沿途植被稀少,几无人烟,景致颇为荒凉。波尔登在写给萨金特的信中,特别提及这一地区森林遭到滥伐,只见遍地树桩,直到围场附近才有茂密林地出现22。因此,他便以围场为中心,对周边植物进行考察,先后采集到报春、杜鹃等花卉及各类松果23。三个月后,波尔登等人转至五台山。他们在附近山地采集到落叶松等树种,但因雨水不断,致使采集的植物标本大多受潮严重。不得已,采集队只能重返围场补采秋季的植物种子,并于年底回到了北京。

   1910年4月,波尔登再次离开北京。按既定路线本是逆黄河而上,沿主路直达陕西西安,但他却改从太原向西北,渡黄河到榆林,然后南下经绥德至延安。在延安附近的深山中,他找到萨金特梦寐以求的野生牡丹。随之,他选择走小路,穿过蒲州与韩城之间的森林后南下,于6月初抵达西安24。6月20日,采集队到达秦岭山脉太白山,并以此为据点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梨属植物25。金秋之际,波尔登开始穿梭往返于太白山与延安之间,采集两地的植物种子,取得了丰硕成果26。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仍未按原计划向西推进,而是调头返京,整理并寄送这一年采集的植物标本及种子。1911年2月底,波尔登启程前往甘肃。与此前规划的路线不同,他预计在早春先赶到岷州,对甘南地区进行第三年的植物采集。他经西安直向西南,辗转于秦州(今天水)与文县之间的峡谷和乡间小路,在4月中旬抵达岷州。一进甘南,波尔登便感到这里的风景与此前所经之地截然不同:此处高山环绕,气候清爽,当地居民的建筑以红白相间的藏式石房为主,人文风情的变化极为明显。他在此停留数日,采集到多种绿绒蒿和报春花27。随着气候变暖,波尔登向西入卓尼与洮州,继而发现了更多的高山植物28。但由于当地僧侣的拒绝,他未能进入拉卜楞,只好转而向东,往西固(今舟曲)方向行去29。

   波尔登来华期间,正值中国内部动荡、列强环迫之际,民众排外情绪日益高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岷州的波尔登与外界几近隔绝,当地民众对其敌视态度愈加强烈30。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提前离开,于次年3月匆忙赶到北京,途经郑州时还与附近民众发生摩擦,丢失了一些行李31。回京后,他又在周边采集到萨金特想要的核桃、栗子及七叶树等植物,并于1912年5月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英格兰。与阿诺德树木园雇用来华的首任植物猎人威尔逊相比,波尔登采集的植物品种并不算多,但他发现了紫罗兰报春(Primula purdomii)、太白杜鹃(Rhodomendron purdomii)等植物。特别是他搜集到的牡丹,是欧洲人第一次见到野外生长的品种,尤为珍贵。此次考察虽未达到既定目标,但萨金特表示,年轻的波尔登奔波于中国荒野,历尽艰险,对美国有关中国植物研究的贡献值得肯定32。然而,对于波尔登来说,植物猎人不仅是一份工作,亦是助其获得游历东方的机会。从寄给树木园的照片来看,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颇感兴趣,所拍摄的内容大多为当地人的特写镜头及乡土景观。正如范发迪所言,植物猎人这项工作使年轻园丁开辟新的职业生涯的同时,亦激发了其在域外探险中有关自然的浪漫想象和文化体验33。

   2.陪同法月探险甘青藏区

   波尔登第二次来华是在英国植物学家法月34的邀请下成行的。1913年,受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N.M.Prejevalsky,1839—1888)和波塔宁(G.N.Potanin,1835—1920)等人关于在华探险著作的影响,法月希望对甘藏边界地带进行深度考察,采集能抵抗英国阴冷气候的高山植物。当时中国云南、四川等地已有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金敦·沃德(F.Kingdon Ward,1885—1958)和乔治·傅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进行过系统采集,甘肃地区却仍是一片处女地。虽然俄国探险家已穿越甘藏边界,但法月认为他们探险路程过长,速度亦快,更未从植物学角度考察沿途所经的山脉35。因此,他开始着手计划甘藏之行,从而为英国的园艺研究与观览提供更多的植物品种和信息。

于是,法月找到刚从中国归来的波尔登,希望有经验的他能与其一同前往中国探险。除了异域文化的吸引,此次考察没有雇主制定任务,也无需定期汇报,波尔登欣然同意。两人随即规划行程,制定了两条路线:第一条从北京经西安前往甘南地区,经岷山山系的插岗梁到西固;第二条以兰州为起点,按普热瓦尔斯基的路线,西进天堂寺和却藏寺及大通河附近的山脉36。由于已有经验,1914年1月波尔登先行抵达北京,提前召集队伍进行筹备。而法月随后从英国出发,于2月17日与他在北京会面37。3月5日,波尔登与法月一行人启程离京,前往甘青藏区。他们乘火车至河南渑池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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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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