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瞿骏 唐小兵:从家国到天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17-05-19 09: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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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瞿骏   唐小兵  

   对 话 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许纪霖:湖南人唐小兵来到上海,在这个世界主义的大都市里依然要找“家”,这个“家”就是他的乡党。我发现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有这么强的家乡认同感。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家——这个“家”是广义的家,他怎么能爱国。所以我最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要爱国先从爱自己的家人,爱邻居开始爱起,这是实实在在的爱国,然后拓展到爱世界。另外,谈到湖南人,我曾为《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写过书评,题名就叫作《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在晚清,湖南最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是杨度,他曾提到如果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若要中国亡,先要湖南人亡。他这种说法就是把“家”和“国”连在一起,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不仅如此,10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通常被描述为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但我做过研究,也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文中延展了美国加州大学研究辛亥革命的权威学者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的观点,他有一个看法一直被人忽视: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大家熟悉的“共和对专制”,革命的面孔。另一张面孔是大家忽视的,那就是封建的面孔。过去传统中国所谓“封建”指的实际上就是地方,我认为辛亥革命同时还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这场革命决定了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一度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种状况从1912年到1927年,差不多了延续15年。我们可以看到地方认同这个因素,在现代中国历史当中,是一个严重被我们忽视的,缺乏研究的重要因素。刚好研究辛亥革命的年轻学者瞿骏老师在这里,可以请他再深入谈一谈。

   瞿 骏:谈许老师在书中提到的“家国天下乃是一个认同问题,而且是中国人独特的认同方式”,其实是要讨论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种独特的认同方式是怎么形成的?第二,这种独特的认同方式放到现代——按照卡尔的话来说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不断的对话,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价值?如果具体到地方或者“家”,“国”该从何爱起?现代国家观念看上去至高无上、硕大无朋,每天告诉人们要爱国,网上也有很多人说我要爱国,但是如果仔细去思考一下如何爱这个国,其中是很值得讨论的。

   回到中国传统时代,从秦汉开始中国的疆域就非常大,到了明清就更加广阔。举一个例子,一个明朝的使臣出使到琉球,来回时间大约要三年。所以使臣经常在船上放一口棺材,作用是如果遇到风浪船翻了,船翻之前仆役可以将他钉在棺材里,他希望自己的尸首可以漂回福建,能够落叶归根。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他们的爱国就是钱穆所说的“耳目之知”,具体地去爱耳朵可以听到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所谓山河岁月。

   但是中国又有一批突破了“耳目之知”的人,这群人就是“士农工商”中的士。他们是当时中国的精英,隔一段时间就要离乡参加科考。这些人是将地方和国家沟通了起来的人。这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基于个人权利的宪政,但有真正类似于宪政的精神。每个地方都能够把最精英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走向国家的中心,然后让他们又回到这个地方。那些人离乡以后的情形与现在不同。现代人往往离开家乡以后就不再回去了,然而古代士大夫就算在京城任高官,因为致仕或者丁忧也得回到家乡。这就是中国人的“地方和国家”,爱乡即爱国,同时爱国即爱乡。清朝的京官,比如说来自杭州的京官,会与杭州当地的士绅联系在一起,管理地方事务,消除地方积弊。比如清末杭州著名的案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京官与当地士绅联合起来,敦促地方官府来公正判决。这就是所谓的“爱国即爱乡”,所以“国”和“乡”、“国”和“家”是够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线索梳理。

   刚才许老师提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需要从中国长程的历史去分析,先要说到唐代藩镇。唐代藩镇割据,后世历史学家都觉得很不好,但根据新的一些研究,中晚唐藩镇割据,地方势力看似很厉害,但需要重新评估。因为到了中晚唐,皇帝其实是有两个面相的,一个是作为肉身的皇帝本身,另一个是作为一套制度的皇帝的权威。所以中国的皇帝对于地方而言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大家熟悉的——天高皇帝远,皇帝的直接权力到不了那个地方,另一方面皇帝的权威其实又是非常厉害的,到了民国,帝制消亡后,影响就出现了。郑超麟的回忆录中就提及民国县官没有了权威,因为皇帝没有了。县官经常被地方士绅赶跑。唐代藩镇的特点,就是当地的军权和政权归于一体,尽管有地方坐大的危险,但同时地方的骚乱和地方离心的倾向,也能被朝廷能够绷住的藩镇剿除。但在元明清三代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看上去有行省制度,但行省的最高长官和军权不太有关系,整个军费的开支,如果要打仗都和国家的调配直接相关,这对打仗是不大有好处的。所以明代亡于流寇,因为地方控制不了流寇。清代有太平天国起义、白莲教大起义,这些都和藩镇消亡以后的行省制度有关系。辛亥革命恰恰是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有连续性,一个连续性是行省制度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另一个是,这次变乱的主体不再是流寇,不再是那些邪教或者地方民间宗教,而是地方督抚、地方士绅本身。他们对中央产生的离心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造成辛亥革命自身的特点。

   许纪霖:瞿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课,从古到今,非常丰富。事实上“国”是要想像的,刚才瞿老师说到,老百姓对“国”没有概念,当然县官可能代表皇帝,只有考科举才能把“家”和“国”连在一起,“国”的观念真正深入骨髓,有切肤之痛其实是很晚的,要到抗战。哪怕中华民国成立了,也是天高皇帝远。《阿Q正传》说得很清楚,只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那种民族意识出来,“家”和“国”自身冲撞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是等到日本鬼子来扫荡,家乡沦陷了,因为觉得要亡国了,所以老百姓才被动员起来,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意识。一般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是“在近代,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意识”,但其实抗战之前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还是那些城里人、读书人,对农村广大的阿Q们来说是没有感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多地是日本的侵略激发了更广泛的民族主义。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强烈,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小粉红,爱国调子唱得很高。但我比较欣赏的是网络上的一句话:爱国很容易,但爱自己的邻居很难。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不愿意搭理自己的邻居,他姓什么,家里几口人,恐怕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所以会有一些社会新闻,一个老人在家里过世了,半个月后尸臭味出来了其他人才知道。这在传统村庄里很难想像,但是今天人与人之间变得很陌生。所以爱国,可以先从身边爱起,如果有余力再扩张开来,然后再来爱这个“国”。爱国不是抽象的,不是“身许国家”就是爱国。身体和灵魂怎么二分?我们很难想像。所以我想“家”和“国”是无法分离的,中国的传统儒家就从自我开始,然后放大到家,再放大到国,再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它的道理所在。这就涉及最后一个环节,“国”与“天下”有什么关系?

   讲到天下,张艺谋拍的电影《英雄》,这部电影最好笑的是秦始皇的台词里提到了“天下”。秦始皇是法家,法家只有国家观念,富国强兵,哪有天下?天下是儒家和道家的想法。儒家想的不仅是国家,更多地考虑的是人类,从来不是从狭隘的一个民族角度来思考伦理大问题。儒家是非常彻底的世界主义、天下主义,这是中国的传统。过去儒家说的天下,当然是一个王朝。天下的第一个含义是指儒家的一套抽象意义。第二个含义是指以中原为中心我们能够控制的地方,这种控制是三个同心圆,第一个内圈是汉民族,用郡县制来治理。中圈是边疆民族,通过分封制、土司制、羁縻制间接控制,有一定的自治权。最外一圈是朝贡国,当年的韩国、琉球,越南,这些是朝贡国,它们构成了天下体系,这是传统“天下”的意义。但近代以后,我们接受了一个概念叫“世界”,世界当然没有这么小,要更大,传统天下观念转化为世界主义的观念。那么,国家和天下是什么关系?我在《家国天下》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分析五四,五四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我特别指出的是五四不是一场简单的爱国主义运动,而是一场有世界主义背景、有世界主义关怀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听闻巴黎和会上政府要签订条约,将山东、青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他们愤怒了。愤怒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权益受到侵犯,还因为这违背世界公理。当时的世界公理,今天叫普世文明,是各国遵守的普遍法则、价值。

   在游行队伍快要出发之前,才发现还缺一个宣言,师出无名。游行抗议什么,主张什么?罗家伦在喧闹的人群中一挥而就写成了宣言。这个宣言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只是争中国权益,还要争公理,巴黎和会违背了公理,所以我们要抗议。

   五四知识分子的胸怀多么博大!他们是用世界主义的语言来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发现今天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些世界主义的话语,我们今天捍卫国家利益,要学会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文明语言来告诉全世界。一个最高层次的爱国是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用普世文明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辩护。同时,也要用人类的价值来检验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否合乎普世文明。这是我所要强调的爱国和爱世界的关系。

   唐小兵:确实,从晚清至今,100多年来,可能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就是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或许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的表现出相对比较理性的,或者如许老师所言是有一种世界主义情怀的民族爱国运动。有的则是比较排他性,比较独占性的,甚至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所以民族主义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确实非常复杂,像紧箍咒一样环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即爱国、爱乡、爱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刚才许老师提到爱一个抽象的、更广大的目标,也需要从爱你的邻居,爱你的家人,爱你的社区开始,这一点我特别赞同。我们会发现在网络上,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抽象的爱,或者是抽象的同情。但其实对日常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需要提供帮助的对象,却缺乏一种具体的道德行动的能力,或者是勇气。这就有一点像阿伦特《论革命》中谈到的法国革命。罗伯斯庇尔等人对苦难的底层,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和怜悯。但很多人在革命恐怖主义的情况下被处决、被伤害。抽象的同情与具体的冷漠之间存在深刻的反讽。由此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无论是爱乡、爱国,是否都应该重新追问一下,我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来谈爱乡和爱国?比如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对湖南有很强烈的批评。我经常批评湖南人特别自恋,有时回到湖南老家和朋友们聊天,他们经常说到韩国起源于湖南,甚至日耳曼民族起源于湖南,把儒家与民主主义结合,很受欢迎。所以我经常批评他们怎么可以用这种没有学理,特别奇思怪想的方式来论证湖南在现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一个家乡,对一个省份,对一个地方的认同,其中一定要有反思和批评的向度。批评并非意味着没有认同感,没有情感。我提倡的认同属于第二种忠诚。如果对一个国家有理性的反思,不是简单的谩骂或者是简单地为反对而反对,这其实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

谈到这个,我就想起很多年前看香港拍的杰出华人系列电视节目,有一期采访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对中国的文化和情感几乎鲜有人能够超乎他之上,他的生活世界环绕的都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有时也触及对当下中国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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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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