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庆典与政治——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史事钩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20-04-27 1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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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  

   摘    要: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以国家的名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并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令全国各地一体遵行。重庆率先成立“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并于9月3日在较场口举行盛大的胜利庆典。上海随即成立“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筹委会办事处,具体负责上海市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后因盟军、国军及上海市行政负责人于胜利日尚未抵沪,上海的“祝胜”大典遂推迟到10月10日与双十节合并举办。庆典在跑马厅举行,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统一之后首度举办的全市性“祝胜”大典,也是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在上海举办的旷世盛典。然而,人民衷心期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局并没有在战后出现,由这种欢欣、憧憬与渴望汇聚起来的人心与民气,很快就在内战的烽火和生存的煎熬中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殆尽,最后转化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和足以冲决一切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愤怒和力量,中国历史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关键词: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庆典; 政治; 上海; 国民政府; 重庆;

  

   1945 年8 月15 日上午7 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 日本无条件投降!1在历尽史上最艰难最黑暗的岁月之后终于从日本人控制的“牢城”中解放出来,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顷刻之间变成了狂欢之海。

   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着队向他们的英雄们致意。港口复苏了。当飞机在头上盘旋时,汽船拉起了响笛,烟花爆竹与咆哮的引擎共鸣,所有的人都奔来看新到的部队。日本人输了。他们知道这个,也表现得不错。他们的士兵默默地站在岗位上配合维持秩序。

   他们的四周是胜利的中国,仅在日本大使馆上面还飘扬着“太阳旗”。渐渐地,日本人和士兵们从街景中消失了。他们的商店关门了。日本人不见了。他们的大使馆关闭了。他们会滚蛋: 日本人滚回日本! 美国青年、英国青年、上海姑娘们,加油吧! 他们在加油。每一家夜总会都客满。生活从天亮开始,永不衰落。谁在乎军队管制? 战争已经胜利了。保卫和平! 对任何一个世纪来说,两场世界大战已经太多。

   美国、英国、中国、俄国这每四种旗帜中都有一面在窗户或房顶上飘扬。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牢房的门打开了。城里到处建了牌楼。到处是蒋介石威武的委员长画像。飞机飞行在上海的上空,这银色的大乌能预示灾难,此刻它们象征着和平。美国人来了。旅馆里充满了忙碌的生机和欢乐。1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艰难胜利,为了庆祝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胜利,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 即9 月3 日) 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并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令全国各地一体遵行。上海随即成立“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戈登路( 今江宁路) 65 号设立筹委会办事处,具体负责上海市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后因盟军、国军及上海市行政负责人于胜利日尚未抵沪,上海的“祝胜”大典遂改到10 月10 日与双十节合并举办。庆典在跑马厅举行,场面与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统一之后首度举办的全市性“祝胜”大典,也是上海市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举办的旷世盛典。本文即以上海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对这一盛典的筹备、举办的具体过程略作钩沉,并藉此讨论庆典与政治之关系。

  

   一民间自发的欢庆狂潮

  

   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用语: “天亮”,指代抗战的最后胜利。但这个代用语的流行反衬的却是上海在那段水剩山残的“惊心”岁月里的严酷现实。傅葆石在他那本出色的著作《灰色上海》中曾对这个现实做过精当的分析:

   由于政治压迫和物资匮乏,上海被拖入了“黑暗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无尽的恐惧、贫穷、不确定和痛苦。在日据的45 个月里,上海变成了真正的地狱。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完全失控,囤积和黑市交易繁荣; 大规模的失业伴随着饥饿的蔓延,生存的焦虑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幸存者写道,“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1942 年夏天是三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气温高达103 华氏度) ,高温造成了伤寒症和霍乱的流行,从这时开始上海被无法控制的物价上涨所折磨。与此时相比,孤岛时期的经济困难看上去微不足道。以1936 年为参照点,日用品价格指数表明了一个反差巨大的跳跃,从1941 年12 月的1 500 元到1942 年6 月的2 910 元,再到1944 年7 月的400 000 元,再到1945 年8 月上海解放时的660 000 元。到占领结束前夕,要花10 000 元洗一个热水澡,花8 000 元看一场京剧,但这都是“奢侈的事情”,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1944年和1945 年,根据统计,粮价分别是战前价格的600 和65 000 倍。2

   在日军的占领和统治之下,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变成了“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被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所取代。外侨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监狱,“敌国及敌性国”侨民被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被集结到隔离区,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 白俄、红俄,还有俄国犹太人) ,以及一些亚洲人( 印度人、菲律宾人等) 。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3。所以,当胜利终于来临,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尽情宣泄八年来饱受的屈辱、苦难与冤抑! 从5 月8 日德国战败投降到8 月10 日日本乞降,从8 月15 日上午7 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 月2 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再到9 月9 日日军在南京向中国投降,这些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迈向最后胜利的每一个历史性时间节点,都曾激荡出民间自发的如山洪暴发般澎湃的欢庆狂潮。

   1945 年5 月2 日,苏联红军突入柏林,希特勒自杀。8 日,德军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以德军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消息传来,世界各地人民举行狂热庆祝,人们齐集街头歌唱、跳舞、狂奔,以各种能够想到的形式欢庆胜利,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华盛顿等地的庆胜场面尤为热烈。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盟国军官,庆祝欧战胜利。这一天,沦陷区的上海自然也是一派欢庆气氛。德国无条件投降,同时意味着苏联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当天夜晚更成了上海俄侨的“狂欢之夜”。陶菊隐在《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一书中写道:

   5 月8 日这一天,上海人民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南京路上,霞飞路上,人上堆人,灯火一片; 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此时上海未圈禁的外侨,只有白俄和无国籍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挽臂游行,有的当街跳舞,人人精神焕发,个个笑逐颜开。什么灯火管制,什么防空演习,都不在上海人的眼下了。日本宪兵也都蜷伏在巢穴里不敢露面了。

   霞飞路金神父路一带本是白俄集中的小天地,当天晚上,他们从家里走出来,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跳起华尔兹舞来,有的则醉酒高歌,不知唱的是什么怪曲子,而马路对面就是国泰大戏院和驻沪日军的最高司令部。马路上拥挤不堪,连日本侵略者的军用卡车也通不过,而站在路旁的日本哨兵,却呆若木鸡,对此不敢过问。1

   虽然欧洲战场结束,“战争只结束一半”,亚洲战场仍激战正酣,但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盟军开始集中力量“与日本作战”,所有关心战局的人都已心知肚明,日本的失败已为时不远。此后,盟军空军不断将炸弹带到日军盘踞的汉口、南京、上海、广州及各交通线,向沦陷区人民宣告: “天快亮了”! 对上海而言,美国B-29 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的频繁出现,黄浦路2 号的苏联领事馆外沿外滩悬挂的展示欧洲战况的地图,都在强烈预示战局的逆转。随着战事的推进,上海街头各种来路的小道纷传:“美国军队要登陆杭州湾”,“我们的军队已在进攻了”,“日本人准备退出中国”……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却如同“黑暗世界”的一束光芒,点亮了沦陷区人心中的希望2。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战局愈不利就愈疯狂。尽管美军已将战线推进到日本本土,但被狂热军头宰制的日本却仍在“从根基开始动员”,实施所谓“一亿玉碎”的自杀式“本土决战”计划。美国8 月6 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军事形势已四面楚歌,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8 月10 日,极度惶乱的东京终于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国领袖于1945 年7 月26 日在波斯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的条款”。当天17 点35 分重庆盟军总部获悉此讯,随即向中国方面通报。日本乞降,预示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这个消息透过电波和各种“号外”迅速传遍全国,传遍世界。全世界亲历过战争荼毒和洗礼的人民,尤其是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莫不热血沸腾地欢呼胜利,以连夕的狂欢庆祝这个“庄严而光荣的历史时刻”。舒宗侨在战后不久推出的一本画史中,非常恰当地把这一天世界各地自发的庆祝称作“全世界狂欢”。中国抗战最早,被难最深重,牺牲最惨烈,因此更是举国若狂,欢歌达旦:

   日本乞降的消息像电一般传遍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从地面到天空,从后方到前线,从各国自由区到沦陷区,从一国的当局到一般的人民,从老年壮年到年轻的孩子,无不为这一消息震动得欢喜发狂。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在下午6 时许得到这一消息,立刻全市一百万人发生大骚动,爆竹声、号外声、锣鼓声、广播声和全重庆人的欢呼声响成一片。跳舞厅的音乐队搬到街上演奏,无组织的火炬游行开始在各街头出现,美国兵在各个角落受着热烈的欢呼,一辆吉普车上集着二三十个中国孩子,高叫“顶好,顶好,顶顶好”,商店将商品免费供给市民,都邮街、上清寺、小什子变成人海,人们只有笑、闹、狂呼,不再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十九都是严肃的,但在这一天晚上,他们也应用了从西方学来的礼节“接吻”,男的与女的,老的与少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他们彼此握着一双汗手,抱住在街上与屋里团团转,把孩子举到空中,这种狂热、兴奋、喜乐的情形,是中国立国五千年来所没有的。

   胜利的捷报,任何人不能自私,消息很快地传到西安、成都、昆明、贵阳、韶关、铅山、兰州以及各战场,所引起的狂热情形,一如战都重庆。尤其是昆明和成都有美国军队的地方,情形更是疯狂,昆明南屏街的热闹情形,造成美国兵到昆明后热闹的最高峰。

   在沦陷区中,上海首先得到消息,十月晚间各国人士已在欢喜得发狂,他们不再怕日本人,甚至打起日本人来。其他在全世界各大城市与战场,皆为日本的投降而狂欢,其热烈的程度,实超过重庆。在纽约大广场上数十万人集在一起,会合成一片“人蚁”,—面拿着酒瓶,一面跳着蹦着唱歌,与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拥着跳舞和接吻。军人成为宠儿,被群众举到天空,中国军官在伦敦被抬在肩上游行。在战场上,官与兵,不再分将军与下士,相互抱住跳舞、高歌,庆祝人类已重新由法西斯魔鬼手上获得解放。1

陪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在广播这一喜讯时,因感情激越,兴奋逾恒,几于不能吐辞。辞毕,告听众说: “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收音机里顿时传来爆竹声、锣鼓声、盟友的“顶好”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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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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