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 :苍凉的黄昏——陈旭麓先生最后十年的学与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20: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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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  

  

   文革结束的时候,陈旭麓先生已58岁,开始“渐入老境”。胡适在一篇题为《不老》的文章中曾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旭麓先生则不然,他六十岁以后,“知识的摄取力”和“思想的构成力”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正是从六十岁以后开始的。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并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都是在“老境侵夺”的日暮黄昏中完成的,无论是对中国学术界还是对先生个人而言,这也许都可以算是一种幸运,但这种幸运之中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先生那一代学人命运的苍凉。

  

  

   在当代史家中,先生是那种才、学、识兼具的出类拔萃者。早在1942年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已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初中本国史》,同年又在一家文史专刊上发表了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深得文史前辈谢六逸等先生的器识。1946年先生随大夏大学“复员”到上海后,先生蒿目时艰,以一个“自由分子”的情感和理性,把积年所学和忧思化作对时局的针砭和对国运的洞见,在《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一系列论理条达、笔锋犀利的时论,在当年中国的言论中心上海证明了自己的存在。1949年以后,先生渐渐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并具体落实到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个中缘因,先生后来曾在一本论集的《自序》中写道: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40、50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

   在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先生在史学的许多领域,尤其是近代史、民国史研究都曾留下自己深刻的印迹:他是新中国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第一篇研究宋教仁、邹容、陈天华论文的作者;他参与主编的4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他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大都见称于学界;他发表的数十篇论文更不乏凝练旨深的文字,譬如他在1964年《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一文,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19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联系到那时整体的学术环境,应当说,先生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但与先生的才华和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30岁到60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有才华的学者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悲哀地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

   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时间过去了,却难以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呢!更可悲的是,先生的“尴尬”,远不只是他个人的“尴尬”,也不只是那时近代史研究的“尴尬”,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那时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整体现状。

   先生真正的学术创造是在文革岁月终结之后。作为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先生曾以“大史震”比拟“文化大革命”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时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它震惊了整个世界,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反思中,先生的学术与思想一步步地逼近一生中的巅峰状态。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先生的一家之说,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这可以从先生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695条警句断想中,1978年29条,1980年44条,1985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100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先生先后赴北京、合肥、南京、广州等地参加了十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军事与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层出,每一次专题演讲都激起巨大的回响!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且不论先生论著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100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先生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但是,先生学术成果之多并不只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先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极具影响力的著述,绝大多数也都是这十年中完成的。

   其实,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他说:“刘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先生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先生有时也把“史识”称为“眼识”或“通识”。无论“史识”、“眼识”,还是“通识”,说到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到“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内涵的流变及“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内涵的界定、“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先生那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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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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