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运: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3 1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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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运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力量之源,也是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石。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加,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我国的力度加大以及“三股势力”有所抬头,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带来了严峻挑战。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着眼于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改善民生与凝聚民心相结合,使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使一体多元的格局更加完善,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更加牢固。

   关 键 词: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意识/着眼点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口述史的红旗渠精神生成逻辑与当代价值研究”(18AKS019);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CPBN实践教学模式研究”(2017SJGLX044)。

  

   千百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的中华大地上,在共同抵御外敌、捍卫祖国统一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政治信仰等共同因素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潜在的、自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这种意识慢慢地从潜在、自发变为显性和自觉,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各民族普遍认同的统称和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是对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加,但也面临着不少严峻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化解各种消极因素,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石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疆域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统一的迫切需要。

   1.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的根本纽带

   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一个主权国家各民族的共同政治价值取向。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讲,如果缺乏牢固的统一的身份意识,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必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很难有什么大作为。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社会要是没有共同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①。显然,有没有共同的信仰或意识关乎一个国家的兴盛衰亡。以苏联为例。1922年以来,苏联逐渐形成了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这种联邦制只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就像一个钢筋架子,看似牢固但缺少水泥的浇铸。列宁明确指出,这种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斯大林则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其中,“共同心理素质”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共同体意识。遗憾的是,斯大林及其后继领导人没有切实面对苏联存在着的各种类型的民族问题,更没有找到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道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国家认同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础。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赫鲁晓夫甚至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现在看来,这种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建立,共同体意识也没有真正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意识形态方面出现混乱,这种所谓的认同感就迅速土崩瓦解。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言,民族关系“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③。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苏联一分为十五。其他东欧国家像南斯拉夫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纷纷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

   与苏联等东欧国家不同,美国把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联结国家的根本纽带,成为通过建构共同体意识获得国家认同比较典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由不同语言、血缘关系和风俗习惯的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大小族群达1500多个。所以,美国的民族认同既不是通过语言文化,也不是通过经济和地域,而是通过思想。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人没有一个共同的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地域,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他们所有的共同的东西只有思想”④,也只有思想才能使美国人团结一致。美国学者汉斯·库恩曾经指出,“一般认为构成一个单独民族的那些要素,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的领土都不存在,联结这个新国家的,同时也是把这个新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纽带不是建立在通常的民族构成要素——语言、文化传统、历史领土和共同祖先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理念之上”⑤。可见,如此众多的族群并没有导致美国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十分注重强化“美国化”的过程。他们从独立战争开始,就以民族解放和独立为口号,以所谓良善政治制度为共识性基础,不断累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社会和政治资本,从而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所有族群融合在一起,建构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培养、巩固全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何其重要。

   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沉淀

   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信息数据化的不断发展,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加剧了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民族认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冲突理论中指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文明冲突,将是21世纪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不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

   从遥远的古代起,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就共同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秦统一六国开始,我国就被定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见,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早就具有了民族意识。虽然这种民族意识在封建社会并不能成为自觉,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为中华正统,都把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自从中国步入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无论朝代怎么更替,即使少数民族领袖取得政权,依然延续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中央为最高领导中心的王朝政权。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书同文,车同轨”;从“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到取消“华夷中外之分”,总的方向是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汇聚成为统一稳固的中华民族。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追求国家统一始终是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寄托,也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

   鸦片战争以后,各族人民奋勇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同时,坚决抵制在外国势力扶持下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制造的分裂行径,共同保卫了祖国边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更加凸显,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统称和归属,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大家庭。

   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御外侮和经济交往交流中得以增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百年屈辱抗争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就史。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打着所谓“帮助蒙古族独立自治”“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在西北建立大回回国”等旗号,挑拨我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阴谋,我国各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与汉族群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各族群众的共同体意识。正如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民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被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⑦在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和并肩作战的革命情谊,加速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强化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融合发展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之间开展密切的经济交往,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也形成了相互补充的经济利益格局。在我国古代,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生活在推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进程、促进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认同的形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逐渐紧密,农耕经济地区缺乏牲畜、奶制品,而游牧经济地区缺乏丝织品、茶叶。在学习农耕生产和加强经济交往的过程中,游牧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不断增强,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商业贸易活动和经济交流取代了各民族之间争夺资源的战争。自西汉时期开始,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桥梁,成为我国各民族融合发展的经济纽带,也打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民族走廊。比如,作为古丝绸之路主要线路之一的茶马古道,在促进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唐朝“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⑧,到清朝“边销茶”“蛮装茶”的贸易活动,有效推动了中原人民与边疆民族的经济交流,以及各民族群众在茶马古道沿线的城镇化聚居。在商品互通有无基础上,各民族文化和习惯融合发展,形成了茶马古道沿线和谐共生的多民族文化格局,大大增强了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预见,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更加便捷,各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多,培养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各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等随之出现深刻变化。西方反华势力分化我国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的行为时有发生。“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制造恐怖活动,破坏民族团结,等等,都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的巩固带来了严峻挑战。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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