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5 次 更新时间:2020-03-14 10: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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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所谓“国际法”本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之间形成的行为规则。对任何一个身属欧洲之外的政治体的智识人来说,产生如下问题都在所难免:何以欧洲国家之间的秩序规则会成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原则。对于承负着在两千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中华秩序”原则的中国学人来说,这个问题尤其无法挥之而去。

   更让如今的中国学人无法挥之而去的问题是:何以美国持有一套特立独行的“国际法”规则,既能“干涉全球事务”又能拒斥域外政治体对美国事务的干涉?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问题的确让人困惑。

   要搞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到早已经被学界遗忘了的“门罗主义”。施米特在1950年发表的《大地的法》如今已经成为研究全球化过程的经典著作,他在书中写道:

   伴随西半球界线的兴起,欧洲中心主义界线的世界图景正在被一个新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界线所取代。这个新界线的国际公法史始于1823年12月发表的被称为“门罗主义”的宣言。[1]

   施米特从国际法史的角度对门罗主义的历史嬗变的剖析,迄今被学界视为无人出其右。[2]其实,《大地的法》中有关门罗主义的基本论题,在二战之前已经成型,文本例证即施米特在1939年4月所作的题为“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的学术报告。两年后(1941),这篇学术报告以《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不仅如此,《大地的法》也不是施米特探究全球化进程的最后著作。1963年,施米特发表了《游击队理论》。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施米特在这里发展甚至修改了他对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观察,尤其是改变了对门罗主义的历史评价。在笔者看来,施米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与美国在西半球的崛起相比,新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对形成正义的国际法秩序原则即多元的大空间秩序原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门罗主义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按照施米特在1939年4月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描述,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诞生于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均势原则,即以领土性民族国家的主权为基础的大国制衡机制,其具体体现即规范和约束欧洲国际战争的法规。

   从1648年到1914年,欧洲各国秉承的国际法带来了怎样的和平?这些主权国家都宣称自己能够有权按照自己的主权决定来发动战争,那么,这些国家之间如何维持和平和国际法秩序呢?毫无疑问,导致这些主权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因,并非因为真正的和平,而是持续存在的战争。这种和平仅仅是“不发动战争”。[3]

   16世纪以降,因应西欧各王国的“地理大发现”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扩张,欧洲大国之间还发展出一种所谓amity lines[友好线]原则。这个原则的含义是,在基督教欧洲范围内,国家间的战争属于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方式,但在基督教欧洲之外的地区,西欧各王国则相互友好,利益分沾,不可相互打斗。

   旧的欧洲中心的国际法体系的根基在于,以正当的国家秩序为基础,欧洲的国家空间在国际法之中具有不同的等差秩序,这种旧国际法体系在非欧洲的空间里实现和平,实现自由欧洲的扩张。非欧洲空间没有主人,也是未开化或者半开化之地,是待殖民的区域,欧洲的政治权力攫取的对象,而这些欧洲力量通过占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之后将成为帝国。(《秩序》,页141)

   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个阶段,是西欧各王国对欧洲以外新发现的地缘空间的自由占有,形成各自的“利益划分区域”。对欧洲以外的全球地缘空间中的政治体来说,这是赤裸裸的帝国式强力扩张:最初是对尚未开发的不毛之地的政治占有,随后是凭靠武力对亚洲国家宣称有自由通商的法权。“友好线”原则无异于划分了两个世界区域,而两个区域都有国际性战争,但欧洲国际法在两个区域有不同的用法,即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长达20年的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时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表明,欧洲的国际法仍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性质。接下来,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足以表明,“从形式上看,国际法不再是欧洲-基督教的国际法”,全球化进程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第一,美国总统门罗(1758-1831)在1823年12月发表的宣言(史称“门罗主义”)“第一次冲击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第二,1856年,“土耳其被接纳进基督教的民族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秩序》,页140)。

   相比之下,美国的“门罗宣言”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英国允许土耳其加入欧洲共同体与英国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让日本成为“第二个非欧洲帝国”,不过是增加了欧洲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让它们进入“友好线”有资格参与欧洲式大国扩张的自由竞争。与此不同,

   1823年的门罗宣言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禁止外部干涉的大空间。同样重要的是,门罗宣言代表了欧洲殖民化进程中遭遇的第一个封闭性的大面积区域。随着门罗主义出现了第一个非欧洲的帝国。(《秩序》,页145)

   “门罗主义”的原初要义是三项宣称:欧洲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未来殖民的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这听起来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门罗宣言”表明新生的美国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势力范围。因为,不准欧洲大国染指的不仅是美国本土,而且包括整个美洲:只有美国有权干涉美洲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是美洲的家长。[4]

   尽管如此,宣布独立建国的美国的主人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虽然切断了与大英帝国的从属关系,仍然是基督教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因此,“门罗主义”让美国既从属于欧洲国际法体系,又打破了欧洲国际法的“欧洲中心主义”,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国际法原则:

   在这一世纪转折点上,门罗主义是抵御某种外部空间势力干涉他国事务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某种扩张空间的进攻性帝国主义原则……门罗主义从一种不干涉和抵御外部空间势力干涉的原则,变成美国以帝国主义方式干涉美洲其他国家的一种托词。(《秩序》,页100)

   如今美国的政治史学家也承认,“门罗宣言”使“美国伪善地行动,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亦在美洲大陆扩张,同时却以高尚的话语描述其动机”。

   例如,1845年,记者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呼吁美国入侵墨西哥,辩称这是“夭定命运赋予的权力,以开疆拓土而且占领整个大陆。为了行使自由权利和联邦自治,上帝将其赋予我们。其地面应该是整个半球,其屋顶是群星闪耀的苍穹,其圣会(congregation)是由亿万之众组成的共和国联盟,并受制于上帝平等的自然法和道德法”。[5]

   直到差不多200年后的2013年11月,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今天的美洲国家是平等伙伴,美国不再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鉴于美国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是否如此是另一回事情。从晚近的委瑞内拉事件来看,美国对俄国的作为的确莫可奈何,但这并非因为美国自愿放弃门罗主义,而是因为瘦身后的俄罗斯有能力以门罗主义对付门罗主义。

  

   二、门罗主义的世界政治史含义

  

   在施米特看来,“门罗宣言”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由此成了美利坚帝国,它凭靠自己的国家武装力量建立起一种排他性的禁止域外势力干涉的Gro?raumordnung[大空间秩序]。

   1823年,美国第一次提出门罗主义,直到今天,这仍是“大空间”原则在当代国际法历史中最成功的例子。对我们而言,这是独一无二、非常重要的“先例”。(《秩序》,页95)

   “门罗宣言”实际上是美国对1815年形成的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美洲事务作出的坚决反应。因此,施米特指出,“真正原初的门罗主义”代表着一个历史进步的政治正当性原则,即反对君主制的王权政制的合法性,而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恰恰基于君主制的神圣正当性——维也纳协议是其最后的表现。如果基督教欧洲的君主制列强有干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民主革命的合法性,那么,从逻辑上讲,它们也有“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进程”的合法性。

   美洲大陆的人民认为自身不再是外国政治强力的臣民,也不希望成为外国殖民的对象。这便是门罗主义所宣称的“自由和独立的姿态”,这种骄傲直接针对欧洲君主制的“政治体系”。美洲大陆的人民并不希望介入这种欧洲“体系”,根本上说,这违背了他们自身的意愿:他们拒绝接受来自于欧洲体系的任何“干涉”和权力转移。(《秩序》,页103)

   我们作为中国人自然会钦慕这种美国精神,因为,一百多年来,屡屡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致力追求的正是这种“自由和独立的姿态”。奇妙的是,“门罗宣言”之后,美国将自己的国家权力转向亚洲并干涉亚洲的政治空间:1844年7月,美国趁鸦片战争之机派自己的东印度洋舰队进抵广东沿海,在澳门望厦村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分得与英国同等的靠武力获得的权利,某些方面甚至还享有比英国更多的权利(如更大的领事裁判权范围)。

   欧洲大国(英法两国)主导的鸦片战争不仅欺凌中国的主权,也打破了有悠久历史的东亚文明秩序:1846年,美国派遣海军准将贝特尔(James Biddle)率舰队进抵日本试图开设通商渠道未果,7年后(1853年),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C. Perry)率舰队再抵日本,以武力迫使日本于次年签订《美日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美国本来企望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有《望厦条约》那样的条件,但除了最惠国待遇外,其他条件均未得到满足。1858年7月,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美国迫使日本重新签订《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获得了5年前未曾得到的所有各项权利。[6]

   发人深省的是,日本凭靠仿效西方列强成了东亚空间的欧洲式帝国后,美国竟然教唆日本在东亚推行“门罗主义”,前提是必须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分沾”:

   倘若俄国是英国的敌人,人们就不至对日本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提出异议。早在1905年,据称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鼓励日本枢密顾问金子间太郎将门罗主义转用于亚洲。罗斯福当时的出发点显然是下述观念,门罗主义之转用只是意味着从经济上为美国资本开放东亚,可见,这是将英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的方法转用于亚洲,尤其转用于中国。因此,具有这种目的和内容的东亚门罗主义不是别的,而只是英美资本进行剥削而开放中国,即将中国变成美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斗争》,页398)

   施米特并没有忘记指出,英美资本主义在中国谋求利益与日本觊觎中国东北乃至“改变、重组中国的要求”有着本质差别。“门罗宣言”之后的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行为表明,美国一方面切割了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仍享有基督教欧洲的君主制王权国家间的“友好线”待遇。然而,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夺取西班牙在南亚的殖民地菲律宾,实际上打破了欧洲大国间的“友好线”。

1899年9月,美国政府针对列强在中国的行为提出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权利宣称。我们值得意识到,由英籍中国海关雇员希普斯利帮忙制定的“门户开放”声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5年、山东教案之后2年出笼的,它体现了正在崛起的美国对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并分沾地缘战略利益的强烈意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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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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