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1 次 更新时间:2019-12-03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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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内容提要】特朗普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变,人们正在普遍关注"特朗普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特朗普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在美国历史上不乏身影,但"特朗普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不重视盟友和希望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由此引发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前途的担忧。与美国政策界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美国学术界的讨论倾向于将盟友体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脱钩。从理论上说,一个没有盟友的亚太新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支撑结盟的无政府状态早已转向了等级制。而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在无政府(市场)和等级制之间,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化的治理方式。而这一形态不仅将重塑国际秩序,也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新的空间和方式。


【关键词】美国同盟体系;美国外交政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价值链;“特朗普主义”


美国总统曾被称作帝王式总统。就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影响而言,特朗普总统似乎正在行使帝王般的权力,全面颠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对外政策。人们给特朗普贴上了许多标签,其中最为显著的标签是“商人”,认为特朗普是非理性的,缺少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所具备的政治品格。尽管大多数人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但似乎并不愿意将商人与政治家画等号,而且均认为商人的治国能力明显不如政治家。但从美国目前的政策进展来看,特朗普却是美国总统中更加愿意兑现竞选承诺的一位总统,他表现出少有的言行一致。由于缺乏对特朗普的准确认知,全世界都在猜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传统的美国。


就对外关系而言,美国传统上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是盟友体系,而特朗普引人关注的言论之一却是非常不重视盟友的作用。因此,人们普遍关心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对美国盟友体系的冲击究竟会有多严重。从研究对外政策的学术文献看,特朗普个人层面的影响只是因素之一,更为重要的影响似乎是国际结构、力量对比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因此,有必要区分特朗普本人以及在美国对外政策运行中的“特朗普主义”,后者的内涵更为丰富,甚至具有政治哲学的色彩。由此,对特朗普的认知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商人”的层面,而是要深入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理论思想渊源中被遗忘的一些信条。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学术界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反思了美国传统的同盟关系,特别是支撑同盟关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在特朗普屡次发表言论挑战盟友不可动摇这一铁律之后,美国的盟友实际上不得不增强自主性,加大防卫支出。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美国的盟友要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坚持维护美国领导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学术界在讨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外部挑战时,没有将盟友视作挑战的来源,而是将传统盟友秩序之外或者部分之外的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最大的挑战。但是,美国学术界的讨论和认知,与特朗普同时将盟友和中俄两国视作战略挑战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这种分歧,有学者将原因之一归于特朗普不懂国际政治,有人声称特朗普不懂结盟。


但从理论层面看,这种归因过于简单,因为联盟的形成和瓦解、联盟对经济增长和安全的贡献,以及联盟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均是十分复杂的,学术界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客观上也为特朗普的言论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支撑。特朗普多次批评美国盟友“搭便车”,要求美国的盟友增加军费开支。显然,如果这种言论在美国国内有支持者,那么特朗普将继续利用此话题赢得选票。从特朗普的角度看,挑战传统盟友关系的合理性不仅在于竞选的需要,也在于借此重振美国。但从美国选民的角度看,美国的同盟可能确实没有满足当下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由此,需要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准确评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同盟体系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此外,从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看,中国崛起的动力之一来自地区生产网络,因此,对中美关系的解读也要有超越西方语境的意识。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从过去的等级制转向更加扁平化的网络结构。


一、联盟转型与特朗普政府盟友政策的争论


(一)联盟转型的概念及其分类


随着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三个时代转变,“联盟转型”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分析美国对外政策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左希迎认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其对盟友的承诺存在较大难题。美国采取美日同盟再平衡、构建网络化的亚太同盟以及实施双重保障等措施确保联盟转型。凌胜利认为,美国亚太同盟也在经历明显的转型,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等。受到中美力量对比的影响,美国亚太同盟的未来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的四大趋势。还有一种观点从经贸关系出发,分析美国盟友转型的动力。郭锐和凌胜利等学者认为,在美国的东亚联盟中,盟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变迁、经贸关系的拓展、对外援助的变化以及贸易摩擦的增多都有力地推动了联盟转型。而且,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已基本实现转型,美菲和美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也将推动联盟的调整与变革。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崔荣伟在《联盟转型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文中认为,并非经济动因促使联盟转型,其因果关系恰好是颠倒的,美韩同盟转型的需要促使美韩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从上述中文文献来看,在联盟转型的动力、因果机制以及结果几个方面,中国学术界均有不同的意见。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表述“联盟转型”时,中国学者使用的英文译法有较大的差别。如凌胜利在不同的文章中曾使用过“美国联盟的转移”(A Shifting American Alliance)以及“联盟转型”(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来表述中文的“联盟转型”。笔者通过考察英文文献发现,最为常用的表述是“联盟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而且英文文献对此的研究远早于中国学界。例如,1965年,兰德公司苏联问题专家赫伯特·迪纳斯坦(Herbert S. Dinerstein)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刊发《联盟体系的转型》一文,提出,20世纪60年代的联盟与历史上的联盟存在三个不同之处:一是政治目标已取代军事目标;二是相对实力和参与国的数量已发生重大变化;三是意识形态已成为主要因素。迪纳斯坦还进一步分析了苏联联盟体系的三个特点:一是旨在实现普遍性的支离破碎的体系;二是被划分为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两种国家;三是成员国之间拥有领土和经济主张。


第二种用法是“联盟转型”(Alliance Transition)。例如,崔荣伟在《联盟转型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文的英文标题和英文摘要中使用了这一表述。还有,袁伟华和田光强的《权力转移、战略依赖与联盟转型》一文也使用了这一表述。但从英文文献看,国际关系学科中经常使用的是“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1991年,韩国学者金宇尚(Woosang Kim)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联盟转移与大国战争》一文。金宇尚认为,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过于集中分析单个国家的权力对比,如果增加一个联盟的变量,则可以更好地预测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对现状不满意的挑战国如得到盟友的支持,那么更有可能对主导国发动战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文对联盟的定义比较宽泛,也包括那些并没有签订正式双边条约但拥有共同价值观(比如共同的盟友)的国家。按照该文的定义,所谓“联盟转移”指的是,如果考虑到盟国的支持,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交接也没有发生,那么它就被编码为零。如果得到盟国的支持,并且权力转移已经发生,则该变量被衡量为两个大国在每20年期间平均调整后的国家实力得分之比。根据该文的结论,在理解战争方面,联盟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衡量一个霸权国家的能力,还要根据其所拥有的联盟数量。一个处于衰落状态的霸权国家往往会形成联盟,因而即便两个国家的权力对比已经明显转变,但真正的权力转移要晚一些才会发生。总体而言,中国学者比较认同韩国学者得出的这个结论,美国霸权与美国的同盟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权势的下降将更快。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文语境中,将“transition”翻译为“过渡”。但从90年代后期起,便更正式地使用“转型”进行表述。按照“华盛顿共识”对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判断,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用十年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因此,这个“转型”的含义是比较短期的,通过某种战略或者政策,可以比较快地从旧阵营换到新阵营,也可以说是一种转移。在更一般的含义上说,这也接近于历史上联盟的状态,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联盟对象是经常变化的。而“transformation”所指的“转型”体现出一种更长期、更宏大的结构性变化。对于这种含义,比较好的一个参考文本是《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的表述。笔者更加倾向于使用结构性意义上的“转型”,即美国当前的盟友体系正在经历的变化,不是一个短期的而是长期和深远的变革,并且在动力机制上将更加凸显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特朗普政府的特点,这是目前已有文献还未进行系统分析的领域;二是从国际秩序变化的角度加以衡量,而不仅仅集中在美国、中国或者中美关系等层面。


(二)围绕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争论


从特朗普参与竞选美国总统开始,盟友就担心美国是否将继续维护盟友体系,这预示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美国盟友体系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的盟友承担的义务太少,在经费承担上欠缺更大。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特朗普有着非常连贯一致的世界观,其中很多观点在19世纪的美国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的这种世界观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在对待盟友的态度上,特朗普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有着特别的相似之处,反对扩大贸易,反对联盟,也反对建立北约。在特朗普看来,结盟的想法本身似乎是错误的。特朗普对美国同盟体系的轻蔑态度,引发了美国盟友的强烈担忧,盟友希望美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在美国精英阶层看来,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被盟友要求就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问题发表看法,美国是否仍将领导自己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盟友的这种担心愈演愈烈。特朗普似乎并没有扭转观念,听取传统阶层重视盟友的意见,仍然一意孤行,不仅要求盟友加大经费承担的力度,而且很多时候并未与盟友协商就单方面地调整了外交政策。特朗普执政之初,第一个提名的内阁成员是国防部长马蒂斯,此人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派的代表。2017年1月初,马蒂斯访问韩国和日本两国之后,舆论甚至认为特朗普对盟友的姿态超出了常规的预期,但很快美国的政策风向就起了变化。2017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之后,欧洲不能再“完全依赖”美国和英国,德国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年以后,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研究认为,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的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基本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放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自由主义理想的捍卫,而后者带给世界70多年的安全和繁荣。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更孤立、更不受尊重,在国内更弱,最终也更不安全。在短短的12个月,特朗普对美国的国内安全和国际地位造成了严重和持久的损害。


2018年12月,由于对特朗普决定从叙利亚撤军以及拒绝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合作等持不同意见,马蒂斯决定辞职。为此,《纽约时报》评论道,“马蒂斯的辞职信是特朗普政府内部针对总统拒绝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支撑美国安全的联盟关系,发出的最尖锐、最公开的抗议。并且,这也是自1980年万斯辞去国务卿一职以来,首位主要内阁成员因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离职”。马蒂斯的辞职信严重地刺激了美国的盟友。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认 为,马蒂斯是“特朗普政府中最后一个跨大西洋的强大纽带”,他的离职给欧洲敲响了警钟。法国前国防部官员弗朗索瓦·海斯堡(Francois Heisbourg)则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现在每个人都必须假设联盟体系已经不复存在。组织还在那里,条约还在那里,军队和装备还在那里,但是那个教堂的大祭司却不在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丹尼拉·施瓦泽尔(Daniela Schwarzer)警告欧洲,不能再假装美国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军事角色的看法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是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结构性变化。2019年2月底,马蒂斯正式离职。对此,美国《外交》杂志刊文指出,“我们所知道的《大西洋联盟》已经死了”,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赞同结盟理念,也无法恢复旧日的联盟。


除了撤军之外,特朗普在同盟关系上发表的最大胆的言论是威胁退出北约。在2018年夏季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提出美国考虑退出北约,因为军事联盟对美国意义不大,而只是美国的一种纯粹的消耗。在特朗普看来,盟友是“搭便车”的秘密竞争对手,西方联盟既过时又昂贵。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 Stavridis)表示,美国退出北约将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错误”。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A. Flournoy)则表示,美国退出北约将是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任何美国总统对美国利益所能做的最具破坏性的事情之一”。不过,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迪科·赞德(Dick Zandee)在2018年9月的一份简报中指出,美国对北约的政策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尽管特朗普批评北约,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却继续加大对欧洲安全的战略投入。从联盟的角度看,北约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如果俄罗斯继续反对北约,干预乌克兰,那么不管有没有特朗普,北约仍将继续运行。显然,荷兰的这种观点在马蒂斯离职之后变得不那么准确。虽然,历史上曾多次就北约的前景发生过争论,但这一次似乎真的是“狼来了”,因为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总统像特朗普那样质疑保卫欧洲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且,特朗普屈从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的世界角色,特别是对欧洲的承诺。


在当前一轮美欧盟友的意见分歧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欧洲愿不愿意承担更多的军费。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北约盟国加速增加军费开支,使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美国将仍支持北约。特朗普宣称,2018年,美国为北约盟国筹集了440亿美元的军费。据统计,2018年,美国承担了北约军费开支的70%,这一费用占当年美国总军费支出的3.4%。2014年,所有北约成员国同意到2024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是截至2019年3月,除美国外,只有希腊、英国、爱沙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6个国家的国防开支达到了2%或者更多的占比,北约大多数国家的军费开支占比在1%和1.99%之间。但在另一项指标——20%的国防开支用于购买和开发武器装备方面,2018年,北约有15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虽然欧洲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有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防务体系的说法也越来越流行。


欧洲盟友军事合作建设的步伐也在稳步推进。2017年12月,欧盟25国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从获取资源的角度看,该合作机制与北约构成竞争关系,但在能力建设上与北约是互补和互用的关系。有舆论认为,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防务共同体最为重要的进展。2018年3月底,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军事申根区”的行动计划,旨在提高欧盟的军事机动性,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成员的军事需求、确定适合军事运输的基础设施以及简化军事行动手续等。另外,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抗衡俄罗斯。2018年7月,在北约峰会上,盟友国家继续讨论了该议题,促成军队在欧盟国家内部的调动。


二、特朗普与“特朗普主义”


按照美国宪法,特朗普即使赢得2020年大选,其总统任期也不过是两届。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2019年初的一则评论中提出,“特朗普时代将持续30年”。该文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代表着国际历史新周期的开始,前两个阶段分别是1945—197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的“新自由主义时代”阶段。尽管,笔者未必同意这种欧美中心主义的国际历史观,但是的确认同文中的大胆推测,即特朗普现象绝非短期,特朗普所开启的西方社会新阶段将结束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可以说特朗普凭借独特的个人风格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现代选举政治的背景下,候选人的个性掩盖了问题取向甚至党派偏见,对选举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世界上其他21位民粹主义者相比,特朗普拥有分数最高的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外向感排名列第二,精神病感知分数列第三,而在随和性、责任感和情绪稳定性方面排名最低。在参加竞选的早期阶段,很多评论尽管注意到了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但没有一则评论下结论说这种风格可以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例如,早在2015年8月,《中国日报》中文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式竞选风格引人注目》的报道。据报道,特朗普认为即便自己说错话,民调也会上升。当时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25%,列共和党候选人第一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特朗普的个人风格的争论就从未停息过。2018年9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提及,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不适合亚洲人,因为特朗普可以在短短几小时内改变自己的观点。但这样一位不靠谱的总统怎么就赢得了美国的大选呢?尽管,目前仍难以得出具有共识性的结论,但在对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原因分析中,莫盛凯对相关数据的梳理表明,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白人选民、选举资格政策突变以及希拉里的“邮件门”的调查等因素均起了作用,导致人们对特朗普行为方式的判断多次发生偏差。


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美国舆论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特朗普是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成为美国总统,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并不符合共和党传统的政策主张,因此,共和党已经被改造成特朗普的党。例如,对2017年国会投票纪录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特朗普改变共和党还是共和党重新塑造特朗普这个问题上,答案是一半对一半。特朗普的影响力更大一些的领域主要涉及身份政治,但在国内经济议题上特朗普已经接受了传统的共和党的立场。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保守派和建制派共和党人是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共和党正在发生重组,从共和党传统的政策立场(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有限政府和道德绝对主义等)转向特朗普坚持的方向。不过,在2018年8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情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在众议院获胜的共和党候选人中,有53%的人并没有提到特朗普。另外,一份基于2018年芝加哥理事会调查的结果(调查时间为2018年7月)的分析表明,有53%的共和党人支持伊朗核协议,其中63%的非特朗普阵营的共和党人支持美国参与该协议。这意味着很多共和党成员并不同意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共和党可能会比特朗普做得更多。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不久,媒体即开始用“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形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但是,“特朗普主义”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各方面的说辞却是不同的。有学者指出,“特朗普主义”的特点是要双边甚至单边,少要多边甚至不要多边。2018年6月,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采访数位接近特朗普总统的美国高级官员之后,分层次概括了“特朗普主义”的最为准确的说法:一是“我们是美国,混蛋”;二是“持续动荡将为美国创造优势”;三是“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戈德堡认为,“特朗普主义”正在破坏西方同盟,造成美国的衰落,但是特朗普身边的人却认为,“特朗普主义”是一种反奥巴马主义,正在重塑美国实力。2018年7月,吉迪恩·拉赫曼将“特朗普主义”概括为四大支柱:一是经济至上;二是强调国家而非国际制度;三是西方国家由文化或者说是种族而非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绑定在一起;四是“势力范围”概念的复兴。2018年9月,赵明昊用“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ment)的概念概括“特朗普主义”,认为一方面特朗普的确从全球事务中抽身,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仍试图维护美国霸权,尽管特朗普公开质疑美国同盟和北约的重要性。也有人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概括为“维持没有盟友的帝国”。在维护美国霸权方面,特朗普并没有与传统决裂,但从手段上看,“特朗普主义”与传统的美国对外战略非常不同,后者基本上包括管理一个复杂的联盟体系,在全球各地建立基地,并通过联盟作战。


另一种观点则直接用“特朗普主义”(Trumpism)来表述特朗普在推进政策过程中体现的哲学思想。与通常概括美国某位总统的政策用“信条或者主义”(Doctrine)不同,在名字后面直接加上“主义”(ism)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将其提升到了哲学思想层面。2018年7月,美国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re)顾问马克·韦纳(Mark S. Weiner)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发表题为《特朗普主义和世界秩序的哲学》的专论。韦纳认为,指引特朗普的思想家是以批评现代自由主义出名的德国法学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按照施密特的理论,在国内层面,自由主义容易沦为利益集团博弈的机器,而在对外政策层面,如果某一国政府的政策立足于自由主义,那么很容易干预与自由价值观不符合的国家的事务。而且,自由主义热衷于对抽象规范的承诺,往往将竞争对手界定为绝对的敌人。施密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国的政策应基于政治认同。与自由主义基于法律界定国家主权不同,施密特主张由独特的文化传承界定国家主权。显然,施密特的出发点是某一种特定的地理区域以及在该地理区域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不像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具有普适性。因此,施密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基于地理和文化的“势力范围”。由此可见,特朗普的政策在思想上与施密特有密切的关系。比如,特朗普与普京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并没有将俄罗斯视作绝对敌人,而且也不重视传统盟友。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没有办法理解特朗普与普京有过5次会面,也没有办法解释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多次会面。


随着美国进入2020年大选的中期选举,舆论越发意识到“特朗普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加长期的现象。2018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主义如何超越特朗普》的长篇文章,指出,美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正在重新思考特朗普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价值,并打算利用特朗普崛起的势头,将共和党改造成右翼“工人党”。2018年11月,吉迪恩·拉赫曼一改以往用“特朗普+主义”来形容特朗普的政策,转而用“特朗普主义”分析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前景。拉赫曼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不会改变美国降低承担国际责任的趋势,尽管民主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但特朗普未必不能连任。目前,有很多国家欢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时提及印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波兰4个国家,而欧盟内部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府甚至视特朗普为一种激励。2019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与会者将“特朗普主义”进一步概括为“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其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美国的敌人是世界主义者;二是在移民的同化问题上,坚持基于文化距离的民族主义,即事先假定有些族群不能融入美国这个熔炉中。


近期,也有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家学者提及带有强烈特朗普个人色彩的美国对华政策。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Ross)在一次采访中,提出“特朗普特色的对华政策”。他认为,特朗普个人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具有特别影响力。而约瑟夫·奈则强调,美国遭遇的重大挑战是特朗普是否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特朗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位拒绝美国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统。


三、联盟体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脱钩?


盟友体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紧密相连,如果特朗普政府否定和放弃盟友体系,那么是否意味着自由国际秩序会完全消退?对于这一前景,目前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辩论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代表,他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旦产生,就变得能够独立于美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与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撰写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的观点有相似性,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的维持并不完全依赖于单一霸权。按照基欧汉的观点,中国崛起如果提供了美国当年供给的公共产品,那么国际制度也依然能够维持。而且,如果几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国际制度也能得以维持。不过,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比基欧汉更进一步的看法是,霸权的更替不仅仅是一种功能的替代,而且对秩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伊肯伯里看来,美国霸权是一种自由主义霸权和后帝国式的全球性权力,这种霸权建立的秩序具有开放性特征,通过制度体现对权力的克制以及兑现可信的承诺,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在一起,超越了均势、无政府状态或者帝国模式。不过,正如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指出的,伊肯伯里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冷战后美国秩序的持久性是否更多地与美国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的支持有关,而与美国式霸权的开放性无关。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表现看,德国和日本政府要比特朗普政府更加致力于捍卫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特朗普否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日本牵头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协定。


第二种观点则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被夸大的。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是,能否跳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框架,重新构造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新框架。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化,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秩序才真正地变为一种覆盖全球的秩序。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甚至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并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冷战秩序。现在通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始自1990年,之所以扩展到全球是因为美国单极霸权的结果。即便如此,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完全成为这一秩序的组成部分。在很多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开始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对美国两党的共识也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美国建制派看来,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国际主义构成严重挑战。


针对特朗普攻击盟友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策行为,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建制派)提倡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是,按照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的分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却是一个“错误的框架”。他认为,多数人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目的,仅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事情,随着美国霸权的建立,它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在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时,作为手段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需要加以变革。从理论上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有五个支柱:一是民主,二是建立在合法性权威基础上的等级制,三是制度绑定,四是经济相互依赖,五是政治趋同。这一框架的主要功能是分析盟友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擅长于分析秩序内部和没有被纳入秩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该理论不能较好地预测中国崛起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而且,如果分开来看,每个支柱都有替代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而非立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测。更为严重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框架缺乏对支柱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例如,对于赞成选择性参与的学者来说,美国的安全承诺与经济增长是一种正向关系。但是,对于新孤立主义者而言,这种转化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比例也不一致。目前,选择性参与的最好案例来自欧洲,但东亚并非如此。因此,如果美国海外的收益不能维持国内的繁荣,那么,这种秩序是否还应当是美国加以维护的目标就需要质疑。


按照格拉泽的分析,选择性参与和新孤立主义是美国战略大辩论的正反两方。新孤立主义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来自1997年尤金·高尔茨(Eugene Gholz)等人发表的《回家,美国:面对诱惑时的克制战略》和2014年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专著《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位作者均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特别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研究项目。尤金等人在1997年撰写的文章中,感谢了波森(Barry R. Posen)等学者的评论。早在1996年,波森等人即发表了《美国大战略的竞争性愿景》,该文提出了四种沿用至今的大战略分类方案:一是新孤立主义,二是选择性参与,三是合作安全,四是主导地位。显然,格拉泽针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讨论是建立在20年多前美国学术界的争论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特朗普执政之后做出的“退群”举动以及对美国盟友的否定,并非完全缺乏理论依据,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也部分地反映了美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中一派的观点,即美国的对外战略应该部分收缩和加以克制。事实上,一份评述美国战略大辩论进展的文献认为,“主张战略克制的学者数量急剧增加”。


与战略克制观点争锋相对的是选择性参与的大战略政策路径,代表性文献是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威廉姆·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于2016年合著出版的《美国在海外:21世纪美国的全球角色》一书。在这场辩论中,格拉泽没有引用的一篇文章是布鲁克斯、沃尔弗斯与伊肯伯里三人于2012年合著的《别回家,美国:反对缩减的理由》一文。众所周知,伊肯伯里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辩护者,而格拉泽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孤立主义提倡的“克制派”的观点。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特朗普主义”有比舆论描述更为深层次的学理基础,特朗普也许在无意中运用了这种策略,但“特朗普主义”排斥盟友和国际制度的做法得到了学界的一些回应。


关于美国的盟友体系是否真的有利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是否真正地促进了美国的繁荣,美国学术界的确存在不同的意见,这无疑是美国战略大辩论的核心所在。其他问题包括公共舆论、恐怖主义、石油、俄罗斯、中国、武器扩散(伊朗和朝鲜)、网络安全以及国际合作。在“克制派”看来,美国的盟友不仅“廉价搭车”(Cheap Riding),而且“推卸责任”。从特朗普政府的言行来看,这两点是“反对美国盟友最具政治意义的论据”。从根本上说,美国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在于,美国当前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大战略是否匹配。在这一点上,格拉泽的担忧不无道理,他认为,“联盟并没有增强经济开放,经济开放有时候降低了美国的安全”。但是,格拉泽在文中所引用的文献存在片面性。


实证分析表明,对于美国海外驻军是否有利于所驻国经济以及美国本土的经济,要看驻军的具体阶段以及所驻的国别和地区,美国军队的作用主要是在入驻的早期,后期的影响力已经全面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军在世界各地都有部署兵力。据估计,从1960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约有50万美国军人驻扎海外,约占美国总兵力的22.1%。截至2014年,美军在160个国家拥有约800个军事基地,维护这些基地的成本每年约为850亿美元。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军队一直在影响国际经济的发展,美国驻军人数较多的国家,改善经济的速度会更快。2012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1950—2000年,美军的部署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美军兵力每增加十倍,东道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会提高1/3。有三种理论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一是凯恩斯主义的支出理论,认为美国军队设立永久性基地之后,东道国政府的支出会相应增加;二是扩散理论,认为美国军队是高科技部门,长期驻扎将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技术转移,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三是安全理论,认为部署美军可以抑制国家间的冲突,提供更大的稳定性,以此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美利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大卫·瓦因(David Vine)认为,美军对驻军当地的经济几乎没有积极影响。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要看影响是短期还是长期。短期来看,美国通过军事基地的建设,扩大了资金投入,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在贫困地区创造了经济繁荣。但是,带来的这些影响并不能持久。长期来看,美国的军事存在导致土地的非生产性利用,此外,有害物质的排放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因而对东道国的经济并无益处。不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驻军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也有研究认为,东道国在回应在外国驻军的军力部署时,会考虑区域安全环境,而不仅仅是考虑双边关系。


还有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对美国海外驻军进行的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美国军队在其国家的存在,大多数人持积极或中立的态度,而且,对美国民众的态度通常更为正面,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则更为负面。美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部署会参与公共外交,这有助于提升美国在东道国的正面形象。此外,该项研究发现,菲律宾、科威特和波兰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影响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所占比例更高,而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一比例相对要低一些。根据研究可以推测,长期驻军被认为是对国家经济有更消极或中性的影响,而时间较新近的兵力部署则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福利。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表明,美国驻军规模的缩小会导致美国实施减少直接参与的对外政策。


联盟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曾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各方面的观点都存在,因而也并非如格拉泽所认为的联盟并没有促进经济开放。事实上,不同阶段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例如,1997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从1960年到1990年,联盟和优惠的贸易政策都对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包括大国在内的联盟进行的贸易行为远多于不包括大国的联盟的贸易行为。此外,联盟和优惠的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解释双边商业模式至关重要,共同优惠的贸易政策和共同联盟的缔约国所从事的贸易行为,明显大于任何不在这一制度框架内的其他成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两个机制叠加后,效果也会叠加。2016年的一份研究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拥有更多的共同联盟,且两国均在一个联盟体系时,两国间的贸易水平更高。此外,在一个联盟体系网络中存在一个核心的国家时,联盟成员往往与联盟中的核心国家进行的贸易更多,而与不属于该联盟的核心国家进行的贸易较少。


与一些人把中国当作战略威胁不同,格拉泽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格拉泽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错误框架是一种静态的框架,它鼓励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格拉泽在文中假设,即便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经济开放在总体上也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显然,这个假设与特朗普政府的多数人所秉持的政策存在重大偏差,也与格拉泽的结论——“某些时候”不利于美国相违背。从前文所列举的文献来看,多数人认为,“特朗普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否定全球化,原因之一是认为中国获益过多,美国损失偏大。而且,格拉泽还指出,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降低了中国对日本的担忧,因而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格拉泽强调,中国在未来数十年也不会改变这个看法。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观点有着非常大的合理性,那么现在和将来美日同盟的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同以往。事实上,对于美日同盟,中国和美国对该同盟体系的看法几乎完全对立。中国认为该同盟是进攻性的,美日两国均认为该同盟是防御性的。西方国家认为,联盟有威慑作用。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降低了国家间的政治冲突,缓和了安全竞争的国际关系,因此,具有积极的效应。但是,中国认为联盟是冷战的产物,是一种零和博弈,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因而,中国在1997年和2014年相继提出“新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等战略概念。康灿雄(David C. Kang)等人认为,东亚地区已经实现了地区性的权力转移,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和融入东亚国际体系,东亚国家的防务开支占比稳步下降,从1990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5%下降至2015年的平均占1.84%。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军事承诺有所下降,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关注度有所减弱。因此,东亚的稳定不应归功于美国。


中美冲突的根源并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为中国的确凭借融入国际秩序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硬实力并未显著下降。真正的挑战似乎在于,中美两国对同盟体系的迥异看法。对美国而言,同盟体系不仅是其实力的组成部分(尽管格拉泽对此颇有质疑,而米尔斯海默主张在亚洲构建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并不在政策构想的清单中,“特朗普主义”更加重视基于种族等文化因素决定的国家身份。因此,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同盟体系作为独立的单元,而不是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不过,此方案在理论上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没有同盟关系支撑的亚太新秩序是否可行。


四、美国同盟体系的扁平化:一个概念性思考


在讨论国际新秩序以及美国同盟体系的未来时,需要重视几种思想资源。第一种是关于作为治理形态的企业文献。长期以来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研究企业战略联盟的文献与研究国家间结盟的文献相互并不交叉。但实际上,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这种情况是可以加以改善的。按照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理论,可以从时间维度把制度分成四个大类:一是以百年尺度衡量的规范、习惯和传统等;二是包括宪法、法律和产权在内的正式规则;三是合约,也包括政府角色的界定;四是具体的资源分配和就业制度等微观层面。威廉姆森认为,实证政治理论通常关注的是第二类制度。无独有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肯尼思·尼尔·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曾参考了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竞争和寡头竞争中的企业行为的分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创立曾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良多,研究制度的国际关系学者也都重视交易这种分析单元。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言,企业并非事先就存在的技术实体,而是与市场一样,只是组织的替代模式而已。企业、市场以及等级制等不同的组织模式,主要取决于不同的交易成本。近年来,杰弗里·弗利登(Jeffrey Frieden)、戴维·莱克(David Lake)和肯尼斯·舒尔茨(Kenneth Schultz)合著的《世界政治:利益、互动和制度》一书也突出了“互动”的重要性。互动与交易具有类似性,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发现,互动的重要性与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作为分析单元从而推动经济学的研究一样,也给思考联盟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种需要重视的思想资源来自基于产品分工理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理论同样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很深的渊源。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认为,交易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市场、网络与等级制。网络是处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模式,网络本身还可以细分为模块化、关系协作型和捕获型。通过这样一种分类,在市场和等级制之间分层就有了更多类型的关系型态。市场就是公平交易,即缺乏控制。从安全角度看,这种状态相当于国际关系领域强调的无政府,各行为体基本是平等的参与方。而等级制则是一体化的大型公司担任最高指挥者的角色,其他企业处于接受命令的一方,从权力关系看是高度不对称和不平等。从理论上说,处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都是网络化的状态。在网络化状态下,行为体的相对地位是比较复杂的,行为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关系,而是彼此都在建立联系。


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学者普遍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可以观察到的明显变化,即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贸易时代已经来临。目前,全球的贸易格局从以终端商品为主转向以中间商品为主,这种情况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今天所看到的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现象,“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的低收入工人的一部分工作岗位被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所替代。另一方面,经济规律还是根本性的,全球化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国内产生影响,也对国家间的关系影响深远。例如,前文讨论涉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模式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是通过价值链快速进入地区生产分工体系,并通过地区分工体系获得自身的位置。而不是像拉美国家那样,由于缺少一个处于价值链中间位置的国家,大多数拉美地区的国家在美国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都处于劣势,因而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从价值链理论的角度很容易看出,中国崛起的路径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于美国的60%,但是,在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上低于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因而,国际权力转移的力度,不如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预测的那么大。


美国传统的同盟体系不管是和欧洲构建的北约多边同盟体系,还是和亚洲的双边同盟体系,美国都处于同盟体系的最高层级,因而是一种等级体系。牛津大学教授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最为成功的“朝贡秩序”,美国身处联盟网络的枢纽和中心位置,为盟国伙伴国提供军事保护,并为它们提供市场准入机会。而美国从同盟等级体系中也获得了收益,包括被认可为霸权和其他成员国仿效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理念。在等级制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戴维·莱克(David A. Lake)认为,美国构建的战后秩序是一种等级性秩序,但在安全、经济领域的等级性程度各有不同,而且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等级、网络和市场之间可以共存,但是如果群体之间敌意上升,那么等级制将比网络更有优势。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政治研究中以等级制为中心的视角,包含了一条通向系统理论的道路,该理论能够适应全球的复杂性”。传统的同盟理论研究都是在等级制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学者史密斯(Sheila A. Smith)关于同盟管理的研究、车维德(Victor Cha)关于亚太双边同盟体系起源的研究等。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一些学者使用非对称概念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包括同盟体系等,实际上也属于等级制的框架。


从未来的发展态势看,社会网络分析要比等级制可能更适用于分析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按照学科和理论化发展的路径,作为不同治理机制的形态,从无政府转向等级制,再进一步从等级制转向网络化。一般而言,社会网络分析有几个关键环节,包括确定节点、关系和纽带等。此外,社会网络分析也可以进一步分为节点分析、网络级分析和流向分析。新西兰学者范·杰克逊(Van Jackson)认为,网络结构与传统的沃尔兹结构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从节点之间联系的角度看,网络结构本身就是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多维的,有时是相互依存的。相比之下,沃尔兹对结构的理解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力量上,认为推动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动机是基于军事力量的总体分布,而不是它所维持的整体关系网。杰克逊还强调指出,韩日关系是比较典型的网络结构的重要性强于传统结构的案例。虽然,韩国与日本均是美国的盟友,但韩日两国经常因为历史问题,违背美国对盟友的战略偏好。2019年8月初以来的韩日贸易摩擦,也再度证实了杰克逊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总统,他坚持“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政策,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奠定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历届总统所坚持的传统国际秩序,是以多边方式建立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很多时候是单方面地开放美国市场。正是由于美国的让利,所以美国才有巨大的感召力。在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最为重要的欧洲地区,虽然建立了多边同盟关系的北约,但领导者毫无疑问是美国。美国也在经济利益比较弱的亚太地区建立了双边关系的同盟体系,两个同盟体系各有特色,但基础均是美国的超级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在。不管从美国的角度还是从欧洲盟友的角度而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关系都面临着重大调整。在亚洲,美国的盟友关系也正在改变,这种改变并非从特朗普政府开始,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有了改变的迹象,美国对亚洲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开始重视与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2018年9月,美国和印度举行“2+2”外交与国防对话,美国在军备采购上赋予印度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而日本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之外,也在广泛地构建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合作机制,比如和越南及菲律宾加强安全机制建设。有学者甚至声称,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去美国中心化”的运动,已不再以美国为唯一的安全合作伙伴。


事实上,美国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模式下的美国的同盟形态。2016年1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在《外交》杂志发表《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原则化的安全网络》一文。指出所谓原则,是指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自由选择安全和经济的权利、国际法保障的航行自由。卡特提出了一个概念——“有原则的包容性安全网络”(principled and inclusive security network)。之所以说是包容性的,是因为任何国家和任何军事力量都可以对安全网络做出贡献。通过共同负担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本,这一网络将代表亚太地区安全的未来发展方向。2019年3月,在与《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布雷默(Ian Bremmer)的讨论中,新加坡《海峡时报》主编沃伦·菲南纳德(Warren Fernanadez)提出了“X极网络”(G-X Networks)的概念,用以描述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未来情景。在菲南纳德看来,“X极”表明世界不再会被某一个或者某两个国家主导。


五、初步结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普遍认为是一场巨变,其影响力日渐增强,人们将特朗普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思想和理念概括为“特朗普主义”。本文认为,比起特朗普本人,“特朗普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影响力将持续存在。“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逐步要求美国的盟友承担战略责任,美国逐渐修正乃至于放弃一部分由其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诸多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将美国的安全承诺和支出,视作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目前,美国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战略辩论表明,传统国际秩序的理论所依据的美国国内外的环境正在发生较大的改变,学术的研究动向也在发生改变。围绕“特朗普主义”带来的冲击,美国学术界的多数学者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其中包括对盟友体系的冲击。但是,与美国学术界长期坚持从均势、平衡威胁等角度看待联盟关系不同,对等级制以及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表明,国际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特朗普不重视同盟关系恰好佐证中国长期坚持认为的冷战结束后传统联盟的时代已经结束,特朗普只不过是承认了这个转变而已。以往多数美国学者会认为这种看法是中国出于承袭的意识形态,但是中美两国在评估美国同盟体系中所呈现的不同认知,却反映出两国对国际秩序、国家利益和大国崛起道路的认知差异。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业绩建立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而经济全球化被多数人认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一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至少在冷战结束以前,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一个覆盖部分国家范围的国际秩序。而在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所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秩序,与中国和印度的加入有关,这尤其表现在经济层面。目前,中国和印度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肯伯里的判断是对的,中国将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内容,因为中国从这一秩序中获益良多。从安全战略方面看,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均不是美国同盟秩序的组成部分,印度不仅加入了中俄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也与美国构建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都参加的“2+2”机制。由此,体现了莱克所说的虽然等级制在安全领域比经济领域更突出,但也不是说不可以共存。因此,总体上各国都在适应地区安全局势的转变。由于通常都是由霸权国家决定其他国家能否加入它所缔造的国际秩序,那么理论上需要解决的一个悖论是,一个“边缘性国家”如何可以选择性地融入霸权国构建的国际秩序,答案可能在于全球价值链和网络关系。如果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是某种等级化的网络,那么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美国对处于网络边缘地位的国家或者经济体的控制力就会减弱,而这恰好可以成为中国局部融入的接口。因此,冷战后,虽然中美合作的基础不如冷战时期,但是对于美国的同盟国来说,一个开放的中国在经济上是更好的合作伙伴,由此导致那些在美国同盟体系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迅速涌入中国。


尽管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动摇了几十年来人们所坚持的一些原则和理念。但是,需要加以重视的是,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如何用创造性的语言描述国家间关系的新模式。在这方面,既可以从网络分析中借鉴思路,也可以从东亚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中汲取经验。综合起来看,与无政府状态不同,也与等级制略有差异。如今,各国不仅在经济上呈现出以价值链为核心的分工秩序,而且在安全关系上也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即超越某种中心论,越来越基于问题领域的需求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正从过去较为等级化的网络关系,转向一个更加宽泛、平等和多元的网络结构。(注释略)


作者:钟飞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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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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