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帝国式主权”降临了吗?——特朗普主义的挑战与主权理论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 次 更新时间:2022-03-31 07: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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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内容提要】 奈格里与哈特的《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建构了基于民族国家疆域和主权的“帝国主义”与去中心化、去疆域化的“帝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认定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或正在演变为“帝国式主权”。这一主张尽管对于晚近的局部现象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其根本的理论逻辑与全球秩序的演变趋势存在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祭出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主权”话语,并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依存关系作为武器,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国与欧盟的“主权”话语。《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中“民族国家主权”对“帝国式主权”这一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难以把握当下不同国家围绕“发展权”所进行的霸权与反霸权、依附与反依附的斗争。当代中国更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对“主权”话语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方法及其与实践的关联展开分析,并将话语分析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

   【关键词】 主权,民族国家,帝国,霸权

  

   尽管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 Jr)早已取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主义”①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白宫。特朗普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突然举起“美国优先”大旗,不仅挑战了人们对美国的许多常见印象,也让不少理论概念的用法进一步“问题化”了,而“主权”(sovereignty)概念即是其中之一。

   从其诞生以来,“主权”概念与宣称“至大无外”的普世帝国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主权”一词预设了一种清晰的“内/外”区分,指向一片确定的领土之上最高的与永久的权威,排除外部权威的主导与控制。在西方语境中,自命为“至大无外”的帝国,其关键词是“普遍统治权”(imperium)②而非“主权”,前者原来是指古罗马共和国高级官员以及后来的皇帝行使的最高治权,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逐渐获得了空间上“至大无外”的意涵。普世帝国倾向于将种种外部威胁从观念上纳入内部,进而以内政的逻辑加以规训。而“主权”概念,因其对“内/外”的区分,有可能成为附庸国和地方单位对抗帝国权力中心的理论武器。比如说,近代欧洲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正是以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主张的世俗领域的“普遍统治权”和罗马天主教会主张的精神领域的“普遍牧领权”(sacerdotium)为基本前提的。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建国与去殖民化,“主权”从少数自诩的“文明国家”(civilized state)才能享受的特权,变成全球更大范围的政治实体能够获得的政治与法律承认,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纷纷借助以“自主性”(autonomy)为核心诉求的“主权”话语,推进自身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和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两极国际体系转变为单极体系,美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非正式帝国”的建构。1993年,欧洲联盟正式建立,其一体化进程不断削弱成员国的主权。此外,国际法上“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观念与实践不断加强,“主权”的坚硬外壳在不断“软化”。④在这样的时势之下,许多学者与时俱进,给“主权”加上各种各样的形容词,讨论“关系性主权”(relational sovereignty)、“赢得的主权”(earned sovereignty)、“分享式主权”(shared sovereignty)、“可分的主权”(divisible sovereignty)、“被悬置的主权”(suspended sovereignty)、“转型主权”(transitional sovereignty)或“后国家主权”(post-statist sovereignty)。⑤“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话语的兴起,同样包含着对主权的经典形态的深刻怀疑。⑥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评论认为甚至连中国也软化了其一贯主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⑦

   后冷战时期的这些变化催生出一种更为激进的信念,即传统主权国家的“内/外”区分正在归于无效。这种想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赞美者与批评者那里同样存在。美国新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在2005年出版以《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为题的畅销著作⑧,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许多知识人和弗里德曼一样,想象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会带来一个资本、商品与技术知识自由流动的、日益均质化的全球空间。⑨2000年,西方左翼理论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哈特(Michael Hardt)出版名著《帝国》(Empire),论证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已经使得传统民族国家的“内/外”区分归于无效,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过时了,一个去中心化、去领土化的全球资本帝国正在兴起。两位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诸众》(Multitude)一书中对之前的判断略作修正,认为世界正处于从民族国家向“帝国”转变的“王位空缺期”(interregnum),民族国家并非全然丧失重要性,但已经被纳入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框架之中。⑩2009年出版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重申了“王位空缺期”的判断,并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遭遇失败。

   奈格里与哈特区分“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帝国”(empire),他们绕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所奠定的思想传统,将“帝国主义”界定为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在超出自身疆域之外空间的应用,但终究以民族-国家的主权为基础;11作为对比,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12两位作者公开使用“帝国式主权”(imperial sovereignty)这一术语,认为这一“主权”的掌控者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13他们所说的“帝国式主权”,事实上是“至大无外”的“普遍统治权”,而不是强调“内/外”之分的“主权”。在2000年的时候,奈格里与哈特当然无法预见到十多年后特朗普的上台,但他们正确地预见到,美国一度大力推动的全球化甚至对于美国自身来说也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用《帝国》的理论逻辑来解释特朗普的执政,产生的可能是这样的观点: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促成制造业向美国回流,这是在“去中心化”的“帝国式主权”时代徒劳地重申更为传统的,基于疆域的“帝国主义”的逻辑。

   然而,总体而言,《帝国》仍是美式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产物。奈格里与哈特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呈现出来的某些阶段性趋势,但过早地将这些趋势作为已经凝固下来的现实。其后续作品推迟了“帝国”实现的时间,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并无根本改变。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将当下的时代称为“帝国”时代,还是称为过渡性的“王位空缺期”,都是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全球化会不可逆地削弱主权的观念和制度,预设美国会从一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霸权力量,“和平演变”为“去中心化”的帝国秩序的螺丝钉。然而,无论是传统的南北矛盾,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作为全球单极霸权的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与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之需要之间的深刻矛盾,都会不断地生长出“内/外”区分,从而赋予“主权”观念以新的活力。本文试图将时势的变化与奈格里、哈特的帝国理论相对照,探讨其主权理论的内在困难,进而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权理论,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下全球秩序的新演变?

  

   一、“美国优先”:特朗普的“主权”话语与行动

  

   美国的主权建构经验在《帝国》一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帝国》不是从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探索中寻找未来秩序的线索,而是从美国的联邦制宪法中找到了一个不断“化外为内”的非中心化的网状(network)秩序,认为这一秩序可以为构思未来的帝国秩序提供某种线索。14同时,两位作者奈格里与哈特又基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经验,认为当代的战争已经是“帝国战争”而非“帝国主义战争”,原因在于美国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扮演了“帝国”警察力量的角色。15从这些细节来看,《帝国》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仅为“帝国式主权”提供了基础历史经验,而且以类似于“和平演变”的方式融入其运作,以至于其自身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特朗普政府无情地打破了“美国已经融入全球帝国秩序”的想象。在其任内,特朗普激烈批判“全球主义”(globalism),并不断通过诉诸“主权”观念,重申区分“内/外”的重要性。特朗普对于“主权”的理论阐发,集中出现于其2017年—201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其2017年联大演讲使用“sovereignty”(主权)10次,“sovereign”(有主权的)11次;2018年联大演讲使用“sovereignty”6次,“sovereign”4次;2019年联大演讲使用“sovereignty”3次,“sovereign”2次(但其中一次是在“主权基金”这一固定用法中出现的)。16从2017年—2019年的三次演讲来看,特朗普关于“主权”的论述主要包含以下理念:其一,国际秩序的基础仍然是民族国家,美国“拒绝全球治理、控制和支配”17——在此,特朗普明确无误地攻击了奈格里与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浓墨重彩地描绘过的“全球治理”概念;其二,主权负有尊重自身人民的利益,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两项义务,特朗普攻击朝鲜、伊朗、古巴与委内瑞拉等国违反主权义务;其三,美国宪法序言中对“我们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宣示内在要求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不应加入那些无法令美国受益的片面的交易,正是“全球主义”的魅惑使得过去的美国领导人错误地给予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有利地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认为,特朗普的论述乃基于“负责任的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这一理论,并指出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位研究员合著的《权力与责任:在跨国威胁时代建构国际秩序》一书对这一理念有系统阐述。18然而,仔细阅读该书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根本上就是一本主张美国应当在全球化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全球主义”性质的著作。19特朗普团队最多不过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从几位亲民主党的智库学者的“负责任的主权”论述中借用了一些符号,为美国减少国际责任与义务的诉求“打掩护”而已。正是这种“减负”的思路,导致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从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中频繁“退群”。特朗普还签署了《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对外国投资的限制,重点在于防止其他国家收购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在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行动中,有两个方面特别能表明其“主权”观念中所包含的“内/外”之分:第一个方面是收紧边境政策。特朗普宣布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筑一道“长城”,还以“国家安全”的修辞,限制了来自若干伊斯兰国家的国际旅行者。特朗普对国际难民更是采取关门政策,大幅减少接纳国际难民。20再结合特朗普在其内阁中对基督教福音派的重用以及其选民结构中欧裔白人的主导地位,可以看到他对于美国“内部”的界定不仅强调物理边境,而且在种族和宗教上都具有狭隘性:种族上的欧裔白人,宗教上的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于美国的“我们”的界定21相呼应。

第二个方面是表达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满与攻击。从《帝国》的理论逻辑出发,作为一个国家间(inter-state)组织且奉行“一国一票”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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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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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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