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少华:晚清中国的“彼得兴俄”叙事及其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4 次 更新时间:2019-11-14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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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少华  

内容提要:19世纪30年代,“彼得大帝”经传教士引介而进入汉文知识世界。由弱转强、易贫为富的“彼得兴俄”,作为隐喻时局政治的优良载体,先是被塑造为“游历—兴国”,后又被建构为“游历—变法—兴国”,至戊戌时期已基本形成一个情节完整的改革故事。在此背后,既有晚清政治实践的诉求,也有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抑或说是“华夷”观主导下,将异国之君彼得拟构为本土圣王的书写策略。而到1900年前后,在“彼得兴俄”文本中,逐渐渗入基于西方话语的“野蛮—文明”视角,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西洋史教科书,又为“野蛮—文明”的叙事增添了历史分期与地理区隔的价值意义。“彼得兴俄”也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转向西方经验的线性框架,成为此后叙事雏形及“近代化”符号的滥觞。

关 键 词:彼得大帝  康有为  光绪  改革  知识史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及其改革是俄国乃至世界史研究中的重点议题,长期受国内外史学界关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知识、符号、意义发生流动,①19世纪初,彼得改革事迹开始进入汉文知识世界。作为可资依凭的思想资源,彼得改革萦绕于近代有识之士追求国家文明富强的叙事中,参与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实践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阐释与叙述,往往视其为一种客观无误的历史知识,而忽略其建构与生产的面相,及背后蕴藏的话语纠葛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指出,当面对已“去脉络化”的“客观”历史时,我们应反躬自省,以警惕知识背后“妨碍放眼四顾的无形眼翳”。②本文所关切的问题,正是在晚清历史语境中,“彼得兴俄”文本经由西方传教士及日本津梁输入后,如何在汉语世界被重新书写,并由此检讨不同知识生产环节背后的话语体系,以期提供一个“知识史”③的视角,省思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历程中的“彼得兴俄”叙事。④


一、从传教士到本土士人:“彼得兴俄”的浮现


19世纪30年代,因传教士对西洋史地的引介,“彼得兴俄”文本开始浮现在清末汉文知识世界。较早的案例见于郭实猎(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⑤在广州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峨罗斯国志略》较为完整地讲述了彼得大帝的政治生涯,包括宗室皇位之争,及以军事征伐为核心的内政外交,其中讲到彼得前往荷兰与英国学建战船:

康熙三十五年,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场……彼得罗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⑥

这则故事虽已提及彼得效法欧洲诸国,但具体仅指其赴荷、英两国学造战船。彼得为俄国“加战船”,也只是他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等诸多事功之一。可以说,在《峨罗斯国志略》中彼得游学荷、英只是俄国海军力量改善的一个事例而已。

稍后,郭实猎选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各国历史内容,将之改编、增删,整合为单行本世界史著述《古今万国纲鉴》,于1838年由新加坡坚夏书院刊行。是书卷十九《鄂罗斯国史》讲到在彼得执政期内俄国迅速崛起的原因:

彼得罗皇帝亲手造船只,巡欧罗巴列国,学六艺,效匠工,召诸国之饱学、有才能之人赴其京也。变旧更新,教化百姓,令之勤学乐道。遂建新京都,开海口,奖励通商也。如此,其国速兴焉。⑦

作为俄国“速兴”故事的元素之一,彼得巡游欧洲诸国的描述,比上揭《峨罗斯国志略》要丰富得多,相关语词的表述,也颇有差异。可见,《峨罗斯国志略》应非出自郭实猎之手,其中的相关内容,也未被他采入《鄂罗斯国史》。关于彼得的描述,《鄂罗斯国史》很可能源自郭实猎编译的《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⑧

另外,类似彼得往国外学造船术的表达,并非仅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单一的传播途径。如,初刻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瀛寰志略》因采录西人汉文文献,我们可从中反向推知西人的相关表达。是书记载:

(彼得)既为众所推立,卑礼招致英贤,与图国事,躬教士卒骑射,兼习火器,悉为劲旅,由是政令更新,国俗为之一变……尝以俄人不善驶船,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瑞典战,胜之,瑞典割芬兰以讲,遂建新都于海滨,曰彼得罗堡。疏通波罗的海道,水路皆操形势,战胜攻取,疆土愈辟。⑨

上引史料的具体描述明显有别于《峨罗斯国志略》,如只有“荷兰”而无“英国”,又多“变姓名”的细节。作者徐继畬可能未曾见过《峨罗斯国志略》,⑩《瀛寰志略》的知识来源应另有他途。据徐书自序“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复搜求得若干种”,(11)可知徐继畬载录的彼得信息,应源于其他西人汉文著述。

可以说,在当时西人的俄国崛起叙事中,(12)彼得游历他国学艺的情节并不是主导故事走向的核心元素。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有选择的表述,能进一步提供佐证。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虽主要取材西方著作,但也有摘录《瀛寰志略》的情况,(13)其中关于彼得的记载即是一例。《地理全志》卷二《峨罗斯国志》称:

康熙四十四年,立彼得为王,罗致英贤,躬教士卒,令习骑射、火礟,政令更新,国俗于以丕变,巡边陲,开海口,建新都于海滨,疏通波罗的海道,水路皆操形势,猛士之多,战舰之大,为列邦所景仰,峨之强大,实始于此。(14)

不难发现,这段表述改写于上揭《瀛寰志略》的相关文字。慕维廉删略了徐书中彼得“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的情节。换言之,在他看来,该事件不能被视为“峨之强大”的要因。这种认识也存在于艾约瑟译述的西学启蒙读物。如《欧洲史略》说:“俄之强盛,大半皆成于彼得第一之世,彼得第一即位于中朝之康熙二十二年,而崩于雍正三年,其间四十三年,增修政治,利兴弊除,俄日益富强。”(15)《西学略述》又说:“迨米君孙彼得第一,内则习兵训艺,外则开埠通商,俄日以强。”(16)彼得效法欧洲他国的情节,也未被艾约瑟采录。

应该注意到,最初传教士讲述俄国崛起时,彼得游历并师法欧西诸国的情节,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有时甚至可以忽略。同时,资料辑录色彩较强的《瀛寰志略》承袭了西人的书写基调。但在成书于1839-1840年的《四洲志》中,该故事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四洲志》系梁进德等人摘译墨瑞(Hugh Murray,生卒年不详)的英文原书《地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由林则徐编辑而成。(17)是书《俄罗斯国总计》选取“伊挽瓦尔西”、“比达王”、“底利尼王”三位君主事迹,作为俄国“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比达王”即为彼得大帝:

人犹椎悍,未谙西洋技艺。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18)

《四洲志》和《地理百科全书》都在讲述彼得振兴俄国,但摘译版和原版的故事内核却大相径庭。后者聚焦在彼得使俄国蜕变为欧洲文明强国,关键字眼是“文明”(civilization、civilized)。墨瑞将“文明”解释为与俄国传统积习相对的一种西欧“积极进取精神”。(19)据学界已有研究,在甲午以前的西文翻译文献中,多以“开化”、“风化”、“教化”、“文雅”、“文教兴盛”、“政教修明”、“有教化”、“有化”等词翻译和理解“civilization”。(20)不难发现,上引《四洲志》材料并无“civilization”或“civilized”的对译名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形容彼得之前的俄国为“人犹椎悍”,其中“椎悍”是“开化”、“风化”、“教化”的反义词。可见,梁进德等人虽未直接译出墨瑞文本中的关键词“civilization”、“civilized”,但在译文中确有相应的想象和解释,认为“椎悍”体现在“未谙西洋技艺”,并将彼得汲取的西欧“文明”,转化为“火器”、“战舰”等工技。经林则徐、梁进德等人如此编译后,西游学技不仅是彼得事功的突出表征,还是俄国能“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的代表事件。

较之郭实猎等人的文本,《四洲志》的意义在于,彼得西游情节从一系列内政外交中开始脱离出来,并成为一个能承载俄国崛起的独立故事。此后,这一叙述模式下的“彼得兴国”,逐渐增多,流转不断,广被认可。如,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按语中,魏源假托“西史”之名说:“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21)又如,辑自《海国图志》的上海四马路乐善堂藏版《俄罗斯国志》,书末附有《书俄罗斯国志后》,是文对彼得的评说亦聚焦其西游事迹,“其初建国,比达王微行游于他邦硝厂、火器局,讲习工艺,还国传授”。(22)彼得西游学艺渐成时人对这位异国君主记忆的主要面相。诸如斌椿(23)、张德彝(24)、郭嵩焘(25)、崔国因(26)等清末出洋官吏,也都在不断复述相似的故事。而《申报》、《大公报》所载类似故事也屡见不鲜。(27)可以说,在19世纪初,郭实猎等传教士在传播西洋史地新知的同时,给国人展示了一位不同于旧时“察尔汗”(28)记忆的俄国君主彼得。至迟从《四洲志》始,“彼得兴国”故事经本土士人进一步筛选,西游学艺被视为俄国崛起及彼得功业的重要表征,形成一套游历取艺而俄国兴盛的叙事,可概括为“游历—兴国”模式。


二、改革范本的塑造


大致自光绪年间始,以西游取法为主轴,西洋器技、延揽贤才等为核心叙述元素的彼得故事,已渐趋无法满足本土士人和寓华西人面对新时局展开的政治论述与实践。原本较为单一的故事结构出现复合化趋势,特别是与彼得游历归国后的施政相结合,形成一个更为完整与丰富的俄国改革故事。(29)

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的一些传教士已不似郭实猎、慕维廉等人,他们也聚焦于彼得游历欧洲的情节,并借此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传教士的叙述变化,很可能是受汉语知识世界内“游历—兴国”故事的影响。1875年,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指出,国家谋富不仅在于农工商,更在于士人,“士之所关者更大”,但中国士人束缚于名教与八股,反观英、法两国的富国之谋,以格致之新法,弃古法、更旧制。又举俄国例:

俄国于二百年前,其国皇名被德,冲年即位,国势不兴。闻欧洲各国,俱以通商富国,欲谴使臣访询其故,而于心有耿耿不释者,遂将国事付相臣摄理,亲赴荷、英两国,查看各法。回国时,聘请两国能员一同来俄,传授富国之法。嗣又谴使巡历各国,增长见识,又招请各国贤员,为俄国立定根基,而俄乃昌大焉。(30)

林乐知意在以引西学入华,鼓吹以“神理之学”、“物理之学”取代清廷开科取士的“诗文策论”。他欲告诉读者,清廷应效仿俄国君主彼得聘请西方贤能为国家“立定根基”。可以看到,林乐知对彼得西游的想象不再局限于军舰、火器的学习,而触及国家“根基”的变更。同时期,林乐知还为江南制造局译书,其中就有《四裔编年表》。该书因限于“年表”体裁,彼得西游故事较为简略,仅有一句“王潜游荷兰、英吉利诸国,以习其工艺”。(31)但从叙述结构和关键词“工艺”来看,这处文字仍是沿袭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表述,而与《中西关系略论》有明显的区分。虽无法得知林乐知在《四裔编年表》翻译中的具体工作,但从译文而言,《四裔编年表》无疑深受江南制造局所持政治立场的影响。(32)

19世纪90年代,在华西人鼓吹采西学、行西政、从西教的变法之声愈渐增多。(33)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对彼得故事的书写与挪用,可谓典型案例。1893年7月,他在《振兴工务》一文中指出,彼得“变服躬赴各国”,取良规益法,归国后厘定“新章”,整顿“学校、工作、军旅”。(34)次年,《万国公报》刊出《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35),广学会也印行《列国变通必盛记》。在这两个文本中,李提摩太围绕革旧法、行新法,展开他国历史的叙述,并认为这是可供中国借鉴的良方,“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36),“锐意谋新者之嚆矢”(37)。在这样的文本中,彼得砥砺自强,游学“欧洲各西国”,归国后以西欧新法更替俄国旧法,从整体上呈现了彼得师法西欧、变法图新的影像。(38)但值得注意的是,稍早于此,李提摩太曾撰《俄朝述略》,介绍俄国富强历程,其中关于彼得的记述与上揭材料,迥然有别。《俄朝述略》对彼得之父“耶力西”着墨尤多,赞其是“一代令主”,对彼得则一笔略过,“彼得精益求精,大兴俄土,皆由前王贻留贤辅之故”。(39)从前后书写的明显差异不难看出,李提摩太重新发掘彼得故事应与其浸染当时变法维新思潮密切相关。

在维新派主办的报刊中,彼得师法西欧变法图强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试举几例。1896年,《时务报》第二册载有梁启超的《论不变法之害》。梁启超指出,印度、波兰等因抱残守缺、飏靡不变,致使任人宰割,而俄国、日本等因改弦更张、变法图新,遂致国势强盛。具体就俄国而言,他认为该国崛起始于彼得执政,“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40)同年,《时务报》第九册登有《俄皇游历欧洲》,该文说:“昔彼得第一于千六百九十七年,巡游英法,微服做工,归遂变政,振长策而驭宇内,强皇室而奋权威矣。”(41)1898年,华南地区维新派重要刊物《知新报》依次刊登《俄皇大彼得传》(42)、《俄彼得中兴记》(43),也复述了相似的彼得改革故事。

除报刊外,1898年初,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撰写《俄彼得变政记》呼吁变法。康著以《俄史辑译》(44)第二十至二十六、二十八至三十章为蓝本,依次将故事情节删削,并围绕所要构建的“彼得变政”改写,其中彼得执政前的俄国状况、新都彼得罗堡营建、俄国政区地理等内容,则系补充自《泰西新史揽要》。(45)《俄彼得变政记》“成书折”和“序言”清晰揭示了康有为所欲再塑的故事。前者载:

考彼得之能辟地万里、创霸大地者,岂有他哉?不过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以欲变法自强之故,而师学他国;非徒纡尊降贵,且不惜易服为仆隶、辱身为工匠焉。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关法,必采择而变行之。此其神武独授,破尽格式,操纵自在,动作非常,以发扬神智,丕变国俗。(46)

后者说:

大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扰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47)

可见,康有为试图拟构的“彼得兴俄”,不外乎“游历师学”与“变法自强”情节的前后相继。同时,添加“纡尊降贵”、“微服作隶”、“不耻师学”、“易服为仆隶”、“辱身为工”等形象感十足的细节,以展现彼得屈尊辱身、躬亲力行的施政精神。在他的《上清帝第三书》中,也有相似表述,“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48)此外,为向光绪表明“彼得兴俄”信而有征,在“成书折”中,他还特意捏造《俄彼得变政记》“译纂”自西籍“彼得本传”。(49)

可以说,光绪年间,在现实政治改良的刺激下,诸如李提摩太等在华西人,及康、梁等维新士人,纷纷加入打造俄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文化工程中。先前林则徐、魏源等人建构的“游历—兴俄”故事,此时又被塑造为以“游历—变法—兴国”为架构的文本,成为寄托政治诉求的想象空间。

三、异国君主故事的中土母题与圣贤影像

“彼得兴俄”文本的形塑,一方面自是基于彼得在俄国改革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是清末有识之士的选择性书写。可以说,关于彼得取法欧西、变政兴俄的叙述,受现实政治影响,这是比较显见的。但还应注意到,以“游历—兴俄”或“游历—变法—兴俄”叙述模式接纳一位异国君主,也有中国传统圣贤故事母题及相关思想资源的因应,以此规避政治伦理的困境。

在《校邠庐抗议》中,冯桂芬呼吁清廷师法西洋器技,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为此他举古今事例,“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50)他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彼得游历而俄兴的戏剧性故事,何以能在当时汉文知识世界流传不息及其思想土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诚然,冯桂芬借彼得故事,意在讨论焦点性政治议题“制洋器”。但也不难看出,此书写背后是传统知识资源中的兴国母题。这不仅限于冯桂芬的著述,兹再举郑观应、张之洞等为例。

在《盛世危言》初刻本的《游历》篇,郑观应主张王公大臣应游历外洋,考求利弊,探访情形,以求富强,并强调中国自古便有“游历”。他说:“中国古时輶轩使者遍历四方,问俗采风,详察民间疾苦。此实游历之权舆。孔子一车两马,历聘诸侯,遂成素王之业。战国时仪、秦之辈,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烂之舌,声动侯、王。”(51)他指出,“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其中俄国先君彼得效仿赵武灵王微服过秦之术,遍游诸国,访问利弊,延揽人才,以致强国。(52)光绪十九年(1893)冬,在上海格致书院学生作答《中国能开议院否》时,杨史彬同样述说彼得是效法赵武灵王,“俄为强大之国,自其先君彼得罗堡效赵武灵微服之过秦术,遍历欧洲,凡国有利之图,无不仿行”。(53)此外,《申报》所载文章也有类似说法,彼得“效赵武灵王微服过秦故事,遍游诸国,以考其强弱之原”,(54)“赵武灵王胡服入秦,俄彼得微行至欧洲,皆以强国”(55)。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倡言出洋游学,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并列举古之游历者: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馀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56)

他又以日本、俄国、暹罗“论今事”,其中讲到俄国情况,“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馀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57)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孟子所言,圣贤帝王将相秉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品性,历险难而成功业的经典案例。(58)

从上引冯桂芬、郑观应、张之洞等论述中,可以发现,游历情节之所以能从传教士引介的文本框架中脱离,形成“游历—兴国”的独立故事。一方面是现实政治表达与实践的刺激;另一方面是本土兴国记忆对异国君王叙述的应援。不难理解,以本土经典兴国故事作为书写彼得的基轴,不仅故事情节可以挪用,且所附丽的儒家道德品性,也能相应转至这位异国君王的意象中。这在“游历—变法—兴俄”叙述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成本璞在《九经今义自叙》中说,当下急务为“卫教”、“保种”,因此自编《九经今义》“述西人之事,以古经相比附”,宣扬“变法为识时之俊,改制乃至圣之事”的主张。(59)在该书正文中,他以“帝工之兴法”解释《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俄之大彼得”,奋发自强,“上合天德,虽三代盛王不是过也”。(60)他又认为“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此泰古之隆轨也,古之王者无不躬亲民事”,并强调彼得即是此表率,“曩者俄皇大彼得微服潜游英法诸国,学习格致制造诸学,归而典教改法,率通国之臣民而淬厉之,遂成霸业,至今盛强”。(61)

类似成本璞的表述,还存在于王树枏的《彼得兴俄记》。是书“序言”是王树枏就如何转换已有西学知识,塑造一个理想彼得意象而作的“夫子自道”。他直言国政弊病,认为清廷“人非人,政非政”的症结在于“君心”,因此借孟子之说提出“格君心之非”才是“定国之要”。(62)1896年仅供职于陕甘总督陶模幕府的王树枏,显然无法上达庙堂,实现其“格君心之非”,使君能“君其国”的政治理想。著书立说则为他提供了想象和制造儒家理想“圣王”的场域。他自述窃取孔子“夷狄有君”、“诸夏亡君”之意,“近述俄皇彼得变法之效,详记之,以为用人行政者警焉”。(63)对于浸染儒家政治伦理的王树枏而言,俄皇彼得是夷狄之君,如何在“详记之”中规避“用夷变夏”的政治道德困境,则是他无法回避的难题。对此,他认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且以九夷之陋,而孔子慨然有欲居之意”,彼得身上蕴藏着他所信奉的圣道君心。如,王书“记游历”一节载,“俄建国之初,獉狉无识”,彼得亲往欧洲诸国,采新法善政以变旧俗。对此,王树枏认为彼得行事,即是《诗经》所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64)再如,“记商务”一节描述彼得为求国富,“卑躬率下”,游荷兰时,“载国中诸货,手定价值,以售于荷”。(65)他认为“古圣王所谓卑服以即田功,尽力以事沟洫者,莫不躬为倡导,以先天下”。彼得“不惜其身之污贱,胼手胝足,以开天下之利源”,才使俄转弱为强,易贫为富。彼得深谙管子所说“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66)可以说,王书通过节选《万国史记》、《俄史辑译》、《泰西新史揽要》诸书,(67)以儒家政治道德理念重新糅合,以此消解“用夷变夏”的自我诘难,并表达“格君心之非”的政治诉求。

再看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一方面,康有为煞费苦心地将该书炮制为信史,(68)并向光绪强调“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69)。另一方面,该书首句即以“峨特狄种”给彼得贴上夷狄君王的标签。让光绪“临摹”夷狄君王彼得,康有为不仅需面对儒家士人的个体伦理困境,还需向光绪解释华夷位价内两国君主倒置的难题。为消弭此种张力和冲突,他在《俄彼得变政记》“成书折”与“序言”中,反复营造彼得故事符合儒家政治伦理的认知,以本土历史记忆中的勾践、晋文公、卫文公等事迹比附彼得变法兴俄。“昔勾践为吴夫差前驱而沼吴;晋文公游历十九年,知民情伪而创霸;殷武丁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而称宗;舜耕稼陶渔而为圣帝”。(70)“昔卫文大布衣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是以兴卫;勾践卧薪尝胆,躬耕,夫人织,下贤厚客,振贫吊死,同劳百姓,用以沼吾;彼得集而兼之,举动非常”。(71)同时,他又援引儒家经典为彼得背书:“《易》曰:天行健;又曰:武人为于大君;《书》曰:锡王勇智;《诗》曰:武王恒拔”,进而强调“彼得举动,日存圣意”。(72)如此,在他看来,光绪才能“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

自19世纪初,作为西学新知的“彼得兴俄”事迹由传教士输入中国,这样一个由弱转强的成功案例,为面临国家危亡的有识之士展现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杂糅想象中国进路的彼得故事中,他们意在汲取近代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和新法善政。但在“华夷”观主导的价值维度下,本土传统经典兴国母题,或圣王心性的影像,纷纷再现,以承载这位异国君主彼得,并将之拖入中国历史叙述的框架,形成本土传统意味浓厚的“游历—兴国”、“游历—变法—兴国”模式。


四、“文明”进化的叙事与“近代”符号的滥觞


不得不提的是,康有为努力将彼得塑造为本土圣王意象的同时,也引入“野蛮—文明”的叙述视角。在《俄彼得变政记》中,为铺垫彼得变政效果,康有为舍《俄史辑译》而选《泰西新史揽要》相关内容加以改编,以“无教化”、“闭关”、“无制造”、“无学校”、“武备不修”、“道路不修”、“无舟楫”等元素,营造俄国处于“野蛮未开化”的状态,(73)反复强调当时俄国社会是“晦盲否塞,有若野蛮”(74)。作为对比,康有为评述彼得变法功业时则说,彼得“专以新国新民为业”,“遣游历以取文明,兴工艺以阜人民,造海军以强国势,开海口以控形胜”,(75)历数十年,俄国“文明大辟”(76)。可以发现,他通过将彼得变法前与后的俄国社会描述成“野蛮”与“文明”两种泾渭分明的形态,以此策略置变法故事于“野蛮”入“文明”的脉络,进而呈现其意义。这种从“野蛮”到“文明”变化的叙述,不再是“以夏化夷”的模式。可以说,基于西方经验的“野蛮—文明”话语,渗透并扰动了“彼得兴俄”故事的塑造。

类似的书写策略,在1900年后的文本中渐行渐多。1902年,林乐知将译作《俄国历皇纪略》中《俄皇大彼得传略》一文,刊登在《万国公报》,并配有一段小序:

俄罗斯在欧洲各国之中,文明之进化独迟者。由其人民虚骄自大,不服人善,且浸淫于东方之风俗,又旧为鞑靼威力所压制,故甘受政治习尚之束缚,愈愚愈暗,方且嚣然以为天下之名国而人莫能及。惟大彼得雄才大略,轩然崛起,始自知其缺陷而竭力振起之,既派人就学于西方,又招西方之人往充教习,最后乃不惜降尊,自往各国工厂就佣,以皇帝之贵而亲执贱役,为俄民倡,其坚忍不拔之志,可谓极矣。(77)

19世纪70年代,在林乐知编著的《中西关系略论》或翻译的《四裔编年表》中,彼得故事深受中国传统兴国母题的影响。相较而言,1902年的这段序文着眼点就明显不同。可以看到,在彼得西游历程中,上揭引文以“不惜降尊”、“工厂就佣”、“亲执贱役”等语词塑造彼得舍身躬亲的施政精神,并以“文明之进化”视角展开论述。这与《俄彼得变政记》中彼得“纡尊降贵”行变法,终使俄国由“野蛮”入“文明”的表述,不可不谓若合符契。另外,《新民说》中也有类似的书写策略,梁启超描述当时俄国“积弱蛮陋,无足比数”,彼得“以万乘之尊,微服外游,杂伍佣作,学其文明技术,传与其民,使其国为今日世界第一雄国”。(78)

当时文学作品亦有所反映,如1902年《选报》刊登过两首《俄皇彼得》诗,在前者诗句中,经彼得躬亲力行,俄国从寒冱不毛之地,演变为白海有“文明水”。(79)后者则将彼得故事装于赵武灵微服过秦的母题,同时增添“输进文明革蛮野”的新元素。(80)此外,1904年《绣像小说》连载的《泰西历史演义》也颇值得注意。(81)作者“洗红庵主”将彼得变法改革视为俄国“新纪元”。他评价说,自革新以来,“打破顽陋之积习,而一洗委靡之旧”,“西欧之文明逐渐输入而面目一新”。(82)

在1839年前后,梁进德、林则徐等人几乎将传教士墨瑞《地理百科全书》围绕“civilization”、“civilized”讲述的“彼得兴俄”事迹,转化为一个俄国版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而到1900年前后,呈现“文明”意义维度的“彼得兴俄”文本,逐渐渗入汉文知识世界。不难发现,上述案例中的“野蛮—文明”,已不再是如“夷狄者,野蛮土番之记号;中国者,礼仪文明之记号”所说,以“夷—夏”直接对象化的观念,而是脱离与“夷—夏”对应关系后,高度概括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一种抽象表达。(83)原本受中国传统叙事影响的“彼得兴俄”开始发生转向,并被置于西方经验的“野蛮—文明”话语。但彼得故事完成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到西方文明线性演进框架的转折,应是在清末最后十年间编译的历史教科书中。

1901年上海东亚译书会推出的《欧罗巴通史》,是一部旨在讲述“西洋诸国之所以盛衰,文明之所以递嬗”的通史。(84)该书将古今时序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最近世”。其中“上古”、“中古”两部分均未采录俄国历史,直至“近古”才从彼得执政始,讲述“鲁西亚”勃兴的历程,并附带补充几句彼得之前的俄国状态。书中描述彼得革新,“制度、风俗及文物皆效西欧之风”,(85)并认为这股“西欧之风”是“鲁西亚”的“新知大业”。在此文本中,彼得施行“新知大业”带给俄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国力强盛,更在于将俄国从无文明的历史阶段,导向文明演进轨道的“近古”期。可以说,清末最后十年间的西洋史著述几乎都以“彼得兴国”作为俄国步入“近古”或“近世”的开端,并强调俄国社会的新旧之别。(86)

相较于《欧罗巴通史》,同年10月上海金粟斋译书处出版的《西洋史要》就直白告诉读者,西欧“新知”与俄国“旧知”之间的差异。该书第三期“近世史”讲述彼得为俄国输入“西欧之文物”,并认为彼得此举是“开化其民”。(87)言下之意,在彼得引入西欧文物之前,俄国尚处未开化状态。与“开化其民”类似的表达,还出现在1902年7月上海作新社“专为中国教科书之用”而编译的《万国历史》。(88)该书第三卷“近世史”描写彼得在俄罗斯勃兴中所扮演的角色,称其“使俄罗斯为文明强大之国”,游学西欧,“图文明富强之计”。编译者评价彼得,“兴各种文明事业,以开辟民智”。(89)

不难看出,在此类文本中,彼得游历变法作为革野蛮进文明的启蒙事件而被采择入史,并表征俄国历史迈入一个“新纪元”。这在1903年6月上海支那翻译学社出版的《万国史纲》中体现得更为明显。(90)是书“近世编”的“露西亚之兴及彼得Peter大帝”一节讲到俄国“近世”与“中古”的区别,“中古时代之露西亚,盖半开民族之所居也,及近世期,始浸浸进步,与欧洲文明国并著”。(91)是书认为,这种蜕变发生于彼得执政期,彼得入荷兰、复往英国,“拓布欧洲文明于国内,社会一新”,“进露国于开明之域”,(92)并高度评价彼得功业,“变露国未开之情态,巩固国势,为雄视欧亚之基础者,彼得之力也”(93)。

又有1906年湖北兴文社翻译的《西洋历史参考书》,该书第四编“近代史”设专篇描绘俄国崛起。该书首先补述“古代”俄国的历史,并指出当时俄国处于国为蛮国,民为蛮民的状态。(94)继而说,彼得当政一改旧貌,“输入西欧文化,孜孜不稍怠,于是俄罗斯遂日进于开明”,(95)“化俄罗斯之蛮民而为文明,改俄罗斯之蛮国而为欧洲一大强国”,(96)由此,俄国才从“古代”迈入“近代”。再如,1910年导文社出版的《汉译西洋历史》(97),篇幅达近千页,内容翔实,“近代史”被细分为三期,其中俄国历史的书写始于“近代史第二期”(1650-1789年),这也是因彼得“改革庶政”,“一切制度尽效西欧”,(98)“变俄罗斯野蛮为文明”(99)。

以此叙述模式讲述“彼得兴国”,在当时的西洋通史著述中可谓比比皆是,本文不拟赘述。再值得一提的是,1902年11月至次年3月,上海作新社、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先后刊印的《世界近世史》。这是一本讲述世界“近世”的断代史著作,该书认为叙述俄国于近世之发达,“不可不以彼得为中心”,并解释:

中世之时,俄罗斯犹未离野蛮之状,国内分数蛮族,互相争斗,与欧洲文明之域,不通往来。然及至近世……由野蛮一变,而与欧洲诸强为伍。由彼得大帝坚忍不拔之志与卓绝之才所至也。(100)

是书又说,彼得游西欧,“务广智识,以为开发己国之资”,对于“开化之具”,无一不采,归国后,“举俄国而悉为欧化”。(101)

在诸如上引这些历史教科书中,“近代”或“近世”期之前的俄国历史往往只以高度抽象的“野蛮”、“未开化”等词涵括,或仅有简略帝王世系表、种族源流等作为补缀,并无真正历史可言。只有彼得游学西欧、取法变革完成后,俄国脱离“亚细亚”、“蒙古”等东方意象的“野蛮”状态,其历史才被认可与书写,并被拖入西方“时空”脉络。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彼得兴俄”被视为“中古”或“中世”演进至“近世”或“近代”宏大叙事中的象征性事件。进入民国后,这种叙述策略仍被如赵懿年、李泰棻、陈衡哲、余协中等所著西洋史承袭,成为此后“彼得大帝”化约为表征“近代化”符号的滥觞。

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言,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而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102)事实上,无论是“华夷秩序”下的“彼得”,还是能派生出“近代/现代性”遐想的“彼得”,都是以形象刻画、情节编织、隐喻设置等方式被挪用,作为理解世界,认知过去、现在、未来的“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103),亦或“思想词”(104)存在,以供时人检讨和思索国家历史发展道路及前景走向。19世纪30年代,“彼得大帝”经传教士引介而进入汉文知识世界。由弱转强、易贫为富的“彼得兴俄”,作为隐喻时局政治的优良载体,先是被形塑为“游历—兴国”,后又被建构为“游历—变法—兴国”,至戊戌时期已基本形成一个情节完整的改革故事。在此背后,既有晚清政治实践的诉求;也有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抑或说是“华夷”观主导下,将异国之君彼得拟构为本土圣王的书写策略。而到1900年前后,在“彼得兴俄”文本中,逐渐渗入基于西方话语的“野蛮—文明”视角,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西洋史教科书,又为“野蛮—文明”的叙事增添了历史分期与地理区隔的价值意义。“彼得兴俄”也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转向西方经验的线性框架,成为此后叙事雏形及“近代化”符号的滥觞。最后还需补充的是,清末关于彼得及其改革的叙述,存在过度美化的倾向。事实上,彼得改革也存在诸多局限,(105)我们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认识。

注释:

①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导言”,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②潘光哲:《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历史脉络的若干探索》,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③关于“知识史”的理论问题,参见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台北麦田2003年版。

④有关“彼得大帝”在近代中国的讨论,尚不多见。陶惠芬曾讨论彼得改革对维新变法的影响,但只是重点分析王树枏《彼得兴俄记》与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参见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16页;鲍绍霖则分析了康有为主张效法俄国变法图强的原因,及其在上清帝书中“彼得大帝心法”一语之内涵,参见鲍绍霖:《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义》,《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崔焕伟简略谈到彼得大帝形象与清末民族国家想象的问题,参见崔焕伟:《作为典范的彼得大帝与清末民族国家想象》,《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潘光哲从“世界知识”的生产角度,谈到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的书写与制作问题,可惜并未展开讨论,参见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回顾与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需要说明的是,“彼得大帝”是一个多元的政治想象符号,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关于“彼得改革”的叙事。

⑤关于郭实猎的译名问题,参见李骛哲:《郭实猎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⑥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九月”,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274页。

⑦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卷19,新加坡坚夏书院1838年版,第89页。

⑧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⑨徐继畬:《瀛寰志略》卷4“俄罗斯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页。

⑩黄时鉴就曾指出,《瀛寰志略》虽引用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但从仅发现两处明显引述而言,徐继畬应该没有读到全套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第29-30页。

(11)徐继畬:《瀛寰志略》“自序”,第6页。

(12)因《瀛寰志略》史料汇辑的色彩明显,笔者使用其中材料,意在反向推知西人的表述。

(13)潘光哲曾发现《地理全志》关于华盛顿的表述有明显因袭《瀛寰志略》的痕迹。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造“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37-38页。

(14)笔者目前尚未见到上海墨海书馆本,所据是1859年日本的翻印本。慕维廉:《地理全志》卷2“欧罗巴志”,安政己未爽快楼藏版,第8页。另外,慕维廉于1883年对此书进行过改写,但仍保留了这段记述。参见慕维廉:《地理全志》,味经官书局1883年版,第49页。

(15)《欧洲史略》具体成书时间不详,大致在1880-1885年。艾约瑟:《欧洲史略》卷11,《西学启蒙十六种》,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版,第3页。需要说明的是,上引《地理全志》与《欧洲史略》关于彼得即位的时间有误,彼得于1682年被推立为沙皇。

(16)依艾约瑟自序,《西学略述》应完成于1885年。艾约瑟:《西学略述》卷6“俄立国辟土原委”,《西学启蒙十六种》,第6页。

(17)参见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

(18)林则徐:《俄罗斯国总记》,《林则徐全集》第10册“译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19)Hugh Murray,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Comprising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Physical,Statistical,Civil and Political; Exhibiting Its Relation to the Heavenly Bodies,Its Physical Structure,the Natural History of Each Country,and the Industry,Commerce,Political Institution,and Civil and Social State of All Nations,Longmans,1834,p.797.

(20)参见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1)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9-40页。

(22)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俄罗斯国志》,上海四马路乐善堂藏版,第1页。原书分“卷一”、“卷二”及“跋”,页码均单独标注,此为原书跋文页码。原书未标识刻印时间,书末题有“安政二年己卯春三月”字样。

(23)斌椿:《乘槎笔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2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72页;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01页。

(2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18-519页。

(26)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卷4“光绪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卷13“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6、301页。

(27)《申报》与《大公报》的此类史料较多,姑举几例。如《论本报纪比储出游事》,《申报》1897年9月17日第1版;《书弭兵会章程后》,《申报》1899年6月5日第1版;《中国维新第一要素》,《(天津)大公报》1902年8月14日第1版;《吴挚甫先生招考说帖遗稿》,《(天津)大公报》1903年6月13日第1版,等等。

(28)参见图里琛:《异域录》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29)需要说明的是,前揭诸如《古今万国纲鉴》等传教士文本,已存在“变旧更新”等文字,但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改革故事,只是一个叙述元素而已。

(30)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卷1《论谋富之法》,美华书院1876年版,第15页。《论谋富之法》最初发表在1875年的《万国公报》。

(31)林乐知、严良勋译,李凤苞汇编:《四裔编年表》,上海图书馆整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政史类》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页。

(32)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154页。

(33)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2页。

(34)《振兴工务》,《万国公报》1893年第54册。

(35)《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后由上海广学会推出单行本,并更名为《泰西新史揽要》。

(36)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译本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7)李提摩太:《列国兴盛变通记》“弁言”,《续修四库全书》第12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38)参见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第333-335页;李提摩太:《列国兴盛变通记》,第328-330页。

(39)《俄朝述略》最初发表于1890年的《时报》。李提摩太:《时事新论》卷2《俄朝述略上》,上海广学会1894年版,第4-5页。

(40)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1)古城贞吉译:《俄皇游历欧洲》,《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95页。

(42)约翰巴罗:《俄皇大彼得传》,周逢源译述,《知新报》1898年第43册。

(43)《俄彼得中兴记》,《知新报》1898年第72册。

(44)该书以军事战争为主线讲述俄国史,呈现的彼得是一位讲求武备征伐。开辟疆土的雄主。这与当时康有为等人的挪用与书写很不一致。参见徐景罗:《历代总略》,阚斐迪译:《俄史辑译》第1册“序”,益智书会1888年版,第3页。

(45)关于康著的史源分析,参见刘芹:《王树楠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93页;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回顾与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但刘书存在一些误判,需注意。

(46)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7页。

(47)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5页。

(48)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75页。

(49)参见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26页。

(5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51)郑观应:《盛世危言》“游历”,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页。

(52)郑观应:《盛世危言》“游历”,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81-382页。

(53)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8“议院十难”,来新夏主编:《清代经世文全编》第82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54)《书本报纪力图自强后》,《申报》1900年5月9日第1版。

(55)《得气之先》,《申报》1901年10月8日第9版。

(56)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57)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第38页。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彼得对欧洲各国的考察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58)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第39页。

(59)成本璞:《九经今义自叙》,《湘报》报馆编:《湘报》(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27页。需要说明的是,《九经今义》现有清末长沙刻本,收于《四库未收书辑刊》,但未注明刊印的具体时间,只知《自叙》发表于1898年的《湘报》。从《自叙》介绍正文内容而言,正文完成应不晚于《自叙》登报,据此推测,该书很可能作于1898年。另外,收于《四库未收书辑刊》的《九经今义》有28卷,但无《自叙》。

(60)成本璞:《九经今义》卷1“周易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1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需要说明的是,将彼得美化到如此程度,并不客观,也不可取。

(61)成本璞:《九经今义》卷1“周易上”,第396页。

(62)王树枏:《彼得兴俄记》“序目”,光绪二十二年陶庐丛刻本,第1页。

(63)王树枏:《彼得兴俄记》“序目”,第1页。

(64)王树枏:《彼得兴俄记》“记游历”,第5页。

(65)王树枏:《彼得兴俄记》“记商务”,第10页。

(66)王树枏:《彼得兴俄记》“记商务”,第11页。

(67)参见刘芹:《王树楠史学研究》,第86-93页。

(68)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29页。

(69)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8页。

(70)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27页。

(71)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5页。

(72)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27-28页。

(73)分别参见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5-36页;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第332页。

(74)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7页。

(75)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7页。

(76)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5页。

(77)林乐知译,范祎述:《俄皇大彼得传略并序》,《万国公报》1902年第159册。需要说明的是,这段小序虽并未注明是林乐知还是范祎所写,但传记正文附有大彼得遗诏,并有按语说明该遗诏是“《中东战纪本末》原译本”。《中东战纪本末》由林乐知译、蔡尔康纂辑而成,而传记序文又有“取旧译大彼得遗诏十四则”之语。由此可以推断,这段小序出自林乐知之手。

(78)梁启超:《新民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79)铁血生:《俄皇彼得》,《选报》1902年第8期。

(80)剑公:《俄皇彼得》,《选报》1902年第11期;高旭:《俄皇彼得》,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81)《泰西历史演义》自1903年开始在《绣像小说》连载,彼得兴俄载于1904年的第29期至第38期。

(82)洗红庵主演述:《新编泰西历史演义》卷7,《绣像小说》1904年第34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著辑:《泰西历史演义》第32回,第181页。

(83)关于“文明—野蛮”与“夷—夏”关系,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84)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箕作元八、峰岸米造:《欧罗巴通史》第1册,徐有成等译,上海东亚译书会1901年版,第2-3页。

(85)箕作元八、峰岸米造:《欧罗巴通史》第3册,徐有成等译,第103页。

(86)需要说明的是,片面强调彼得改革的历史作用,抹杀彼得以前的俄罗斯历史,是不可取的。

(87)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第3期,樊炳清、萨端译,上海金粟斋1901年版,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开化其民”一语并非出自日文原本《西洋史要》,是樊炳清、萨端在翻译中的添加。参见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金港堂1898年版,第222页。

(88)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89)作新社编译:《万国历史》,上海作新社1902年版,第161-162页。

(90)家永丰吉、元良用次郎:《万国史纲》,邵希雍译,“凡例”,上海支那翻译学社1903年版,第1页。

(91)家永丰吉、元良用次郎:《万国史纲》,邵希雍译,第211页。

(92)家永丰吉、元良用次郎:《万国史纲》,邵希雍译,第212-213页。

(93)家永丰吉、元良用次郎:《万国史纲》,邵希雍译,第214页。

(94)本多浅治郎:《西洋历史参考书》,湖北兴文社译,群益书社1906年版,第262-263页。

(95)本多浅治郎:《西洋历史参考书》,湖北兴文社译,第265页。

(96)本多浅治郎:《西洋历史参考书》,湖北兴文社译,第263页。

(97)译序将之称为《高等西洋史教科书》。本多浅治郎:《汉译西洋历史》,熊钟麟译,“高等西洋历史教科书序”,导文社1910年版,第1页。该书又有百城社译本,译文略有差异。参见本多浅治郎:《汉译西洋历史》,百城书舍编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98)本多浅治郎:《汉译西洋历史》,熊钟麟译,第363页。需要说明的是,彼得改革不包括政治制度,而只涉及军事、科技、实业、教育、宗教等层面,因此书中“一切制度尽效西欧”的观点是偏颇的。

(99)本多浅治郎:《汉译西洋历史》,熊钟麟译,第327页。

(100)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后编”,作新社译,上海作新社1902年版,第184页。

(101)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后编”,第189-190页。

(102)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第289页。

(103)参见F.R.安克施密特:《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田平原理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03页。

(104)参见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3页。

(105)参见陶惠芬:《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第185-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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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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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史学理论研究》 2018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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