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少华:晚清中国的“彼得兴俄”叙事及其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19-11-14 07: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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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少华  

   内容提要:19世纪30年代,“彼得大帝”经传教士引介而进入汉文知识世界。由弱转强、易贫为富的“彼得兴俄”,作为隐喻时局政治的优良载体,先是被塑造为“游历—兴国”,后又被建构为“游历—变法—兴国”,至戊戌时期已基本形成一个情节完整的改革故事。在此背后,既有晚清政治实践的诉求,也有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抑或说是“华夷”观主导下,将异国之君彼得拟构为本土圣王的书写策略。而到1900年前后,在“彼得兴俄”文本中,逐渐渗入基于西方话语的“野蛮—文明”视角,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西洋史教科书,又为“野蛮—文明”的叙事增添了历史分期与地理区隔的价值意义。“彼得兴俄”也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转向西方经验的线性框架,成为此后叙事雏形及“近代化”符号的滥觞。

   关 键 词:彼得大帝  康有为  光绪  改革  知识史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及其改革是俄国乃至世界史研究中的重点议题,长期受国内外史学界关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知识、符号、意义发生流动,①19世纪初,彼得改革事迹开始进入汉文知识世界。作为可资依凭的思想资源,彼得改革萦绕于近代有识之士追求国家文明富强的叙事中,参与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实践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阐释与叙述,往往视其为一种客观无误的历史知识,而忽略其建构与生产的面相,及背后蕴藏的话语纠葛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指出,当面对已“去脉络化”的“客观”历史时,我们应反躬自省,以警惕知识背后“妨碍放眼四顾的无形眼翳”。②本文所关切的问题,正是在晚清历史语境中,“彼得兴俄”文本经由西方传教士及日本津梁输入后,如何在汉语世界被重新书写,并由此检讨不同知识生产环节背后的话语体系,以期提供一个“知识史”③的视角,省思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历程中的“彼得兴俄”叙事。④

  

   一、从传教士到本土士人:“彼得兴俄”的浮现

  

   19世纪30年代,因传教士对西洋史地的引介,“彼得兴俄”文本开始浮现在清末汉文知识世界。较早的案例见于郭实猎(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⑤在广州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峨罗斯国志略》较为完整地讲述了彼得大帝的政治生涯,包括宗室皇位之争,及以军事征伐为核心的内政外交,其中讲到彼得前往荷兰与英国学建战船:

   康熙三十五年,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场……彼得罗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⑥

   这则故事虽已提及彼得效法欧洲诸国,但具体仅指其赴荷、英两国学造战船。彼得为俄国“加战船”,也只是他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等诸多事功之一。可以说,在《峨罗斯国志略》中彼得游学荷、英只是俄国海军力量改善的一个事例而已。

   稍后,郭实猎选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各国历史内容,将之改编、增删,整合为单行本世界史著述《古今万国纲鉴》,于1838年由新加坡坚夏书院刊行。是书卷十九《鄂罗斯国史》讲到在彼得执政期内俄国迅速崛起的原因:

   彼得罗皇帝亲手造船只,巡欧罗巴列国,学六艺,效匠工,召诸国之饱学、有才能之人赴其京也。变旧更新,教化百姓,令之勤学乐道。遂建新京都,开海口,奖励通商也。如此,其国速兴焉。⑦

   作为俄国“速兴”故事的元素之一,彼得巡游欧洲诸国的描述,比上揭《峨罗斯国志略》要丰富得多,相关语词的表述,也颇有差异。可见,《峨罗斯国志略》应非出自郭实猎之手,其中的相关内容,也未被他采入《鄂罗斯国史》。关于彼得的描述,《鄂罗斯国史》很可能源自郭实猎编译的《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⑧

   另外,类似彼得往国外学造船术的表达,并非仅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单一的传播途径。如,初刻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瀛寰志略》因采录西人汉文文献,我们可从中反向推知西人的相关表达。是书记载:

   (彼得)既为众所推立,卑礼招致英贤,与图国事,躬教士卒骑射,兼习火器,悉为劲旅,由是政令更新,国俗为之一变……尝以俄人不善驶船,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瑞典战,胜之,瑞典割芬兰以讲,遂建新都于海滨,曰彼得罗堡。疏通波罗的海道,水路皆操形势,战胜攻取,疆土愈辟。⑨

   上引史料的具体描述明显有别于《峨罗斯国志略》,如只有“荷兰”而无“英国”,又多“变姓名”的细节。作者徐继畬可能未曾见过《峨罗斯国志略》,⑩《瀛寰志略》的知识来源应另有他途。据徐书自序“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复搜求得若干种”,(11)可知徐继畬载录的彼得信息,应源于其他西人汉文著述。

   可以说,在当时西人的俄国崛起叙事中,(12)彼得游历他国学艺的情节并不是主导故事走向的核心元素。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有选择的表述,能进一步提供佐证。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虽主要取材西方著作,但也有摘录《瀛寰志略》的情况,(13)其中关于彼得的记载即是一例。《地理全志》卷二《峨罗斯国志》称:

   康熙四十四年,立彼得为王,罗致英贤,躬教士卒,令习骑射、火礟,政令更新,国俗于以丕变,巡边陲,开海口,建新都于海滨,疏通波罗的海道,水路皆操形势,猛士之多,战舰之大,为列邦所景仰,峨之强大,实始于此。(14)

   不难发现,这段表述改写于上揭《瀛寰志略》的相关文字。慕维廉删略了徐书中彼得“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的情节。换言之,在他看来,该事件不能被视为“峨之强大”的要因。这种认识也存在于艾约瑟译述的西学启蒙读物。如《欧洲史略》说:“俄之强盛,大半皆成于彼得第一之世,彼得第一即位于中朝之康熙二十二年,而崩于雍正三年,其间四十三年,增修政治,利兴弊除,俄日益富强。”(15)《西学略述》又说:“迨米君孙彼得第一,内则习兵训艺,外则开埠通商,俄日以强。”(16)彼得效法欧洲他国的情节,也未被艾约瑟采录。

   应该注意到,最初传教士讲述俄国崛起时,彼得游历并师法欧西诸国的情节,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有时甚至可以忽略。同时,资料辑录色彩较强的《瀛寰志略》承袭了西人的书写基调。但在成书于1839-1840年的《四洲志》中,该故事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四洲志》系梁进德等人摘译墨瑞(Hugh Murray,生卒年不详)的英文原书《地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由林则徐编辑而成。(17)是书《俄罗斯国总计》选取“伊挽瓦尔西”、“比达王”、“底利尼王”三位君主事迹,作为俄国“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比达王”即为彼得大帝:

   人犹椎悍,未谙西洋技艺。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18)

   《四洲志》和《地理百科全书》都在讲述彼得振兴俄国,但摘译版和原版的故事内核却大相径庭。后者聚焦在彼得使俄国蜕变为欧洲文明强国,关键字眼是“文明”(civilization、civilized)。墨瑞将“文明”解释为与俄国传统积习相对的一种西欧“积极进取精神”。(19)据学界已有研究,在甲午以前的西文翻译文献中,多以“开化”、“风化”、“教化”、“文雅”、“文教兴盛”、“政教修明”、“有教化”、“有化”等词翻译和理解“civilization”。(20)不难发现,上引《四洲志》材料并无“civilization”或“civilized”的对译名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形容彼得之前的俄国为“人犹椎悍”,其中“椎悍”是“开化”、“风化”、“教化”的反义词。可见,梁进德等人虽未直接译出墨瑞文本中的关键词“civilization”、“civilized”,但在译文中确有相应的想象和解释,认为“椎悍”体现在“未谙西洋技艺”,并将彼得汲取的西欧“文明”,转化为“火器”、“战舰”等工技。经林则徐、梁进德等人如此编译后,西游学技不仅是彼得事功的突出表征,还是俄国能“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的代表事件。

   较之郭实猎等人的文本,《四洲志》的意义在于,彼得西游情节从一系列内政外交中开始脱离出来,并成为一个能承载俄国崛起的独立故事。此后,这一叙述模式下的“彼得兴国”,逐渐增多,流转不断,广被认可。如,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按语中,魏源假托“西史”之名说:“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21)又如,辑自《海国图志》的上海四马路乐善堂藏版《俄罗斯国志》,书末附有《书俄罗斯国志后》,是文对彼得的评说亦聚焦其西游事迹,“其初建国,比达王微行游于他邦硝厂、火器局,讲习工艺,还国传授”。(22)彼得西游学艺渐成时人对这位异国君主记忆的主要面相。诸如斌椿(23)、张德彝(24)、郭嵩焘(25)、崔国因(26)等清末出洋官吏,也都在不断复述相似的故事。而《申报》、《大公报》所载类似故事也屡见不鲜。(27)可以说,在19世纪初,郭实猎等传教士在传播西洋史地新知的同时,给国人展示了一位不同于旧时“察尔汗”(28)记忆的俄国君主彼得。至迟从《四洲志》始,“彼得兴国”故事经本土士人进一步筛选,西游学艺被视为俄国崛起及彼得功业的重要表征,形成一套游历取艺而俄国兴盛的叙事,可概括为“游历—兴国”模式。

  

   二、改革范本的塑造

  

   大致自光绪年间始,以西游取法为主轴,西洋器技、延揽贤才等为核心叙述元素的彼得故事,已渐趋无法满足本土士人和寓华西人面对新时局展开的政治论述与实践。原本较为单一的故事结构出现复合化趋势,特别是与彼得游历归国后的施政相结合,形成一个更为完整与丰富的俄国改革故事。(29)

   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的一些传教士已不似郭实猎、慕维廉等人,他们也聚焦于彼得游历欧洲的情节,并借此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传教士的叙述变化,很可能是受汉语知识世界内“游历—兴国”故事的影响。1875年,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指出,国家谋富不仅在于农工商,更在于士人,“士之所关者更大”,但中国士人束缚于名教与八股,反观英、法两国的富国之谋,以格致之新法,弃古法、更旧制。又举俄国例:

   俄国于二百年前,其国皇名被德,冲年即位,国势不兴。闻欧洲各国,俱以通商富国,欲谴使臣访询其故,而于心有耿耿不释者,遂将国事付相臣摄理,亲赴荷、英两国,查看各法。回国时,聘请两国能员一同来俄,传授富国之法。嗣又谴使巡历各国,增长见识,又招请各国贤员,为俄国立定根基,而俄乃昌大焉。(30)

林乐知意在以引西学入华,鼓吹以“神理之学”、“物理之学”取代清廷开科取士的“诗文策论”。他欲告诉读者,清廷应效仿俄国君主彼得聘请西方贤能为国家“立定根基”。可以看到,林乐知对彼得西游的想象不再局限于军舰、火器的学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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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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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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