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批判法律理论的场域——从《秋菊打官司》看批判法律理论的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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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试图将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所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论置于国际政治场域、国内体制改革的政治场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思想场域中,通过学界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考察批判法律理论放弃了批判立场而走向妥协,并最终形成了古典礼法传统、社会主义政法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法治传统之间的综合的深层原因。批判法律理论走向妥协和综合,一方面由于中国体制改革带来了政治场域变化,在强调法治的体制改革逻辑中,政党的定位一度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移植而来的西方法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这种“超前立法”推动了中国崛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法理学应当走出“帝国边陲地带”的思考,走出移植法与本土法对立的“转型法律多元主义”理论,立足中华法系礼法互动的古典传统,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党规与国法互动的经验,探索新的法治发展道路。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法律多元主义;批判法律理论;通三统

  

一、问题的提出


   1979年,中国法学界展开的“人治”与“法治”关系大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开端。从此,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与法治作为一种“权力”运作的国家治理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强劲崛起。若从更大政治场域看,当代法治兴起受到中国在发展道路和地缘政治上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转向美英海洋世界,开始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法治要素。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内容,“改革”说的是发展道路选择,“开放”说的是地缘政治空间的重新定向。因此,改革开放必然带来以移植西方英美法律为特征的大规模变法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法律革命不仅冲击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关的国家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全面瓦解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生活和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的内在冲突和紧张。那么,如何理解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法律革命?中国现代法治建设能不能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本土资源”中汲取营养,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并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法治模式?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法理学的问题意识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法学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思想无疑主张在“历史终结”背景下,在地缘政治上转向英美海洋世界,在发展道路上放弃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完全移植西方法治乃至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这种主流法学理论虽然有各种主张,但基本隐含在“法律现代化理论范式”之下。面对这种主流强势话语,苏力教授《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对这种法律现代化理论及其所推动的“变法模式”提出批判;1996年又发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下称“秋菊的困惑”),对法律现代化理论范式所支撑的普适主义的“权利法治论”进行了批判。其中,“秋菊的困惑”一文在法学界乃至公共舆论中产生巨大影响,引发法学界对《秋菊打官司》的持续讨论,不仅在“法律与文学”理论中形成一个持续的研究传统,甚至形成了批判法律理论,即对中国从英美西方世界移植而来的法治模式及其背后的法学理论展开批判。

  

   全面检讨法律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变迁显然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任务,本文仅试图考察其中的个案,即在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讨论所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论传统中,进一步考察这股批判法律理论思潮如何逐渐弱化其批判锋芒,从批判走向妥协乃至最后走向综合。要理解批判法律理论从批判走向综合,就必须关注其背后“场域”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将过去二十多年来围绕“秋菊打官司”产生的法学思考放在更大的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中来加以理解。就学术场域而言,我们必须关注中国学术界过去四十年来的思想演变;就政治场域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改革和执政理念转型,而且要关注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批判法律运动从批判走向综合恰恰反映了这两个更大场域的互动和演变。

  

二、“法盲法理学”的困境:学术场域的左右之争


   在“秋菊的困惑”一文中,苏力基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习惯法对西方移植而来的国家法展开批判。在此基础上,冯象进一步诉诸马克思主义批判全球资本帝国的法律扩张。如果说苏力的批判法律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多元主义,那么冯象的批判法律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并迫使人们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如何认真对待社会主义政法传统。凌斌正是从政法传统中的“人民”视角出发,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国家法看作是凌驾于秋菊这些普通“法盲”之上的“精英主义的法治”。在精英与大众的概念对峙中,他紧紧抓住秋菊的“法盲”身份,提出一种“法盲的法理学”,从而将苏力所建构的本土民间法与移植的国家法之间的对立转化为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并站在“法治大众主义”立场上对“法治精英主义”展开批判。

  

   (1)转向“说法”:法治大众主义对法治精英主义的批判

  

   如果说苏力和冯象对“秋菊打官司”的解读重点强调秋菊的“困惑”,从而展现秋菊作为一个“法盲”在异质的法治面前的被动角色,那么凌斌的解读重点转向秋菊要讨的“说法”,从而重塑秋菊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动及其在对异质法治的反抗中来塑造属于自己的法治。如果说在冯象那里,“法盲”是法治的必然产物,那么凌斌将逻辑颠倒了过来,“法治”是“法盲”们参与塑造的产物。凌斌同样借助福柯的理论,从作为“词”的“知识”和作为“物”的“权力”两个角度对“法治精英主义”理论展开批判。

  

   他认为法治精英主义理论实际上假定“法盲能够理解法律知识,能够理解现代法制的这套基于“个人权利”的话语构造,由此才会对现代法治建设中“送法下乡”或“教鱼游泳”之类的话题感兴趣。而凌斌认为“这一前提判断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其预设了“中国的理想归宿不就是再度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么?”这种理论将秋菊这样的普通人归结为“法盲”,因此必然产生了“普法”这种权力支配的政治逻辑。这种理论似乎假定西方法治或现代法治的“权力之网”乃是一种人类注定无法摆脱的“宿命”,从而“默认了一种法治对法盲的宿命论……因而取消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人、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力量对于历史的根本性的创造力”。正是从“沉默的大多数”和“弱者的武器”这些概念入手,凌斌试图找到秋菊对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法治的反抗和塑造。秋菊通过打官司讨个“说法”恰恰表明秋菊并非法治之外的被压迫者,而始终在注定失败的努力中学习如何成为驾驭法律的主体。为此,凌斌赞扬秋菊们重新定义法治,甚至“反法治”的努力。不过,他的理论基础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是一种基于精英与大众二元对立的民粹主义理论,“在这样一个民主浪潮不可阻挡的时代,那些不臣服于‘大写真理’的法盲们必定会最终重写这个‘大写真理’。因为实践中的真理就是共识,而共识取决于多数。”在此基础上,凌斌主张建立“法盲法理学”。

  

   (2)讨个“说法”:权利主义法治论的陷阱

  

   凌斌试图回答苏力提出的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然而他提供的“法盲法理学”这个答案远远比苏力更为激进。苏力并没有彻底否定精英主义法治或权利主义法治,甚至试图解释这种国家自上而下建构中展现出来的“送法下乡”的“普法”逻辑,然而凌斌将“送法下乡”和“教鱼游泳”的“普法”逻辑看作是法治精英主义的幻想。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于冯象的左翼立场。然而,凌斌所诉诸的“大众司法”与政法传统中的“大众司法”有着根本的区别。政法传统中的“大众司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设了“马锡五审判”这样的司法制度,并将它与人民调解制度结合起来,矫正理性化、精英化、程序化的司法审判。这无疑属于人民大众的反抗“修正”和“改写”了精英司法的逻辑,创造了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法治模式。而凌斌所赞赏的秋菊讨一个“说法”,完全是在专业化、程序化、精英化的司法逻辑框架内运作的,她从来没有反抗“法治”,而是在其几上几下的努力中不断地接近于精英法治的逻辑,最终实现了精英主义法治的治理目标。她唯一的反抗就是表现为最后的“困惑”。在这个意义上,冯象对这个故事解读更准确,毕竟秋菊诉诸精英法治所要反抗的恰恰是民间习惯法,而苏力的解读之所以具有批判法律意涵也是从这种“困惑”中捕捉到的。

  

   换句话说,如果把秋菊讨一个“说法”理解为一种反抗,那么这种反抗恰恰是凌斌所批判的精英主义法治所鼓励的、甚至是需要的,这种反抗与法治权力的运行构成了一种巧妙的“合谋”。在精英主义法治论中,秋菊的积极参与或反抗恰恰是现代法治机器真正发挥效果的地方。借用福柯的权力理论来说,权力从来不是单向的支配,而是一种支配与反抗的辩证关系,权力恰恰是在对权力的反抗中才真正发挥出权力的效果。凌斌的“法盲法理学”从秋菊讨个“说法”入手,鼓励秋菊主动参与法治实践,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精英主义法治观的框架中。而这恰恰是凌斌所主张的“大众”(或“法治大众主义”)与政法传统中的“人民”(或“人民司法”或“人民调解”)的根本区别所在。事实上,“秋菊打官司”的故事不正是被凌斌所批判的精英主义法治论者解读为一个推动现代西方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为权利而斗争”的故事吗?秋菊讨个“说法”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恰恰在于她很容易被解释为一个中国版本的“我有一个梦想”,从而被塑造成一个彻底抛开传统乡村习惯法压迫、直接诉诸“为权利而斗争”、追求法治正义的“新女性”。

  

   (3)“法盲法理学”的精英难题:从批判走向妥协

  

   当普适主义权利法治论将秋菊塑造为“为权利而斗争”的新女性,凌斌也鼓励秋菊扮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形象,但凌斌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形象有什么不同。而这个问题必须与“五四”之后关于“娜拉走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在“五四”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权利法治论的框架下,单纯诉诸个人人格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主义理想,在现实中不免会落入O. Henry式的荒诞或卡夫卡式的无力体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人与人的法律斗争最终是社会力量、经济力量乃至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恰恰是鲁迅批判同时代启蒙自由主义者的地方,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权利自由主义的地方。

  

虽然凌斌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主张用社会主义政法传统中的“群众路线”来帮助秋菊成为塑造法治的行动主体,避免秋菊成为现代法治机器中的一个玩偶,进而避免“法治大众主义”堕入民粹主义。然而,群众路线之所以区别于民粹主义就在于它是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精英团体深入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法盲”要成为积极塑造法治机器的主体,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若没有共产党这个先锋队精英团体的领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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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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