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中国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4 22: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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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推动下,我国逐步建立起布局、结构层次比较完整和发达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为建设法治和繁荣法学做出了贡献。但目前仍存在着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或满足政法队伍建设的实际要求,特别是管理体制混乱等诸多矛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深化法律教育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借鉴发达国家法律人才培养经验,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即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建立以五所政法大学和若干著名大学法学院为主干的国家级政法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学术型和职业型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管理机制和基本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二段式司法考试模式并完善考试通过之后的职业培训制度;优化全国法科学科专业布局。

  

一、引  言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法律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规范和法律之被委诸一批专门家予以维护的历史传统,使得法律职业及相关的教育与培训的问题向来受到法律界的普遍重视。在长期连续不断地发展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知识和各具特色的实践经验。近年来所关注的前沿议题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时代与法律职业、法律教育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培养高质量法律家的三大问题:第一,在法学院入口处设计出针对优点、能力和悟性的有效的调节装置;第二,发展一套确保在本国体制内所有法学院提供高质量、相互关联的法律教育的支持机制;第三,在法学院出口不断完善保证那些要做法律家的人同时具备知识、能力和道德的评估体系。这和我国法律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形式上的近似之处或者大体一致。但提出或出现这些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则不完全相同。

  

   我国法律教育问题研究与现代法制建设的状况兼程并进。1980年代主要停留在“有名无实”的水平,即法学知识体系中虽然列有“法律教育学”这个分类概念,[1]但是除了从认识上反复强调法律人才培养工作对于健全我国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外,并无多少实质内容。上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崛起、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发展,司法改革以及构建专门化、精英法律职业者问题成为法治建设中的关注焦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和质量问题遂于法学家研究视域中迅速凸显,并引起司法界的广泛关注。这个变化激发了人们对法律教育问题的兴趣。专门论著的发表或出版渐呈加速趋势,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频繁召开。探讨的题目广泛涉及法律教育的理念和目标、法学院的建制与培养法律人管理模式、法律教学过程中的技术环节以及法律教育历史演变等等各个方面。但除了少数研究成果外,大部分的研究和讨论,还存在着论题庞大而空泛、内容主要是差异不等的各种经验述说、甚至构思研究对象的低水平重复或徘徊的问题;较为专题性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很多,尤其是法律教育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法律职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尽管对国外法律教育发展状况的关注和介绍越来越多,但还缺乏深入挖掘其背景及其与“本土”问题有机结合的转化分析。在那些少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有几篇比较大型的、综合性的研究报告值得重视。这些报告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官方背景,研究成果的对策性和应用性特点突出,对形成当时或现行的法律教育政策都有不同程度地影响和作用。

  

   其一,1948年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法律教育第一次报告书》(First Report on Legal Education)。[2]庞德是美国法学家,曾长期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社会法学派领袖人物。他于1946年7月至1948年11月间受聘担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和教育两部顾问。其间应邀就战后重建中国法治提供法律教育改进意见。为此,庞德于1948年2月4日在教育部法律教育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了洋洋3万多言的长篇报告,内容涉及法律教育在现代立宪政体中的地位、统一的法律教育及发展充实的学理论著的必要、中国法律教育的特种问题以及改进充实中国法律教育四大问题。庞德对他所观察了解到的中国法官、法律教师和律师等所受训练的“分歧,殊觉惊异”,明确主张“中国法律教育的首要问题”就是“彻底统一”。报告中,他还就教育部要求他表态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诸如法学院的设置方式(单独设置、并入大学或两者并存)、法学院的招生规模、学习年限、入学条件、教学时数、教学方法、法学师资、研究生教育和法律图书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意见在当时颇受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的重视。但随着“伪法统”的被废除,这些意见迅速被化为历史的陈迹,在之后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再也无人提及。尽管如此,尽管中国早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新细读这篇报告时,一个强烈的印象是,除了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某些政策性的内容以及数据材料上的差异,庞德所涉及的问题与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几乎完全一样。因此他对这些问题发表的意见自然有其参考价值。

  

   其二,2001年霍宪丹(时任司法部教育司官员)和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主持完成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报告:构建统一的中国法律教育模式》。[3]这份报告是由设在司法部法学教育司的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组织10多位专家在全国28所高校的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当中进行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尽管主题围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但报告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报告以现代法律职业的特征和中国现代法律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为引导,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法律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经济、政治和司法改革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对比和评价法律硕士教育和现行其它法律人才培养方式的差异中,分析了法律教育的目标、招生与考试、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与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从人才培养的整体原则出发,提出了管理体制、教育规模、结构层次调整、培养方案和评估机制等政策性建议,突出论证了建立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确立法律硕士教育在我国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主渠道地位。由于这份报告对现实问题的概括和描述比较准确,主导思想和相关改革措施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因此是关于培养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有价值的一份研究报告。

  

   其三,2002年初曾宪义和张文显主持完成的《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4]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大课题之一,这项研究同样动用了相当大政府和学术资源,历时两年完成。报告的基调是为新世纪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好人才资源准备,提出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高起点、高层次、高质量、高效益、适度超前、可持续发展法学教育的战略思路,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教学环节所要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报告强调,新世纪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规模要本与经济、社会、民主、法治及人口、资源、环境项协调;要形成全国性院校与区域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合理布局,综合大学法学院与单独设置的政法院校,以及财经、民族、师范、理工和农医类院校的法律院系之间的合理布局和分工;坚持本科为基础和“以本为本”的原则,其任务是一般通识教育和特殊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扩大法律硕士教育,注重对学术型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律职业培训,积极发展法学继续教育;鼓励设立民办或私立法学院;管理体制上要加强教育部对全国法学教育统一领导与协调作用,等等。报告的突出特点在于提出了中国法学教育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意见。

  

   基于大体一致的背景,1996至1999年间,李龙教授主持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项目“面向21世纪法学类各专业课程结构、共同核心课及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5]其核心内容是阐释或论证一元化设置法学专业的必要性和确定法学专业共同核心课(开始是14门,后又增加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2门)的改革方案。

  

   概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不是为了对它们做一般的分析和评论,而是想表明本研究与上述报告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在界定问题、如何表述这些问题,以及现状描述和对策建议等方面,上述报告连同其他少数专家的讨论(特别是方流芳深邃的观察与剖析、贺卫方明敏的思考和精辟见解、徐显明高瞻远瞩的归纳和评析),都是对本研究给予灵感和启发的重要源泉。

  

   在仔细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确立三个基本出发点:一是社会因为需要法律而需要法律职业;法律需要法律职业持续不断地维护而需要有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法律职业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点与上述报告的主张基本一致)。二是要改进我国的法律教育,首先应当立足于现实,全面、深入地了解法律教育的背景和现状,否则,盲人瞎马,无补于事;要么只论及表面或局部,忽略根本。因此,找准问题并把它适当的描述出来是关键,特别是,要把根本问题(病根)和问题的表征(症状)分别开来。三是兼顾理想目标和现行政策、制度环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协调,以求对策意见的可行性。由此,本文首先以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和演变为线索,简要回顾我国现代法律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而综合不同角度并用尽可能详细的数据统计全面描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法律教育的规模与布局的总体情况。透过政法机关、教育部门和法学专家不同的视角,来对比和观察我国法律教育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并严格界定这些问题及其各种表现。最后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性意见和措施。

  

二、现代法律教育机构的演变


   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产生了“刑名法术之学”和要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古代法律教育萌芽。从秦汉到唐宋,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受到官方的重视,曾设有选拔法律人才的“明法科”和“律博士”职官。唐宋时代推重法律教育和司法考试,成为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元明清三代不重视法律教育,甚至“群相鄙弃”,负有司法职责的各级官员,或在科举考试后通过自修历练掌握法律知识,或借助官学体系之外的刑名幕友充当助手,总之,传统中国最终没能发展出一套培养法律专家的正规机制。

  

   中国现代的法律教育机构,萌发于19世纪末而正式创始于20世纪初废除科举、大办法政教育之际。在改革教育制度和宣布“预备立宪”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法政专门学堂蜂起,1912年全国设法政学堂64所,法科(以速成为主)毕业生约4000人,顺应了立宪修律和由封建专制向共和制转变的时代需要,以后逐年减少,至1926年,全国公立和私立法政学校已剩25所(国立2所,公立16所,私立7所。1949年国民政府留下的227所高校(国立138所,私立69所,教会学校20所)中,设法律院系的学校有53所。其中,以培养司法官量多质优而著称的私立朝阳大学、注重英美法和比较法教学的东吴法学院,以及公办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法学院都是当时法律教育的重心。民国期间国内外法科毕业生总计近3万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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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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