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超越“基础”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19-10-06 0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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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  

   内容提要:尽管马克思对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多有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拒斥道德;与此同时,尽管马克思并不拒斥道德,但他并没有以道德原则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那种指认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观点,直接有悖于马克思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于道德原则的定位,即道德总是非独立的与从属的。不仅道德原则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且,“经济基础”所代表的经济事实也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不是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这类表述,与其说“经济基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奠基性原则,不如说它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生活与道德原则的出发点。纵然我们分别排除了道德原则和“经济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基础的可能性,却不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失去了作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同体所做的辩护、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辨析等,无不彰显着政治哲学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特质,从而证明了超越“基础”的政治哲学是完全可能的。

   关 键 词:马克思政治哲学  道德原则  经济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伍德与胡萨米等人围绕“马克思与正义”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伍德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强调马克思是从生产方式而非“正义”的角度批评资本主义,并将马克思关于“异化”“自由”等方面的论述归在“非道德”的名下[1]127-128;以胡萨米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针锋相对地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展望奠基于“正义”这类规范性原则之上,马克思关于分配正义和异化等问题的讨论尤其证明了这一点[2]56-60。后来,这场争论日益拓展为“马克思与道德”或“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的相关争论,由此产生了对峙的两种立场,一种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建立在某种规范性基础之上,另一种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建立在非规范性的基础之上。

   不论对峙双方存在多大的分歧,但二者都预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必定基于某种基础。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问题在一开始就预设了非此即彼的回答,但同时也避开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否可能”或“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一定要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问题。为了回应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将试图论证规范性原则与非规范性原则都无法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进而证明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寻求基础这种做法是相互冲突的,从而在消解基础的层面上界定马克思政治哲学如何作为政治哲学的一种形态。

  

   一、道德原则能够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吗?

  

   根据伍德等人的观点,马克思将道德归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由于其虚幻性而被马克思批评和拒斥,所以马克思拒斥道德。既然马克思拒斥道德,道德作为意识形态被经济基础所决定,那么,道德原则将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暂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可以被接受,它的论证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的是马克思是否拒斥道德;第二个层次涉及的是道德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鉴于此,下文的回应也将集中于这两个问题,并试图说明马克思是否拒斥道德是一回事,马克思是否以道德原则作为其政治哲学之基础是另一回事,尽管二者有关联,但不能完全等同。

   (一)马克思拒斥道德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道德,似乎证明了马克思是拒斥道德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意识形态,或者说,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评。批评意识形态,是否等同于拒斥意识形态呢?

   诚然,马克思确实谈到过:“……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525这段论述常被当作马克思批评意识形态的一个证据,但若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这段话是从比较的角度谈到意识形态。换言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同物质生产相比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它只能以观念的而非实在的形式存在,因而它不可能拥有活生生的历史。因而,与其说马克思拒斥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不如说马克思拒斥那些以独立的外观呈现出来,甚至妄图将真实的现实置于虚幻观念之下的道德原则和其他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拒斥的不是道德本身,不是要彻底取消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他拒斥的是道德呈现出来的虚妄方式,拒斥的是道德对社会所施加的虚妄的影响。换言之,马克思将道德视为非独立的与虚幻的,这些都不必然导致他否认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上文已试图说明马克思并不拒斥道德,但即使如此,道德原则就能够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吗?胡萨米等人对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自由、异化等思想的道德解释,就足以证明马克思政治哲学奠基于这些原则之上吗?毕竟,马克思政治哲学包含一些道德原则,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奠基于某些道德原则之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情况。

   (二)社会结构与道德的从属性。关于道德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划分来理解。对此,学界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二分法与三分法。所谓二分法,就是马克思将整个社会有机体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经济基础,另一个部分是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即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所谓三分法,就是马克思将整个社会有机体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尽管上述两种看法在意识形态的归属问题上有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比都处于从属地位。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里面有一段关于这种从属关系的著名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591这段论述常用于证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尽管本文并不赞同将唯物史观等同于决定论的做法,但至少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即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理解现实的物质生产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物质生产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才是理解道德的出发点。

   事实上,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意识到,尽管现代物质生产所形成的经济生活呈现出各种问题,如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原子化现象(自私自利)等,但这些都不妨碍经济生活的真实性;与之相比,尽管政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实现普遍利益,但即便如此,这些也无法改变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根本特质,即共同体的观念而非实际的社会联合形式才是政治国家的实质[3]30-31。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自然地将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毕竟这在他看来符合现实的真正面貌——社会不是由虚幻的观念演化而来的,唯有真实的物质生产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批判了那种从虚构的个体性原则出发理解政治社会的做法——“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5]22“在18世纪的预言家(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为依据)看来,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5]25总之,马克思始终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无法通过自身的某些原则获得理解,物质生产及其创造的经济条件才是理解政治生活的起点。

   总而言之,无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还是作为上层建筑之外的社会意识形式,如下论点都是难以反驳的:就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上层建筑总是非独立的、虚幻的社会形式而言,道德总是需要通过道德之外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加以说明,道德如何能够为政治哲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呢?

   (三)处于同一层级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原则。如果说上文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总体划分,试图论证道德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础的内在困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缩小讨论的范围,仅在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一界限内追问“道德原则是否能够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

   在前文提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有规范性基础”的争论中,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个热门话题。论战的正方与反方都致力于从浩瀚的文献中寻找马克思明确使用道德术语的蛛丝马迹:对于正方而言,马克思所青睐的“自由”“异化”等范畴,似乎完美地证明了他确实是从某种道德原则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并勾勒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图景;对于反方而言,马克思几乎没有讨论过“正义”这类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话题,更是极少提及美德、同情等道德词汇,即使“自由”与“异化”这类马克思理论中的高频词汇也没有明显地关涉到道德问题,这些仿佛证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并非奠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甚至在极端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只能称之为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而不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哲学。

   在本文看来,这场争论越来越偏离了最重要的论题,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道德原则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是否体现为道德原则作为构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石?尽管政治哲学与道德在具体的学科划分上是不同的,但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来看,政治哲学与道德原则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同一层级,马克思从未提到过道德原则要比政治哲学更为根本和更具有优先性的观点。当我们明确了政治哲学与道德原则的上述定位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这类说法所包含的自相矛盾就彻底暴露了。

   如前所述,无论我们是否将意识形态视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这都无法撼动“经济基础”在整个马克思理论架构中的初始地位。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原则。进一步而言,政治哲学和道德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经济基础所提供的条件和划定的界限,都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政治哲学不可能从伦理原则出发,而只可能从经济基础出发,从经济事实出发。在本文看来,那种强调马克思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诸如“正义”)出发来理解具体政治生活的观点,不仅有悖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而且也违背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恰恰在于,他是从物质生产及相关经济生活出发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正是因为他偏离了青年时代那种从法哲学原则出发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才使得他的政治理论独树一帜。现在,如果我们企图论证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从某个伦理原则出发,这岂不是要将讨论带回到1844年之前的马克思吗?

   在前文涉及的一段文本中,马克思就曾经无情地批评过包括哲学在内的美好幻想。之前的哲学等意识形态总是将自身视为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相信自身的基础和奠基性原则是内在于自身的,所以意识形态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原则从中剥离出来。但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打破了这一美梦。马克思指出,哲学等无法从自身当中找到理解自己的基础,这个基础在外面,而不在内部。由此可推出的一个结论是:尽管政治哲学的基础不在其自身当中,但也绝对不可能存在于道德原则中,因为道德哲学同样不是以其自身为基础,或者说,要想说明政治哲学或道德原则,有关经济事实的外部研究将是不可绕过的前提和条件。

据此,本文提出,就马克思政治哲学不可能奠基于道德原则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是一种不合理的表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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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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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1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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