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交换模式论入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18-07-31 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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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作者在《世界史的构造》(2010年)中提出的“从生产模式到交换模式”这一主题的解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理论中,基于建筑的隐喻,社会构成体的历史被如此说明——生产模式是经济基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由该经济基础所规定。所谓生产模式,是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来的生产力,以及从人与人的关系而来的生产关系。但是,这无法很好地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宗教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要么被无视,要么就被作为经济决定论而遭否定,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在作者看来,经济的基础不是生产模式,而是交换模式。作者所说的“交换”,包括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近似于马克思青年时期使用的“交通”这一概念。交换有多种类型,国家、宗教、社会主义等上层建筑都直接由这些交换而来。只有在这个意味上,“经济决定论”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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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世界史的构造》(2010年)中提倡“从生产模式到交换模式”。我想就这一点做简单的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理论中,基于建筑的隐喻,社会构成体的历史成了这样的东西——生产模式是经济基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由该经济基础所规定。所谓生产模式,是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来的生产力,以及从人与人的关系而来的生产关系。虽说我不反对社会构成体的历史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我认为这个基础不是生产模式,而是交换模式。而我所说的交换模式包含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①

   我之所以如此思考,是因为将生产模式视为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有缺陷,因此遭受到各种批判,最终连经济基础这一想法本身都被否定了。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最初的重要批判者。他原则上虽然承认历史唯物论,但却主张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律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将近代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ische)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相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则强调其是作为推动产业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活动的。也就是说,像宗教这种观念的上层建筑,不单单是被动地为经济基础所规定而已,毋宁说其拥有以能动的方式改变后者的力量。接着,我将举出另一位批判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观点来进行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优越之处,据我的考察,并非在于其理解历史的方法和以此为基础的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在于敏锐地证明了人的经济诸关系对知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思考方式之难以避免的影响。由此,至今完全被误读的一连串因果关系和依存关系被揭露出来。然而,对我们而言,极端地主张经济的动机是决定社会中人的行动的唯一因素,是无法被接受的。各种相异的个人、种族或民族,即使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也会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仅仅是看到这一确信的事实,也能明白经济契机的专一支配是不成立的。其实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活生生的人的反应成为问题时,怎么可以无视心理因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经济诸关系产生之处,早已经有心理因素的参与,不仅如此,即使经济诸关系的支配已经无所不在,人的自我保存欲望、攻击欲、爱情欲求依旧会触发自己根源性欲望的萌动,并冲动地去追求快感、规避不快。又或者说,如在以前的探究中我谈到超自我的重要要求,超自我代表过去的传统与理性形成,对于来自新经济状态的动因,也会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②

   弗洛伊德排斥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契机的专一支配”,主张应该考虑“心理因素”。我特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他的批判和其后对历史唯物论的批判——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的这一主张——相关联。

   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成为问题,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运动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最初碰到这一问题的是在意大利革命起义中失败,被法西斯政权逮捕入狱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他认为,意大利国家权力的强大,并非单纯依靠暴力的强制,而是依靠服从者的自发性同意而成立的,并将之称为“霸权”(hegemony)。这意味着,国家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支配阶级的“暴力装置”,而且是拥有独自的“力量”的装置。也就是说,上层建筑虽说被经济基础所规定,但拥有相对的自律性。

   另外,针对国家权力提出重大问题的是在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如此写道:“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障享有财富的少数人对作为劳动者的多数人的经济压迫。随着享有财富的少数人被消灭,带有武装的压制权力、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亦会消失。但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以及为了达成除未来社会革命之外的更为重要的目的,劳动者阶级首先必须掌握国家这一被组织的政治权力,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的反抗,重新组织社会。”③

   列宁与托洛茨基(Leon Trosky,1879-1940)强行进行十月革命(军事政变)也是基于以上考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并废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国家就会逐渐消亡。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确被国家权力所废弃了,但这反过来却使得国家权力强大化,结果进而加强了国家主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这不能说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因为这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缺乏对国家的认识。而这一点,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政治上层建筑的契机。

   接着,作为质疑历史唯物论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可以举出20世纪30年代败于纳粹主义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这之所以是重要的经验,是因为纳粹主义与单纯的反革命不同,它自身倡导革命,也就是持“对抗即革命”的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的败北意味着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轻视存于国家、民族、宗教等“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中的“力量”之胜利。重视此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开始转向重新检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简言之,便是承认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律性,进而试图探究其究竟为何物。这时,他们导入了一直以来作为资产阶级心理学而遭否定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顺带一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之下,马克思主义运动全面崩坏,最后以集团性的转向收场。政治学家丸山真男(1914-1996)与文艺批评家吉本隆明(1924-2012)是战后检讨这一体验并重新检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前者导入韦伯和美国社会学等,后者则将观念的上层建筑之自律性视为“共同幻想论”。虽然论述方法有差异,但他们都试图考察上层建筑的相对自律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是平行的。然而,这种想法注重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维度,最终走向了轻视经济基础的结局。

   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在法国所进行的论述,也与之平行。他(是拉康的进路)导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试图解决历史唯物论至今的困难。弗洛伊德将多个原因综括而产生的结果称为“多元式的决定”。④同样,阿尔都塞说明,基础(终级审判)中多样的生产模式“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观念的上层建筑。然而,此种“决定论”实质上否定了经济决定论,而试图证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律性。另外,关于国家,他主张那不单是支配阶级的暴力装置,而且是使得人们自发遵从的意识形态装置。这也是从经济基础的生产模式中独立出来的东西。

   这种理论并非否定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规定。相反,人们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然而,越是如此做,事实上却越是轻视了经济基础。最终,这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完全漠视的结果。

   在马克思的成就中,我重视的只有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与之相比,历史唯物论不过是一条大略的“引导线”。事实上,那是因为马克思曾这样写道:

   对我的研究起作用的、作为引导线的一般性结论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必会发生一定的、必然的、独立于他们意志的各种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成了现实的基础,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便在此之上建立,此外,一定的社会意识诸形态与此现实的基础形成对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种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规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规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庞大的上层建筑整体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经济的生产诸条件这一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确认的变革。一种是人们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诸形式,简言之,即意识形态的诸形式。……大体说来,社会的经济构成体的演进,可以看作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几个阶段。资产阶级的生产诸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诸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诸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关系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⑤

   以上看法是一般为人所知的历史唯物论。但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他为阐明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方法,即并非《资本论》的方法。他在这里所述的是,以上的“一般性结论”在看社会构成体的历史整体时可以作为“引导线”起作用,但接下来他在《经济学批判》中,则是从别的观点出发来处理的。

   为什么马克思这样说?其一,因为基于生产模式的历史唯物论最初是恩格斯提出的看法。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将其视为马克思的划时代之创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⑥恩格斯在马克思还从属于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圈时,就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在旅居英国期间,目击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其固有的阶级斗争(劳动运动),并由此回顾了社会的历史。历史唯物论的公式是将依资本主义社会而成立的看法投射到其以前的社会之上来看的东西。在这个意味上,即使它作为“引导线”在把捉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上能够发挥作用,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掌握却没有一点用处。由此可知,马克思采取了其他观点。

   根据历史唯物论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底有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生产关系。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从这里开始,而是从交换(货币与商品)开始。这是为什么?一般说来,在历史唯物论或基于此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被认为是主要的,交换被认为是次要的,但毋宁说这是奠基在马克思所欲批判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等古典经济学家之上的想法。斯密他们试图否定从交换中获得利润的商人资本,以及基于商人资本来思考的重商主义和重金主义的先行者之理论。也就是说,与商人资本不同,产业资本的利润是正当的。要言之,对于古典经济学者而言,交换只是次要的。

   然而马克思重视交换。这是为了提出古典经济学所否认的问题。在这个意味上,可以说他重新回到了重商主义和重金主义来思考资本。他认为,所谓资本,本质上是商人资本和贷款资本。重商主义和重金主义显示出,驱使资本的并不是对物质的欲望,而是对货币的欲望,也就是想要蓄积让“藉由交换而获得物质”得以可能的“力量”之欲望。这一力量的蓄积,只有通过交换获得差额(剩余价值)才能实现。⑦

问题是,这“力量”(交换价值)从何而来?马克思将其视为附着于商品上的灵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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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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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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