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珠:改革开放40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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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珠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既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期,也是遭遇进一步发展困境和面临新的挑战的时期。改革开放前后及1980年代,在学术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晚清政治史研究一度繁荣发展,重建了革命史研究范式。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出现革命史研究淡化与边缘化而改革史研究成为热点的现象。本文拟在宏观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明其可能发展的路向,以期进一步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

   关 键 词:晚清政治史  革命史  改革史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社会经济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具体总结,①兹不赘述。这里仅就40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趋向略做梳理,在宏观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可能发展的路向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学术上拨乱反正:革命史范式重建

  

   如果把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学术史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正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界标。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阶段性也可以在这个宏观视野中得以清晰地呈现。此前30年基本上承继延安时代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学术典范,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但因“文革”的冲击而支离破碎,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走向了“影射史学”的邪路。“文革”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开始从学术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后40年既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期,也是遭遇进一步发展困境和面临新的挑战的时期。

   改革开放前后及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在学术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晚清政治史研究一度繁荣发展,重建了革命史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对“文革史学”进行拨乱反正。“文革”时期是史学政治化的极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史学成了任人涂抹的对象,历史事实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文革”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把曾经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王庆成、史鸣相继撰文,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利用历史反党,歪曲历史,把一部太平天国史纳入“儒法斗争史”,肆意篡改;并指出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篡改中国历史的卑劣伎俩和反动罪行。②

   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领域,张玉田、王致中撰文认为,要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流毒;同时批判戚本禹之流借义和团之名鼓吹封建蒙昧主义,指出“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闭口不谈反对封建主义,正说明他们是有心病的。”③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樊百川撰文,认真清算了“四人帮”把辛亥革命史扭曲为“儒法斗争史”的流毒。④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对于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史提出了新的认识,提出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客观公正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⑤

   二是研究热点集中,学界热衷讨论历史基本线索、阶级属性、历史作用与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实,无论是“两个过程”论、“三次革命高潮”论,还是“四个阶梯”论、“民族进步”论等等,都基本上是政治史的框架,都是从政治史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宏观思考。具体到晚清政治史专题研究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是有关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一般认为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政权,但对此学界也有不同看法。王天奖撰文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本质上看无疑是一次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在天京建立政权之后,便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地主阶级封建政权。⑥孙克复、关捷提出商榷,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是封建政权,而是“一个和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的“农民革命政权”。⑦针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提出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说法,朱东安撰文认为,根据斯宾诺莎关于神权政治的原义,并参照中世纪西欧的情况,太平天国不但没有推行神权政治,而且其各项做法正好符合斯宾诺莎开出的结束神权政治的处方。⑧

   关于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的关系问题。早期研究者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但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大都不赞成把戊戌变法定性为“改良主义”。陈旭麓引述列宁的观点,认为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是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戊戌维新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活动的背景并不相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⑨林增平也认为,将戊戌维新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是忽略了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的差别所产生的一种误解。⑩汤志钧则坚持认为,戊戌变法是十九世纪末叶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不能因为列宁批判过的与机会主义等并称的改良主义,就认为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是“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11)

   关于义和团运动与反封建的关系问题。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的问题,则看法颇有分歧。李侃认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的纲领,更没有触及过土地和政权问题。(12)荣孟源认为,义和团的确没有近代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但义和团在各地农村都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13)戚其章认为,判断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首先要确定反封建性质的标准问题。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性,就是反抗封建的统治,主要表现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判断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封建性。(14)丁名楠具体分析作为义和团行动纲领的“扶清灭洋”口号,认为义和团主观上不反封建,但客观上确实起了反封建的作用。(15)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大陆学者基本上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有台湾学者认为是“全民革命”,而外国学者有人认为是“国内民族革命”或“中国对外国革命”,也有人认为是士绅革命,还有人认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变革。对此,刘大年、章开沅等撰文进行了精细的辩驳,坚持大陆学者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并对各种奇谈怪论进行了辨正析疑。(16)

   三是重视宏观综合研究,重建革命史话语体系。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各领域专题研究均不同程度地走向繁荣,并出现各专题综合性通史著作。

   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罗尔纲著的《太平天国史》(4册,中华书局1991年)。这是罗尔纲一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总结之作,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是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一部反映太平天国史综合研究水平的通史性学术著作。

   戊戌变法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全面论述了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并揭示了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王栻的遗著《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也基本上反映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全过程,重点剖析相关人物的思想是其显著特色。

   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编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详细叙述了义和团运动兴衰的全过程,是第一部学术性的义和团运动全史。

   辛亥革命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三:一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册,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用丰富的史实,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体系,是其最显著的特色。二是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2册,中华书局,1981-1982年),把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前史,较多关注革命的对象清政府,尤其是深入剖析立宪运动,是其明显的特色。三是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年),是两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协力撰述的专著,利用丰富的报刊资料,思想灵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这个时期,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还基本上是附丽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之内,其独立研究只是略现端倪。清末新政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张连起著《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第一部简要概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立宪运动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韦庆远、高放、刘文源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史颇有分量的专著,为有关预备立宪史研究的必读参考书。二是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征引资料丰富,论证具体,尤其是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毋庸讳言,以上各种综合性通史著作的出现,基本上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建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另外,在出现众多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同时,也不乏专题实证研究。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均有众多研究者简直不胜枚举的情形不同,孔祥吉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值得关注。孔祥吉在故宫博物院发现《杰士上书汇录》等珍贵文献,对康有为《戊戌奏稿》改篡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考订,使长期以来怀疑康有为作伪的公案终成定谳,(17)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此基础上,孔祥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成果,主要汇集成两本专题研究论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和《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些成果,在1980年代整体追求宏观问题讨论的学风之下颇为引人注目。

  

   二、研究范式转换:从革命史转向改革史

  

   学风随着世风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纵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大概在1990年代便开始一次重要的学术风气转变。有人说,19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18)这样一次学术研究风向转轨,预示着学界开始追求理性实证研究的路径,从而更加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晚清政治史研究,实际上也是深受此种学风转向的影响。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明显的转向,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进入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各专题领域得以拓展深化;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单纯的政治史转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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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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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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