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珠:从东亚海域到东南海疆

——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的演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19-11-30 14: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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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珠  

   内容提要:从东亚海域与东南海疆的双重视角,较长时段地展示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演变的历史脉络,有一个双向演进与交互演化的历史过程。一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台湾是东亚海域的海盗据点与国际商贸转运站。明清之际的东亚海域,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各种政治经济势力角逐的舞台。新航路开辟以后,欧人势力东来,尤其荷兰人与西班牙人曾经盘踞台湾南、北作为海盗式商贸据点,使台湾作为东亚海域国际商贸转运站的地位得以强化。二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台湾又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与屏藩。早在明朝中后期,已把台湾纳入中国东南海疆国防防区范围之内。随后,郑成功驱荷复台,使台湾成为南明王朝的海疆要地;康熙统一台湾,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海疆门户与屏藩的战略地位。只有在明清易代之际,尤其是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后,才使台湾的战略地位实现了交互演化的复杂进程:完成从东亚海域的海盗据点与国际商贸转运站到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与屏藩的根本转变。

   关 键 词:明清之际  东亚海域  海盗据点  商贸转运站  东南海疆  门户与屏藩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ast Asian Seas  A Base for Pirates  Trade Transfer Station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the Gateway and Barrier

  

   台湾在明清之际战略地位的演化,与其天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中国、东亚及世界相互交错的历史演变有关。就自然地理而言,台湾地处亚洲大陆东南部与一连串弧形岛屿之间的所谓“亚洲地中海”①中控扼东海与南海孔道的关键位置,是古代中国“东洋”与“西洋”航路②的交汇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战略地位在明清易代之际,随着中国内外局势的演变,以及新航路开辟以后欧人东来在东亚世界的轮番竞逐,而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演化:从东亚海域的海盗据点与商贸转运站交互演化为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与屏藩。

   关于台湾在明清之际的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多有涉及,但都没有系统清晰的论证。这个问题涉及汉人海上势力在台海活动、欧人东来侵扰、明郑政权及康熙统一台湾等相关史事。中国大陆学者多强调早在欧人来台之前,汉人海商海盗势力便在台湾盘踞,建立据点,从事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贸易,即使在荷兰、西班牙窃踞台湾南、北之时,汉人势力在台海地区仍相当活跃,最后导致郑成功驱荷复台与康熙统一台湾。③台湾地区学者早期也关注汉人海上势力在台活动,后来则明显转向而更关注荷兰、西班牙势力在台活动及其对台湾的影响。④至于日本及欧美学者,也是主要关注荷兰、西班牙在台势力以及当时东亚海域的国际商贸活动。⑤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深化拓展了相关专题领域,但并没有从宏观上系统论述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的演化历程。本文拟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海域与东南海疆的双重视角,较长时段地展示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演变的历史脉络——不是单向度的转变过程,而是交互演化的复杂进程,以期对早期台湾历史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一、东亚海域的海盗据点与商贸转运站

  

   日本学者羽田正教授认为,16-18世纪由葡萄牙人及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印度洋海域是“经济之海”,海上贸易与陆上政权(国家)关系不大;17-18世纪由沿岸陆上政权管理、支配的东亚海域是“政治之海”,海商海盗与陆上政权息息相关。⑥其实,此前的东亚海域既是“政治之海”,也是“经济之海”,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在此东亚海域中,明清之际的台湾是东西海商海盗势力活动的舞台,充当了海盗据点与商贸转运站的角色。这个角色首先是汉人海上势力对台湾的塑造。其时,在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控制之下,汉人海商海盗势力在台湾海峡颇为活跃,一度盘踞台湾南部北港地区,从事中国—日本—东南亚转口贸易。随着新航路开辟,欧人势力东来,台湾海峡局势日显复杂,荷兰人在澎湖被明军击退之后转而侵占台湾南部大员港,西班牙人侵占台湾北部鸡笼、淡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西班牙人在台湾建立的贸易据点,及其所从事的中国—日本—东南亚—欧洲转口贸易,只不过是带有明显政府背景的海商海盗活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作为海盗据点与商贸转运站的角色。

   (一)汉人海上势力与台湾在东亚海域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明清之际的东亚海域,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各种政治经济势力角逐的舞台。由于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明朝初年政府便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贸易、捕鱼。洪武十四年(1381),“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十七年,“禁民人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政策逐渐松弛,民间私人贸易禁而不绝。嘉靖“倭乱”平息之后,明朝政府于隆庆年间(1567-1572)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允许商人从月港(海澄)一地出海贸易,但禁止直接到日本贸易。其后,不法商人便到台湾(东番)与日本商人交易,而沿海渔民也经常到澎湖、北港(台南地区)捕鱼。万历四十四年(1616)福建巡抚黄承玄奏称:“顷者,越贩奸民往往托引东番输货日本。……至于濒海之民,以渔为业,其采捕于彭湖、北港之间者,岁无虑数十百艘。”⑧明朝末年,台湾北港已经成为汉人海商海盗势力与渔民聚集之地。

   汉人何时移居台湾,其确切时间难以稽考。不过,据多方面零星史料记载,可知明朝末年汉人在台湾已成一定规模。早在万历三十年冬(1603年初),福建浯屿把总沈有容前往台湾追剿倭寇奏捷。事后,其友人屠隆撰《平东番记》,记载了当时已有汉族商人、渔民与台湾当地少数民族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有谓:“东番者,彭湖外洋海岛中夷也。横亘千里,种类甚繁,仰食渔猎,所需鹿麛,亦颇嗜击鲜。惟性畏航海,故不与诸夷来往,自雄岛中。华人商渔者,时往与之贸易”⑨曾随沈有容赴台的陈第根据亲历见闻所写《东番记》有更切实的记载:“东番”之民“始皆聚居滨海,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倭鸟铳长技,东番独恃镖,故弗格。居山后,始通中国,今则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⑩这些记载还可从荷兰史料印证。荷兰人初到大员时,便发现当地汉人煽动少数民族抵制荷兰人到来,并有大量汉人渔民和商人在台湾从事渔业及商业活动。据《巴达维亚城日记》1625年4月6日记载:“中国人不喜余等来福尔摩沙,因而煽动土番对付余等,盖惧怕我方于鹿皮、鹿肉及鱼类之贸易,有所妨碍于彼等故也。据闻鹿皮每年可得二十万张,鹿脯及鱼干甚多,可得相当数量之供给。……台窝湾(安平)港有戎克船约计一百艘,来自中国从事渔业,并为采购鹿肉运往中国,搭乘该戎克船前来之多数中国人,将进入内地采购鹿皮鹿肉等物。”(11)据1624年12月12日荷兰大员商馆负责人宋克(M.Sonck)致巴达维亚总督卡本提耳(C.de Carpentier)函称:“现在此地约有100艘[中国人的]渔船来捕鱼,这些渔船载很多中国人来此地,这些人进入内地蒐购鹿脯和鹿皮,要运回中国。”(12)此为上述《巴达维亚城日记》后半段所本,翻译似更贴切,清楚地说明当时约有100艘渔船运载很多汉人到台湾捕鱼,并从事鹿皮、鹿肉贸易。至于当时汉人赴台移民到底有多大规模,没有确切数据。施琅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奏陈台湾弃留问题时,曾经追述汉人入台历史有谓:“台湾一地,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也。然其时中国之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已不下万人。”(13)据此可知,在荷兰人到台湾之前,当地汉人居民已经有上万人的规模。其实,这个数字也未必准确,因为当时到台湾的汉人主要有三种人群:一是渔民,多为季节性移民,秋冬渔季在台捕鱼,春夏农季则返陆;二是商人,也大都流动不居,或在台与当地少数民族及日本商人交易,或搜购台湾鹿皮、鹿肉等产品到内地及日本等地贸易;三是海盗,兼做商业贸易及劫掠活动,更是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其中商人与海盗往往难以区分,甚至合二为一。

   当时台湾在东亚海域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可以说,主要是汉人海上势力从事亦盗亦商活动的根据地,既是海盗盘踞的据点,也是海商对日本及东南亚进行商业贸易的转运站。

   一方面,台湾是地处中国大陆边陲的海岛,朝廷统治力薄弱,因而成为闽粤海盗盘踞的巢穴。崇祯八年(1635),给事中何楷奏陈闽省海盗情形,有谓:“自袁进、李忠初发难而后寇祸相继者二十余年。……二十年以前之贼,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谓渠魁斯得,则清晏可期耳,而政不其然。进、忠之后,有杨禄、杨策;禄、策之后,又有芝龙;芝龙之后,有李芝奇;芝奇之后,有钟斌;而斌之后,又有刘香也。驱逐未几,旋复哨聚。……虽然,墟贼窟要焉。贼窟为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夜。其地广衍高腴,可比一大县,中国版图所不载。初,穷民至其处,不过规渔猎之利已耳。其后见内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14)何楷历数了20年以前即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来,福建海盗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芝奇(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并以台湾为巢穴的基本历史,大体符合事实。据学界先行研究,曾经流窜到台湾或在台湾盘踞多年的重要海商海盗集团头目有林道乾、林凤、袁进、李忠、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他们都比荷兰人窃踞台南大员港时间(1624年)要早。林道乾、林凤是广东潮州海盗,他们在闽粤水师追剿之下,无法在闽粤沿海立足,于万历元年至四年(1573-1576)多次被迫流窜澎湖、台湾,继而远逃柬埔寨、菲律宾等地,最终客死南洋。福建漳泉海盗袁进、李忠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进入台湾北港活动,四十七年投降明朝,盘踞北港八年之久,对台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与经营。福建泉州人李旦、漳州人颜思齐,都是明末著名的海商海盗集团领袖,他们长期在日本经商,并以台湾魍港一带为根据地,从事对日本及东南亚的走私贸易及海上劫掠活动。福建泉州人郑芝龙于天启元年(1621)随颜思齐到台湾经商及做海盗,并于天启五年(1625)颜思齐、李旦去世之后继承他们的财产成为台湾海峡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首领。(15)这些汉人海商海盗集团以台湾为根据地,成为游离于明朝政府统治权力边缘的重要政治势力,甚至是与福建地方政府相抗衡的敌对势力。

另一方面,台湾地处东亚海域东西洋航路交汇点,又是东西洋商业贸易的转运站,这也是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已为既成事实。因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尤其禁止中国商人直接到日本贸易,台湾便成为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私自贸易的场所。据荷兰史料记载,当时被称为“小琉球”(Lequeo Pequeno)的台湾,是“中国人与日本人暗地里贸易的地方”。台湾南部地区的大员更是日本商人与当地居民购买鹿皮,并与中国海商从事丝绸贸易的重要地点。“在大员,每年有日本商贾乘帆船而至,在当地购买大量鹿皮,特别是与中国的海上冒险商做大宗丝绸生意,这些冒险商从泉州、南京及中国北部沿海各地运出大批生丝和绸缎。”(16)荷兰人在退出澎湖之前,舰队司令雷尔松(C.Reijersen,又译雷也山、雷约兹、莱尔森)曾专门考察过台窝湾(大员湾),在其1622年7月30日的日记记载:据随行汉人翻译称,日本人与汉人及台湾少数民族在该地多有交易活动,有谓:“此港为日本人每年以戎克船二三艘渡来,经营贸易之处。此地多鹿皮,日本人向土番采购之。又自中国每年有戎克船三四艘,载运丝织品前来,与日本人交易。”(17)不仅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在台湾私自贸易,台湾因地处传统东西洋航路交汇点,更是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前往东洋——吕宋(菲律宾)、西洋——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地贸易的必经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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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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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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