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2: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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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一、四大发明的来历与争议


   我们从小受教育,对四大发明都很熟悉,也一直将它们当做中国的荣光。但另一方面,对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批评也很多。这些批评有的很夸张,情绪比较激烈。所以四大发明值得我们略加讨论。

  

   四大发明最早出现在培根的《新工具》里,只有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没有造纸。培根说这三项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但他并没说这三项发明是谁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发明的来历是不清楚的。稍后马克思基本上承袭了培根的说法,也是说三大发明,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针造成了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最后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杠杆。但是马克思也没有把这三个发明归于中国。

  

   从三大发明变成四大发明,最初是来华的耶稣会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把造纸放了进去。最大的功劳要归李约瑟,他大力赞美和强调这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做出的贡献。李约瑟长期研究中国科学史,不断称颂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他被视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四大发明通过李约瑟提倡之后,进入了我们的教科书。

  

   有关四大发明的争议中,听上去最有颠覆性的一条是:今天全世界用的都是黄色炸药,而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是黑火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列,那些反对四大发明中关于中国发明火药的人就揪住这一点不放。虽然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但是既无实物传世,也未能推广。批评四大发明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毕昇的活字即使是真的,也是不能商业化的,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陕西灞桥发现了一些 “纸”有些人坚持认为那是纸,于是所谓“灞桥纸”变成一个争议的问题。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指南针,这又和司南及水、旱罗盘联系在一起。提出争议的人质疑:中国古代到底是真的发明了指南针,还是只不过发现了地磁现象?另外关于水罗盘、旱罗盘的争议也相当多。有些人认为,旱罗盘是西方人发明的,水罗盘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也有争议。这一系列争议的源头是司南。而司南有一个致命弱点,即只有古代记载,却至今没有人能用天然磁石将它复制出来。

  

   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批评里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许多争论都是情绪化的,要挺四大发明,可以挺到极端;要批四大发明,也可以批到极端。这两个极端,是从夜郎自大到虚无愤青。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心平气和地来考察这些争议。


二、中国人的火药发明权难以动摇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用硫磺、硝石和碳按照一定配比混合成的黑火药。这从唐代一些炼丹文献里就可以看到,最初它很可能是炼丹家无意中发现的。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年份是公元1044年,这年北宋编纂了《武经总要》——类似当时北宋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的标准教科书,书中出现了三个黑火药的配方。这表明至少到公元1044年,火药已经成为北宋军队的一项标准装备。

  

   企图动摇中国人在火药上的发明权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试图从西方古代文献中找到一些比北宋更早的火药记录,另一条是纠缠黑火药和黄色炸药的区别。

  

   第一条路径上,争夺黑火药发明权的大致有这样四个候选者:希腊火、海之火、印度和培根。这里我们先要区别燃烧剂和火药。燃烧剂在燃烧时需要外界供给氧气,而火药本质上是一种“自供氧燃烧”,即火药本身能够提供氧。在黑火药中,硝石就是用来提供氧的。上面四个候选者中的希腊火、海之火,确实有年代很早的记载,希腊人和拜占庭军队曾用它们焚烧敌舰,但它们都是燃烧剂,所以实际上没有资格与黑火药竞争。第三个竞争者是印度,但是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印度直到13世纪还没有火药,最早在印度出现的火药实际上是元朝军队遗落在那里的。所以印度作为争夺黑火药发明权的候选者是比较弱的一个。最有趣的是13世纪的著名学者罗杰尔·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一些西方人认为培根已经发明了黑火药,他们的依据是,据说在培根的著作里有一个用隐语写成的黑火药配方。西方有人把这个隐语通过调整字母顺序,甚至添加字母的方式,“释读”成了一个黑火药配方。但是这种“释读”方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况且即便培根真有这样一个黑火药配方,也在《武经总要》之后两百多年,所以培根仍然不能争夺黑火药的发明权。

  

   既然可以确认黑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么我们再来解决黑火药和黄色炸药的问题。

  

   今天全世界用的炸药都属于黄色炸药系统。黄色炸药来源于公元1771年发明的苦味酸,最初是作为染料的,后来发现这种黄色染料有很强的爆炸性质,1885年法国第一次将它用于军事用途,装填在炮弹里作为炸药。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清楚了:当年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显然不是说1885年之后的事情,起码在17世纪就已经发生了。那是被什么炸碎的呢?当然是被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炸碎的。

  

   至于黑火药向西方的传播,恩格斯的论断比较可信。恩格斯对军事史有兴趣,他总结出火药西传的路径:从中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到阿拉伯,然后从阿拉伯到欧洲。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骑士的城堡被黑火药炸得粉碎。因此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确实改变了世界历史。


三、造纸问题

  

   本来我们都知道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了一种造纸的方法,其法简单经济,这一直是被作为定论的。许多西方学者也赞成这一定论。在这个定论里,包含了对纸的传统定义。

  

   为何提出“灞桥纸”是自寻烦恼呢?因为将这些近似烂棉絮的、最大只有巴掌大小而且没有书写证据的东西称为纸,实际上就降低了纸的技术标准,放宽了对纸的定义。此举带来的后果,则是中国在造纸上的发明优先权反而有可能丧失!

  

   为什么呢?如果允许放宽对纸的定义,那如何对待埃及的纸莎草纸?纸莎草纸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藏了很多纸莎草纸的作品,上面有颜色鲜艳的图画和文字。如果执意要把灞桥发现的絮状物说成纸,那古埃及那些有大量图画文字在上面的、用植物纤维做成的纸莎草纸,能说它不是纸吗?而一承认埃及的纸莎草纸也是纸,那中国的造纸发明优先权就丧失了——纸莎草纸比蔡伦造纸早了3000年。


四、司南与指南针

  

   中国关于指南针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相当晚的,但一讲司南,我们就把它的历史提前到先秦。许多人甚至在《韩非子》中找到了证据,认为战国时期就有司南了。司南的标准图案(一个天然磁石做的汤匙)在小学课本里就有。但是迄今并未发现任何古代的司南实物,这个图案实际上是王振铎在20世纪40年代假想出来的。该图案后来上了1953年的纪念邮票,于是成为定论:中国人在战国时代发明了司南。当年王振铎的报告说他已经用天然磁石复制成功司南,但是这具司南从来没人见过,至今下落不明。现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司南,通常都是合金制造的,并用电磁线圈对它充过磁,这样才能够指南。这样的陈列品不能称为复制。

  

   涉及司南的最早文献是 《韩非子·有度》,但从上下文来看,其中所说的司南并不是指一个器具,而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规矩”、“法度”这样的意思。已经有人写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大量文献中出现的“司南”字样,其中有很大的比例并不是指能够指南的器具。要证实先秦时代就有司南,只有两条路径:一、发现一个古代司南实物,而且这个实物是天然磁石的,并且能够指南;二、用天然磁石复制出一个真正能够指南的司南。既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实物和复制品,那么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个神话。

  

   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维持司南这个神话呢?因为司南这个神话和指南针的发明权有很大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人只不过发现了地磁现象,这和发明指南针还有距离;而如果我们战国时代就发明了司南,那就能保障我们在指南针上的发明优先权。


五、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

  

   培根和马克思说的三大发明里面有印刷术,印刷术包括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比较简单,就是让刻工在一块木板上,把我们要的文字或图案雕出来。印刷的时候在这个木板上刷油墨,然后把它印到纸上。古代的雕版印刷都是这么印的。通常我们认为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是雕版印刷最早的实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公元868年才学会雕版印刷,应该在这之前就会了。

  

   活字印刷就比较复杂了。宋代沈括《梦溪笔谈》里记载了毕昇用泥烧成活字,能够用来印刷。但这只是一个记载,既没有泥活字的实物传下来,也没有用这个泥活字印刷的东西传下来。这个记载是不是可信?说实话也不是100%可信,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有80%可信。不过当时这个泥活字并没有得到推广,也没有关于毕昇用泥活字赚钱致富的记载。从毕昇往后900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都是用雕版印刷的。这说明泥活字没有能够在商业上取代雕版印刷。在泥活字之后又发明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这两种活字也被尝试过。但是这些活字都没有商业价值。

  

   争夺中国人的印刷术发明权最厉害的是韩国。韩国人的做法分两步,第一步是争夺雕版印刷的发明权,如果这个被他们争夺到了,整个印刷术的发明权就是他们的了,他们就可以说“韩国发明了印刷术”,那四大发明中的一个就变成韩国的了。

  

1966年在韩国一个庙里面发现了一卷《陀罗尼经咒》,这是一份汉字的雕版印刷品。它的年代比刚才我们说的王玠印造《金刚经》的公元868年要早。这个《陀罗尼经咒》印刷的年代,可以肯定是在公元704~751年之间。因为公元704年这个《陀罗尼经咒》才被译成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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