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李约瑟问题”研究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 次 更新时间:2014-11-23 16: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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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在他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是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2)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

   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西方,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沒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将“李约瑟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明确提出的,是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后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研究和探讨

  

   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最后他作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除李约瑟本人外,对于“李约瑟问题”或类似“李约瑟问题”,有许多中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方面来探讨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

   任鸿隽1915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中国无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没有使用归纳法。

   梁启超则认为,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因袭已久,缺乏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科技传播组织,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阻碍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钱宝琮、徐模等认为,中国为大陆文化,以农业为主,太重实用,因而自然科学难以发展。

   冯友兰认为应重点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哲学,他特别强调汉代以后国人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

   陈立、竺可桢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近代)科学。

   也有一些学者从语言文字方面找原因的。法国学者伏尔泰和蒙蒂克拉把中国科学的落后与语言文字相联系。美国科学史家戴维·林德博格认为象形文字难以掌握且效率低下。李世闻研究指出,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属于综合性,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西欧的拼音文字属于分析性质,使得欧洲人擅长分析性思维,而分析性思维正是近现代科学所必需的。费正清认为,中国语言的性质造成了士绅阶级对学术的包办,文字对人的桎梏也使中国学者未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精神密不可分的,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

   刘志一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制约,构成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则是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的身体所产生的脑与神经系统应变模式的遗传与变异造成的。

   牟宗三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其原因在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

   赵显明认为,“李约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的兴起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导致了科举制的蜕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再也没有第一流的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了。

   Mark Elvin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赶超,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中国最初的家庭耕作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的成果被一轮又一轮人口增加所吞噬,国家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去缓解人口压力。因此,中国出现了在较高农业技术水平上维持大量人口的局面。人口增加引起人地比率的上升,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同时由于人口膨胀,中国没有足够的剩余去发展工业,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姚洋指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资金向农业集中,造成工业缺少资金,这是中国未能工业化的真正原因。

   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较亚洲为小。对此,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亚洲国家是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

   还有一些学者主要从激励不足等方面去找原因。巴多明认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有两点:激励不足,缺乏刺激与竞争。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人口规模的大小是科学技术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4世纪以前一直高于欧洲;在现代时期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也有的学者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吴彤认为近代科学未能诞生在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王淼洋认为,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存在重大差异的关键不在存于西方长于什么和东方长于什么这样简单的对照上,而是在于西方实际上做到了各种相反思想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平衡或协作。据此思路,他推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至于西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得以延续,而东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却被中断,其各自的原因都必须从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传统中去寻找。

   陈平教授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的游牧业、农业和农牧业三种经济结构中,只有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适当的稳定性和进化度,给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具有这样经济结构的西欧出现、生长,最终打破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国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自然生态破坏,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阻碍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稳定结构。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因此,虽然政治极不稳定,但经济结构却超常稳定,这是长期阻碍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也有的学者指出,西欧相对分散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市民阶级参与的等级君主制、实行重商主义的专制君主制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东方型”、中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击商品经济的政策则是导致封建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却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动等等。

   还有些同志认为闭关锁国,没有对外开放是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二、笔者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对于“李约瑟问题”,下面谈谈笔者的思考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笔者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有机体系,犹如车子前进,轮子、掌舵人、动力是车子前进的基本要素,这里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诚信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一是有诚信导致有秩序。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秩序的本质也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众人的约定。所以,有诚信意味着秩序能得到有效执行,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将得到有效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从而也就有利于市场经济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演变。二是有诚信就容易合作,就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从而也就有利于大企业和大工业制度的建立。三是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从而也就有利于建立更完善的法治社会,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保驾护航。

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要件。理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真,二是指求真。真主要反映客观;求真主要反映主观。真和求真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理性本身需要理性精神去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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