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论师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9-08-23 0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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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进入专栏)  

  

   我在《论绅士》一文里曾想对那种被称为士大夫的人物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加以分析。我的看法是认为自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确立之后士大夫并没有握过政权。我所谓政权并不指做官,而是政策的决定权,也就是国家的主权。在封建时代,主权属于贵族;在“陛即国家”的皇权时代,主权属于皇帝。我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里不曾发生中层阶级执政的政治结构?这问题使我对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意识发生兴趣。他们怎么不去和皇帝争取政权?中国怎么不发生有如英国大宪章一类的运动?这种在经济上是地主,社会上是绅士的阶层怎么会在政治上这样消极?这些问题显然可以从多方面去研究,我在《论绅士》一文中已经提出过一些意见,在这里我想再挑一点出来发挥申引,所挑出来的一点是他们自己对于自己政治地位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是士大夫阶层不去争取政权的“造因”,只是一种维持传统结构,那种“陛即国家”的政治结构的意识,本身是一种支持结构的力量,使这结构不易改变。

  

   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包括一套意识,就是认为应当如此的态度。它支持着那种结构。我在这里想说明被皇权所控制的士大夫用什么态度来认取他们和皇权的关系。我把这种士大夫的基本政治意识加以说明决不包含我本人赞同这种意识的意思。(因为有一部分不太明白社会分析工作的读者曾为了我分析这套传统结构和意识而认为我在提倡这套结构和意识,所以不得不加这一句话。)我认为唯有明白这种意识的内容,我们才能在要求改革社会结构时,克服这种阻碍改革的力量。


道统和政统

  

   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意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道统。道统这个观念在皇权确立之前已经发生,而且我们也可以说,这观念的成熟才使皇权的结构能够确立。因之我们在分析这一直到现在还发生作用的传统政治意识时,不能不推到皇权确立之前,尤其是封建和皇权交替的过渡时期。

  

   我并不愿意把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归原于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观点,他们不过把已经由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了出来罢了。在封建过渡到皇权时,最能反映出这趋势的思想家是儒家。儒家最后能超过其他百家而成为皇权时代最有力量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因为它所表达出来的观点是最适合于皇权时代政治结构中所需的意识形态。

  

   道统这个观念有它所根据的社会事实,这社会事实就是发生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力的士大夫阶层。把这观念说出来,而且组织成有系统的理论的是儒家。儒家的理论是跟着社会事实的演变而逐渐发展的。为了传统社会中威权寄托在传统,“过去的前例”,所以凡是要取信于民的,不能不常常“托古”,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修改史书。在那种时代,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社会事实演变的记录,它和神话是并不相分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理论、史实、神话混合的程度高,它们反映这时代实际需要的程度也高。我们读一节记载,对于它的“寓意”应当看得比“事实”更重。[所谓“寓意”是指这故事在当时(说这故事的时候)社会上发生的作用,所谓“事实”是指故事内容的真实性。]

  

   我说这一段话是要指明我虽则在下面要引用若干有关于孔子的言行,来说明儒家道统观念的内容,但是这些言行是否系孔子当时实有的记录,并不是重要的。孔子是生在封建和皇权交替过程的前期,他后来在皇权确立时期被推崇为“万世师表”,所推崇的却是在皇权时代有关孔子的传说,其中无疑的有许多附会和神话,并不一定是实有的孔子一生的事迹。但是在这些附会和神话中却更可以使我们看得出儒家和皇权在推崇孔子的时代的关系来。我知道有一部分读者可以说孔子是皇权确立以前的人物,不能用来说明皇权时代士大夫的意识;所以我要作上述的说明。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孔子,主要的是汉代士大夫所奉以为师表的孔子,这是个传说或神话性的孔子,正是这个孔子才真正象征了皇权时代士大夫的表率,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的模型。

  

   道统观念的形成是因为社会上发生了一种新的人物,这种人物已经被排斥于握有政治权力的圈子,但是在社会上却还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威望;他们没有政权不能决定政治,但是他们要维持他们经济的特权,有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一套主张用文字构成理论,对政治发生影响。他们不从占有政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用理论规范的社会威望来影响政治,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这种被认为维持政治规范的系列就是道统。道统并不是实际政治的主张,而是由士大夫阶层所维护的政治规范的体系。

  

   当士大夫阶层要用道统来驾驭或影响皇权,以规范牢笼现实的时候,孔子被抬出来作为道统的创始者,因之得到“素王”的尊号。传承道统的被称为师儒——“道在师儒”。

  

   传说中的孔子身世正可以看成这道统和政统分离的象征。从政治结构的演变说,从部落的文化英雄燧人、神农,传到部落的政治领袖五帝,再传到封建的帝国——这个系统: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在其位,谋其事的;在儒家对于这些标准政治人物的推崇上看去,可以说,他们是知道政治规范而同时又是实际在这轨范里治理天下的。那是道政合一的时代。但是接下去,儒家却推出了个周公。他们推崇周公,在我这里所要提出来的理论上看去,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周公在封建宗法上是并没有得到最高权力资格的王叔,但是他却执了政,他的摄政固然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结构,但是却些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在实位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可以由有能力、知道怎样去治理天下的人去代替,这些微的变化推论下去,政统和道统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了。也许就是这一点意义,使孔子的潜意识里念念不忘这位周公了。在关于周公的传说里,政统和道统在事实上固然没有多大的距离,王叔在宗法上本是有地位的,而且摄政也是很普通的办法,但是后来在儒家所承认的标准统治的系列中,却在文、武之后连接着周公,由周公引出孔子,构成了和政统分离的道统。

  

   道统和政统的分离,以儒家的传说看去,要到孔子才完成。这位“素王”据说也是贵族之后,但是离开贵族的系统太远,在封建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点他是不能和周公相比的。依宗法来决定政治权利的所属时,孔子是无法从血统的身份上得到任何“统治”的。于是神话性的传说发生了。这传说的作用是在为“素王”找一个离开封建系统的来源。史记上对孔子的身世就露出可疑之意。先说是“野合”,再说是他母亲不把父亲的墓地告诉他,后来他母亲死了,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出来,使父母合葬。当时的人也很怀疑他的身份:“季氏飨士,孔子与往。”——这是说孔子自认是贵族之后。——可是“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这是说不承认他。后来史记上又说“祷于尼丘得孔子”——这是神授。由出身的可疑,进而找到神话性的来源。更进一步又有“履大人迹”的说法。

  

   这段神话的作用是在要为孔子的道统找来源。这里表示了孔子并不是从贵族血统中获得他的地位的,并不直接来自政统,但是他的地位却并不低于有位的王,因为他是“素王”,“素王”是授命于天。从这位素王推出另一系列的人物,这一系列是道统,和实际的政权的政统不同。两者分离了。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卫道者


   实际执政的系列——政统——和知道应该这样统治天下的系列——道统——的分别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一项重要事实。这和西洋中古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分权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在理论上,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也是指权力的双重系统。有一次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责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耶稣回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这些人不肯回答。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这里说明了在耶稣的眼睛里作事的权柄有两种:一种是从天上来的,一种从人间来的。两者可以并行。但是欧洲中古的历史里人间的权力却降服在天上的权力之下。降服在宗教之下的是皇权。政教分离的结果是民权的抬头。在西洋政治意识中,权力不从天上来就得从人间来,人间即是民间;在他们似乎不易有“天纵神明”的自足的皇权。

  

   在中国,孔子也承认权力的双重系统,但是在他看来,这两个系统并不在一个层次里,他不是对立的,也不必从属的,而是并行的,相辅的,但不相代替的。该撒的一个系统,就是政统,是相同的,而另一系统在西洋是宗教,或是教统;在中国却并不是宗教,是道统。有人把儒家看成宗教,或是无神之教,因为他自成一个系统,不过这系统和教统有性质上的区别,区别也不只是理论里有没有个神,而且在和人类行为的关系上。耶稣的确用一种“权柄”,作一些“事”,因之在大家要做事的领域里,上帝和该撒最后还是会冲突的。冲突的结果是有一个克服另一个。在儒家道统是一个“理”,一个应当这样做的规范,一个依着这样做就能王天下的路子,并不是“事”,因为按不按理做和有没有理是分得开的。事归政统,而理则归道统。这一点孔子说得很清楚:

  

   孔子曰:“回,诗云:‘速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里说明事实上在“速兕匪虎,率彼旷野”的乱世,道还是可以“既已大修”的,那是说事与道是两回事,道是可以离事而修的。道修之后,用道于事,并不是“不在其位”的人的责任,而是“有国者”的责任。“有国者”可以用道,也可以不用道;“不在其位”的维持道统者可以设法“推而行之”,以见“容”于有国者,但是却不能直接行于事。所以“推而行之”只在取得有国者的“用之”的一层里,而并不进入“仗着权柄,作这些事”的一层里。政统和道统,一是主动,一是被动;站在被动的地位才会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舍是有权的,行藏是无权的。

  

   在持执规范的人看去,实际的政治有些和有时是合于规范的,有些和有时是不合于规范的,于是分出“邦有道”和“邦无道”。尧舜是有道的例子,桀纣是无道的例子。皇权可以失道,当失道之时,卫道的人并没有意思去改正它,只要勤于自修,使这规范不湮灭。依孔子的看法,明白规范的人可以在被用的时候把道拿出来,不被用的时候好好的把道藏好。师儒就是和这道统不相离的人物。皇权和道接近时,师儒出而仕,皇权和道分离时,师儒退而守。所以他一再说: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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