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推己及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8-09-10 2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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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进入专栏)  

   *本文为费孝通先生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录音整理稿原载于《读书》1999年第12期。

  

   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通知,我就开始想该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讲讲。可是我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我马上就到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从时间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触要比他有的女儿还要长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经和潘先生有接触了。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时间是一九三○年之前,早于我来北京上学的时间。后来,在清华大学,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邻舍。到了民族学院,住得更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这一段历史很长,我要是放开讲,可以讲上半天。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一点,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己”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这是不难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我认为是好的。怎么个好法,很难说清楚。如果潘先生还在世的话,我又该去问他了。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把他当成活字典。我碰到不懂的问题,不去查字典,而是去问他。假定他今天还在,我会问,这个“己”字典出在哪儿?在儒家学说里边,这个世界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提出“推己及人”?“一日三省吾身”是要想什么?人在社会上怎样塑造自己才对得起自己?潘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过课,专门讲儒家的思想。我那时候在研究院,不去上课,没有去听。后来我想找到他讲课的时候别人记录下来的笔记。新加坡一个朋友叫郑安仑,听过潘先生的课。我要来了郑安仑的课堂笔记,可是他记得不清楚。我后来想,其实不用去看潘先生讲了些什么,他在一生中就是那么去做的。他一生的做人做事,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他不光是讲,更重要的是在做。他把儒家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了出来,体现了儒家主张的道理。

   这个道理关键在哪里?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是觉得关键在于“己”字。“己”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东西,是个核心。决定一个人怎么对待人家的关键,是他怎么对待自己。我从这个想法里想到了自己。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讲我看人家怎么看我。潘先生同我的一个不同,是他自己能清楚地看待自己。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这个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孔子的社会思想的关键,我认为是推己及人。自己觉得对的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人家。这是很基本的一点。可是在现在的社会上,还不能说大家都是在这么做了。潘先生一直是在这么做的。这使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差距。我看人看我,我做到了,也写了文章。可是我没有提出另一个题目:我看我怎么看。我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己”字,可潘先生已经做出来了。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好,是个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怎么对人,知道推己及人。他真正做到了推己及人。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今天讲潘先生,主要先讲这一点。我想这一点会得到大家的赞同,因此可以推广出去,促使更多的人这么去想、这么去做。现在的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

   要想找到自己,办法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知己,就无从“推己”。不能推己,如何“及人”?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讲“一以贯之”,潘先生是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怎么做人的问题,学校里不讲,家里也不讲。我们今天纪念潘先生因此很有意义。怎么做人,他实际做了出来。我作为学生,受潘先生的影响很深。我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可以说和潘先生是分不开的。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在思考这个差距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个做人的问题,作为差距的关键。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对照一下。通过比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家公认的好人。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受些启发,多用点脑筋,多懂得一点“己”字,也许就可以多懂得一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这使潘先生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他没有觉得自己冤,而是觉得毛泽东有很多苦衷没法子讲出来,也控制不住,最后演变成一场大的灾难。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潘先生是死在我怀里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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