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2 次 更新时间:2019-08-18 07: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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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一、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


   今日,历史学家正在面临可怕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历史学家的本能告诉他,勾划过去的图画必须和科学研究一样,严格客观地考订史料,去寻找真相并其进行解译,以求理解人类历史展开的模式。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已经从19世纪客观主义的幻梦中醒过来,深知所有史料无可避免地打上了记录者主观价值的印记,更有甚者,不少人认为,以这类主观记录为素材的历史论述与讲故事没有本质的不同。可以看到,在20世纪后期,随着那些在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大历史观纷纷解体,解构宏大历史叙事的后现代史学成为时尚。

  

   如果我们既不满足于愈来愈琐碎的史实考证,也不认为个人文学性的主观叙事可以替代史学,那么,我们能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吗?本文正是试图在方法论上响应这种困境,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尝试。问题的核心是历史研究有没有客观性?如果有,它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有什么差别?我们能否做到尽可能客观?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结论并不那么悲观。让我们先从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讲起。

  

   罗素(Bertrand Russell) 在《论历史》(“On History”)一文中指出:“历史学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这一点尽管不是它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它价值的基础和条件。”[2]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追求真实是通过诉诸研究的客观性来达到的。所谓研究的客观性,通常指排除观察者或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主观观念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它在方法论上可表达为将研究对象视为不依赖观察者和研究者(主体)的独立存在这一基本原则。在社会科学中,该原则简单地称为价值中立。历史学研究也一直力图遵循这一原则。

  

   我们可以用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主张来说明这一点。为了排除主体价值取向和观念系统对史实的歪曲,兰克不相信二手史料,甚至认为过去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这样,弄清历史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穷本溯源,去研究“目击者”是如何记载事实的。在判定一手原始资料是否真实的过程中,兰克提出类似于清代汉学家考据的原则:愈是接近事件发生时间证人的陈述愈可靠。在兰克那里,因为可靠的史料是和研究者的观念无关的,故他反对对史实进行解释,甚至视一切历史理论(包括对重大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和社会行动的模式)为虚妄。

  

   长期以来,兰克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史学界的金科玉律,但是史学家愈来愈感到上述客观性原则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是做不到的,或者说即使做到了亦无意义。首先,我们先排除是否可能贯彻兰克研究方法的问题,即使做到了,充其量也只是排除历史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价值,但这并不能消除历史纪录本身的主观性。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自然科学的观察、社会科学的记录(它们可以做到价值中立)有一巨大差别,也即通常人只记录他认为重要和值得记录的事件,而什么是重要和值得记下来的,则往往取决于记录者的价值系统。也就是说,原始史料作为人的社会行动记录,从诉诸文字一开始就和记录者的观念不可分离。

  

   一方面历史事件原始记录不能排除主观价值,另一方面,在判断某一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和重要时,研究者和观察者(记录者)存在着等价性。这时,即使如兰克所说排除了研究者的主观价值,也并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更麻烦的是,任何历史事件的记录都是单称陈述。科学哲学早就发现,对自然界孤立的、不可重复事件的单称陈述(仅对某一观察者有效),我们很难判定它是否是真的。例如,某人曾在英国尼斯湖看到湖怪,但这只能视为一个孤立不可重复的观察记录,仅对某一观察者有效,至今科学界仍不能判断它是否真实。[3]历史记录中充满类似的不可靠记录。当历史学家面对大量鱼龙混杂的原始史料时,必须用某种原则来判别真伪,这就是兰克所说的用科学方法对其进行考察。所谓科学考察,是把该记录放到当时的情境中,看它和其它相关记录是否矛盾,特别是用逻辑和情理来判断该事件是否会这样发生。这样,又会引出新的问题:把历史事件的记录放到情境中去是什么意思?设身处地地想象该事件发生以及用逻辑判断其是否合理,又是什么意思?要做到这些,实际上都必须要追溯和还原支配该事件发生的观念和价值系统。

  

   历史事件记录和科学观察记录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大多是有关人的行动和言论的记录;而人的行为动机又是受到观念和价值系统支配的,众人的言论和行动则受普遍观念和普遍价值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行动转化为历史记录时,支配行动的动机和观念很少被记录下来,随着日常生活的改变,这些观念可能很难被后来的研究者理解。这样,无论观念和动机对于历史上的行动者是多么难忘,但在历史事件记录中却往往发生动机和观念的缺位。

  

   换言之,鉴别史料是否真可靠,即判别真伪的原则,恰恰是需要回到支配该事件发生的观念和价值系统,而不是在史料中排除一切价值系统和观念。这样看来,历史研究要排除观念的影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真实的历史记录都不可能把参与者和记录者(甚至包括研究者)的主观价值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在历史研究中,那种常识性的用客观性来保证研究真实性的信条就崩溃了。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我们有必要重新检查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是如何得到的,它运用到历史研究是否可能。或者说,为了保证历史研究的真实性,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法论。


二、客观性与真实性


   广义地讲,我们可以用如下受控实验原则来表达经验可靠性(真实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当我们控制可控变量X时(即实现条件X1、X2、X3…),必定可以观察到Y。”显然,当我们想要Y发生,只要去实现 X,因为X为可控变量,故这总是可以做到的。也即每当X实现,我们总是看到Y发生。这里,观察的可重复性保证了Y的真实性(虽然它不能独立于观察者的选择而存在)。在受控实验中,我们通常把X称为Y的原因;而将表达X和Y之间存在着这种确定性的关系L称为因果律。

  

   我们可以证明,第一节所讲的用客观性(研究对象为不依赖主体的独立存在)来保证经验的真实性,只是受控实验原则的特例。[4]也就是说,用受控实验原则来鉴别经验的真实性,是比客观性更普遍的原则。这样一来,当研究对象和主体不可分离时,上一节所讲的用客观性方法原则上可以用受控实验原则取代。

  

   既然受控实验原则是比客观性原则更为有效的达到真实的方法,那么,我们能否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以代替兰克方法呢?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历史事件只发生一次,其特点是不可能重复性。我们认为,虽然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不会重演,但是应该注意到历史事件是人的社会行动,它是在人的参与和控制下发生的;而人的行动又是在价值目标支配下产生做某事的动机而发生,由众多参与者的行动合成为整个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行动在某种条件下演变为历史事件。由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为,就可以把受控实验原则引入历史研究,用于判断某社会行动是否发生以及是怎样发生的,也即可用于判断社会行动的真实性。

  

   把受控实验原则运用到判断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行动的真实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事件的记录时,必须去寻找导致该事件发生的支配参与者行动的普遍观念。研究支配历史事件的普遍动机和思想原因,实质上是研究者在自己心中重演该事件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类似于对受控过程做思想试验。

  

   简言之,因为历史事件的核心是人的行动,人的行动受动机支配,动机又和价值系统与观念互相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分析人的行动动机和价值系统与观念如何互相作用而引致事件的发生,看作与受控实验存在着同构性。动机和与动机相联系的价值系统或相应的观念,相当于受控实验条件中的X集(或X集中大部分元素)。因此,我们认为,受控实验判别真实性原则是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定义:所谓历史事件的可重复性,并非真的是令该社会行动再发生一次,而是指后人对该事件的可理解性。

  

   这里所谓的可理解性,是指历史学家通过理解支配该社会行动的观念(动机),把自己想象为当时的行动者(参与者),根据观念如何支配动机以视社会行动如何反作用于观念,设身处地的想象整个事件过程。由此,我们得到达到历史研究真实性的第一个普遍原则,这就是:当历史记录是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时,阐明支配该社会行动发生的价值系统和观念(包括行动后果如何反作用于观念)是呈现历史事件真相的前提。我们将其称为“拟受控实验原则”。我们注意到,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谈到观念史研究的重要性时,虽然尚没有明确提到哲学高度,但他曾意识到这一点。他是这样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叙述的那些行动者的所作所为的思想与动机;而任何事件的继续却不是历史的继续,除非它所包括的行动其动机,至少原则上如此,是能够这样加以重演的。”[5]

  

   我们提出历史研究的“拟受控实验原则”,并用它代替原来的历史研究客观性方法,是因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者在思想上想象和理解(或称为模拟)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要达至这种理解的真实性,就必须强调应重现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观念。

  

   本文正是试图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来证明上述“拟受控实验原则”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来讨论这一方法的应用。我们的探索是初步的,但我们相信它是大胆、新颖、开放、充满挑战性的。


三、阐明事件背后的观念是呈现历史真相的前提

  

先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发现支配历史事件的观念是呈现真相的前提。读过中国通史的人都知道,在汉朝,每当出现日蚀、月蚀及各种天灾的时候,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诏,有时候还要杀大臣。东汉期间,正好是太阳黑子活动异常期,灾异特别多。当时曾制订一种历朝都没有的颇为怪异的规定:每逢发生大天灾,皇帝就会派侍中手持密令,带着十斗酒、一头牛,驾着马车到宰相家中,宣布皇帝要下令怪罪于他。然后,当皇帝的使臣上朝回复途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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