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21-09-17 10: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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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社会契约论是现代社会的组织蓝图,用它来论证统治的正当性始于17世纪,这是现代社会兴起的标志。因社会契约论的论述及其演变和现代性展开同步,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现代性研究总是和社会契约论探讨连在一起的。然而,为什么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只能是社会契约论?为何社会契约论起源于17世纪的西方?其形成和展开需要有哪些思想前提?这都是一些远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同意”的不同类型

  

   探讨社会契约论起源和发展的思想条件,并由此分析它对现代性的意义,必须先回答什么是现代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思想。表面上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契约论的现代性质在于它把统治的正当性从君权神授和种种习惯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放到理性人之同意之上,即社会契约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协定(pact),其本质是契约制订者的“同意”。据此,政治哲学家把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归为“去建立一个具有彼此同意的形式的社会组织的行动”;法律、政府和社会组织或被想象成被视为平等个体所作的协定(pact),或平等程度较少的协议(agreement),并根据协议的完成程度和行动是否应当继续坚持分为“盟约”(compact)、“誓约”(或“圣约”[covenant])和“契约”(contract),等等。

  

   把社会契约论的本质归为社会成员的“同意”,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这无助于说明社会契约论的现代性质以及它的起源。因为“同意”是一个含混而有多种意义的观念,它可以指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价值系统(或道德意识形态)。当社会制度为某种统一的价值系统或道德意识形态实现时,“行使权力必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和“统治正当性来源于大家都认可的价值原则”等价,这里根本不需要什么社会契约。中国传统社会就很典型,它是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的道德共同体。无论是皇帝的权威还是家长对族人的统治,均建立在社会成员对纲常名教的同意之上,中国的德治没有任何社会契约论的成分。其实,只要统治不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差不多所有传统社会的统治都是立足于被统治者以上类型的“同意”。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人们通常会把“同意”放到法治框架中以说明社会契约论的现代性质。根据契约的法学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换言之,“同意”必须是法的统治(rule of law)下的“同意”。因法的统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用法的统治来限定社会各方面的“同意”虽有助于说明现代契约论为何起源于西方,但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把现代社会契约论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契约区别开来。我们知道,17世纪后的现代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个人之间的协议已不是法律定义下的契约,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因为法律本身亦被当作契约。这样“法律保护下的契约”就成为一个自我指涉的概念。而且,早在11世纪曼尼戈德(Manegold of Lautenbach)就主张统治者如果违反了他和人民之间的契约(pactun),人民就可以正义而理性地解除服从他的义务。显然,曼尼戈德的契约论符合法的统治下之“同意”,但它并不是现代社会契约论。也就是说,这种有关不同等级之间权利和义务之契约的有效前提是对罗马私法的共同接受,它亦是建立在人们接受某一种统一的价值(或规范)系统之上的。众所周知,这种源于罗马私法的契约观兴盛于西欧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不是现代社会,其统治基础当然亦不是现代社会契约论。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契约论的“同意”必须是指所有组成社会个人的独立决定,它是每一个参与立约的人可以随时撤回的。换言之,这种“同意”和前面两种“同意”有一根本差别,前两种“同意”要不预设了每个人接受同一价值系统,要不就是必须遵循同一规范系统(罗马法),而统治正当性实际上是该价值(或规范)系统规定的,这样“同意”会自动达成,根本不需要订契约。现代社会契约论的“同意”预设了不存在必须遵循同一价值(或规范)系统这一前提,或统治的正当性不能由大家都接受的价值(或规范)系统推出;这时,订契约才是必要的。

  

   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往往把由同一价值(或规范)系统规定的社会组织(统治正当性为其中一部分)称为社会有机体。当人们普遍接受社会应为一有机体时,对该社会制度之承认和对统治之同意,并不需要订契约。这样一来,现代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必须存在一个基本思想前提,这就是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

  

   社会有机体观念解体的前提之一:唯名论的冲击

  

  

   通常人们把个人观念的确立作为社会有机体观念瓦解的标志。所谓社会有机体观念,是指把社会视为某一统一价值或规范实现的思想;这时组成该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只是该普遍价值或规范的载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人。一旦个人观念确立,社会被当作由独立个人组成的,个人就比社会更为基本,社会有机体观念面临瓦解。思想史研究发现,个人观念的起源往往和否定共相(普遍价值和规范)的真实性而认为惟有个体为真的思想直接相关。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有机体由某一种统一价值系统或普遍规范给出,只要出现否定“作为普遍性的共相为真”这样的思想,立即对社会有机体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社会有机体观念解体。

  

   事实确实如此,现代社会契约论之所以在17世纪出现,和共相为真实的观念最早在西欧被颠覆直接相关。近年来,政治哲学家注意到,14世纪后唯名论对经院哲学(阿奎那神学体系)之解构,特别是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在早期唯名论基础上掀起的所谓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是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奥卡姆不同意经院哲学将“种”和“属”这种普遍理念看作真实的存在,认为惟有个体才是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ts)式的“种”和“属”,它们作为共相,只是一个名称,不是实在。这样一来,将封建社会视为一个上帝设计的理性有机体的观念就不再成立。

  

   吉莱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详细论述过这种来自唯名论的本体论个人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西方现代性形成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从此之后寻找真理不应在如何由共相推出个别,即修辞学和三段论的语言分析中花费时间,因为共相不是真实,而应转向自然界。这种观念促使实验科学之兴起。第二,惟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这一观念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发挥,个人生活即私人领域的意义和正当性得到确立,它和自然法结合形成了个人权利等近代观念。第三,它直接促成了17世纪的宗教改革。唯名论为新教所继承,新教徒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并通过其意志创造了每一个具体之个体,这样一来人和上帝的沟通(得到启示)可以依靠个人单独进行,大一统教会不再是必不可缺的中介。

  

   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反映在语言上,是将人称为individual,以及该词(个人)的广泛使用。Individual一词来自拉丁文individuus,其本意为不可分割的,是波埃修斯(Boethius)用于翻译希腊词“原子”时所应用的,以表达单一特定的不可以从观念上进一步分割之意思。原子作为最终不可分割之个体的观念在古希腊早已存在,但一直没有用它来指涉人。原因十分清楚:当社会被视为有机体时,把整体分割成不能进一步再分之基本单位时,得到的只是用有机体属性去界定的部分,而不可能是组成该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如中国家族关系之称谓,组成希腊城邦的公民,或西方封建社会之等级都是例子。

  

   语义分析证明,用individual来指涉人与西方宗教改革中唯名论在新教徒中深根直接相关。正如威廉斯对该词研究所指出的:“Individual作为重要的单数名词,其发展并不是源自社会、政治思想,而是源自于二种特别领域:首先是逻辑,后来则是18世纪以来的生物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逻辑上……的一个个体(an individual)……代表着同一性质或名称无法再分割的东西。’(Philips,1658)Chambers是第一个做这种形构分类的人:‘逻辑上,一般的分类先是属(genera)……属再分为种(species)……种再分为个体(individual)。’”当“属”和“种”只是名称,只有一个个个体才是真实存在时,封建社会有机体观念不再存在。用individual普遍指涉人是社会有机体观念解体之结果,它发生在17世纪,这恰恰是社会契约论兴起的时间。

  

   西方唯名论导致了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构,这确实是社会契约论出现的先决条件。然而,如果放宽历史视野,则可发现视共相为名的思想并非西方所特有。在其他文化中亦出现过类似于唯名论的想法,但它并没有导致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亦没有促成社会契约论的诞生。因此,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现代本质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震哲学。戴震反对程朱理学,正是批判其把“理”看作一种如同物体那样客观存在的基本主张。他指出: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论,不过是来自佛老。那么,对戴震而言,“理”不是物,又是什么?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卷首,是这样定义“理”的:“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在此,戴震观点和唯名论一模一样,主张普遍之理不过是一个名称,它不再代表真实。我们粗略统计了《孟子字义疏证》中“理”字的用法,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理”字大约出现了一百八十多次。其中,大约有近一半是在批驳程朱理学时用的,另一半则是阐释他自己对“理”的看法。在这一半中“理”的意义又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它们分别为“区分”、“具体事物的条理”、“心情境遇”、“智”以及表达具体感情活动是否“适当”、“中正”等。值得注意的是,戴震使用“理”字时的这五类意义,统统是具体的、不能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

  

   戴震虽主张惟有具体的才是真的,但他并没有否定社会是有机体。在他看来社会组织和统治正当性仍来自儒家伦理,惟一不同的是作为“理”的伦常关系必须是具体的,依赖于情景的。换言之,在儒家伦理系统中提倡唯名论,得到的只是具体主义。普遍的纲常名教虽被具体主义解构,但由具体的人际关系组成的社会仍是某种道德有机体。这时,论证统治的正当性并不需要社会契约论。由此可见,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除了唯名论革命外,还存在其他前提。

  

   社会有机体观念解体的前提之二: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

  

  

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西欧17世纪新教徒的思维模式,可以发现,在主张唯名论即共性为名(不真实的)背后,还蕴含着否定天主教经院哲学认为启示真理和理性(ratio)统一的基本主张。换言之,在新教徒心目中,上帝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意志,认识上帝只能依靠启示,和理性无涉。该主张虽然和早期基督教一致,但出现在天主教神学中则意义完全不同。因为其后果不是如早期基督教那样排斥认知意志(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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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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