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5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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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摘要:“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与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与20世纪时事变迁高度相关。民国时代,学术界就存在着“新汉学”与“新史学”两种治史路径的对抗。轻视理论的倾向,与不能正确认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职能有关。历史研究有两大任务,一是发现和清理事实,二是说明和解释事实。而任何对事实的解释和说明,必须依托理论,甚至某些重要事实的发现和清理本身也离不开理论。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如同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一样。健康的史学界必须在“史料”与“史观”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关键词:理论;新史学;新汉学;历史理论;20世纪史学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


“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常有人通过“揶揄”“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是多么的“纯粹”与“学术”,这或许是学术上的钟摆效应使然,是对前几十年“理论”独步天下地位的反弹与报复!然而,老话说过犹不及,对“理论”的漠视已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针对这一情形,本文欲逆水行舟,谈谈“理论工具”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学界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出现专文探讨和研究什么是“理论”的文章,但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一些临时性的想法,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备且有一定深度的见解。


一、乾嘉身影与“史论关系”问题的提出


我先给大家谈一点关于史学史上“史”与“论”关系的情况,作为一个铺垫。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以“乾嘉学派”为基本背景的,认清这一点极端重要。中国学术史上,汉学和宋学之间因路数和致思对象的差异而产生对抗,譬如“汉学”重“五经”,“宋学”崇“四书”等等,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是为“汉宋之争”。两大学派自宋代以来长期共存,各有轨辙,差异冲突至为彰明。发展至清代,乾嘉汉学取代程朱理学占据学界主流,这一点构成20世纪史学演化的基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汉学作了非常充分的阐发,乾嘉汉学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学影响巨大。

笔者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界有所谓“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我们被笼罩在乾嘉汉学的身影之下,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今天的所谓“国学复兴”,与“乾嘉汉学”路数并无实质性区别,这是我们大家在考察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时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际上,20世纪史学有两条起源路径。一是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顾颉刚先生等人的治学,早年在乾嘉汉学的滋润之下,慢慢演化,后来成为人所熟知的古史辨派,再后来走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形式上来,这是一条由经入史的路线。二是直接从国外传播而来,即先后从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美国引入。

我把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这一路径叫做“新汉学”;把另一条从西方传播进来、向西方学习获得的治史路径,叫做“新史学”。“新史学”和“新汉学”,是我用来清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所使用的一对概念工具。

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这一学派,或曰治史倾向、治史风气,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占主流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度登峰造极,风靡文史哲三界,直至30年代前期,也仍然如此。因为它的学术基础过于雄厚,以致很多人难以从中走出。

20世纪那些史学大家之所以能够从容过渡过来,跟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有关。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把完整的学问分成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中国传统的分类是图书馆分类,也即所谓的学问分类——经、史、子、集。西方现代学术分类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之间,只有一门学科可以直接对接,即历史学。“经史子集”中有“史”,20世纪的西方学术分类有历史学这一门类,所以治历史的学者大都能较轻松地跨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之中。

而其他类目均不易对应现代学术分类。集部是文章别集、总集,很多是个人文集,其中内容庞杂,不完全属于文学。将子部对应于思想史,也未必尽然。而经部就更复杂。所以说,治其他学问的人要栖身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类,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型、调整和改造。可还没调整完,学术界形势已经大变,根本来不及调整。

先师葛懋春先生曾说,20世纪最发达的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学。他说,哲学,我们只能找到金岳霖先生或者其他极个别的一些人,像冯友兰先生等严格地讲都是历史学,中国哲学史是历史学。文学史也是历史学,包括萧涤非先生等都是研究文学史的。文学这一门类、哲学这一门类,在20世纪学术业绩都远远小于历史学,核心就在于历史学长驱直入,从传统的学术分类,直接进入20世纪的学术分类之中。

20世纪初期,“新史学”虽已被提出,但乾嘉汉学的影响,如治史方法、学术观念等,根深蒂固,包括章太炎先生在内的很多老先生很难从中走出。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经过西学训练的是极少数,多数人只获得了一些西学的皮毛,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学术,仍然是乾嘉汉学。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之一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按照钱大昕的说法,就是不要评论。他说治学、治史不要评论,只要把事实清理完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看,乾嘉汉学的学科属性,就是20世纪的国学、汉学,从20世纪学科划分的角度,我们如果给它找一个学科属性的话,完全可以把它归到文献学学科范围之内。乾嘉汉学就是文献学,在历史系就是历史文献学,在中文系就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新汉学或者说是史料派,在20世纪的学科属性基本上是在文献学的范畴之内,包括今天的国学。国学里大多数是文献学。为什么国学一兴盛,对古书的点校和整理都跟着发达起来了,因为这是它的学科属性、学术本性决定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在20世纪初叶依然占主导地位,占主流和支配地位。大家的观念仍然是这样,它的纲领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从文献出发,一字一句地考证、训诂。这是一套古文献学的作业方式。

但分歧发生在了李大钊这里,其他包括梁启超先生等人都不明显。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明确提出:考证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考证只是手段。李大钊特别提出,历史学有两项任务,一是发现事实,二是解释事实,而解释事实异常重要。虽然李大钊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先驱,但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充分肯定。大家大多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正统上溯到郭沫若,很少上溯到李大钊。这一状况存在很大问题。

从李大钊开始,一种有别于新汉学的研究路线出现了,注重对历史的解释,注重理论、观念、概念的作用,这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当然,此前从日本传入的一些教科书当中已有类似的东西,但那是结合大量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所作的说明,表述并不清楚。从李大钊开始,唯物史观派诞生了。唯物史观派高举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五种生产方式,这个我们稍后还会涉及。

从李大钊开始,再往后演化,则是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再往后,一派高扬理论,一派强调史料,治史分野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翦伯赞在他的论著中断定:没有理论,史料等于废物。他说的非常清楚,对史料派很蔑视。当然,两派在对抗的时候都有意气之争的成分。史料派看不起唯物史观派,认为是空论、空头史学;唯物史观派看不起史料派,笑之为“四脚书橱”。

这两条治史路线,从李大钊时就已经或隐或现地开始对抗。但是史料和史论的对抗——或偏重史料,或偏重理论,或两者结合、两者平衡——本来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没什么了不得。问题在于强调理论的人更多地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到1949年之后变成意识形态。所以史与论之间的争论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史料的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严格地讲,在现实的分野当中,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强调史料的人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当中。所以说,如果单纯的史料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单纯地强调这一侧面或是强调另一侧面,根本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至少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因为“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被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内,使得这一争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变得很尖锐、很敏感,格外引人注目。

到了1949年,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获得了成功,翦伯赞、范文澜等人摇身一变,成为史学界的主宰,陈寅恪先生等人被迫南迁,有一本书叫《南渡北归》,就是记录这些问题。既然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运动获得了成功,唯物史观派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界的领袖,所谓的“史界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成为史学界最高的权威,史料考订派在一段时间之内低下了头。

但是,当唯物史观派蔑视材料的倾向走向顶点超出一定限度时,史料考订派重又出来发声。这次争论,一派将“以论带史”作为旗帜,另一派则以“论从史出”为旗帜,争斗由此开始。这个争斗一直到现在仍然或隐或现。在特别强调史料的这一派学者看来,拒绝理论带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于强调史料则是想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现今史学界仍然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倾向。

从1949到1979年,“以论带史”占主导地位;从1979年到现在,“论从史出”占主流地位。我的文章《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文革”之前把“论”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文革”之后则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程度的阶段之内。我之所以提出要反思“文革”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主要目的就是要像我那篇文章的副标题一样,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进行思考。


二、什么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理论

接下来进入主题,分三个部分给大家谈三个主要问题:即什么是理论,包括什么是历史理论?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所谓的理论,在我看来是对那些带有普遍性、全局性、宏观性、结构性、一般性的历史现象或者比较重大历史事件的假设或者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带有这些规定性。与这里的规定相对的另一面,是经验、事实、细节、局部、个别、现象等等。换言之,所有的理论,一定是关于普遍性问题的一个陈述、一些规定。

比如唯物史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它绝对不是针对个别事实,也不是针对某一个社会形态的事实。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它是针对人类历史当中某些共同的东西。它提出了一套假设: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类历史的规律、社会形态的演进。迄今为止,还没有另一套理论能够取代马克思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在前些年英国的千年思想家评选中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在西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本身都已经进入主流课堂,得到大家的公认。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已被世界公认为一门学问。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诞生后,几乎成为所有理论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后来产生的理论,均可分为赞成马克思理论的,或者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要靠某种精神因素,而马克思是在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把经济因素、物质因素置于历史发展链条的终极地位。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本书非常典型,尽管他一句话不引马克思。很多西方著名思想家,处处以马克思为靶子,到现在也是如此。

理论,它带有某种抽象性、宏观性、全局性。只是具体的说明,那不是什么大的理论。当然理论还有很多,有长程理论、中观理论,下文可能还要涉及。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理论,理论也可能是观察历史或者是研究历史解释的一个特殊的视角,理论有多种,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取向。每一种理论取向或者每一种理论本身,它只是在提示研究者从哪里入手来追求答案和进行说明。如同上面所说,马克斯·韦伯是从精神入手、从宗教差异入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儒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缺了很多中介环节,不能直接衔接,所以他谈儒教、道教。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中心就是在谈这个问题。他说整个中国没有这种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土壤。每一种理论都是这样,从某一个角度提示研究者从哪里入手来提供对历史的解释。

理论本身没办法直观,所有的理论都不能证实,包括唯物史观,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假设。理论无法直观,无法观察,无法实验,特别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最后都不能称为是真理,它被推翻的可能性比它被证实的可能性更大。

人们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能过分依赖某一个理论。因为过分依赖某一个理论会遮蔽对其他可能性的发现。我提出的史料派和史观派、新史学和新汉学等概念和术语,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要过分依赖。过分依赖新史学的那些看法,有些该看到的东西可能会看不到,很多东西会被遮蔽。大家一定要警惕,一种理论只是研究入手之处,而不是得出结论之处,你不是要证实它。包括我自己,看到学生写的论文,如果把新史学、新汉学当作模型到处套用,我并不从内心里喜欢。但是我希望他从这个角度入手,当作最初的预设,尽可能得出一些新的东西,若能修正我的看法、我的概念,最好。

千万不能过分依赖某种概念、某种理论,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过分依赖,排斥其他东西。应当避免把某种概念、某种理论形态、某种理论学说绝对真理化。理论很重要,没有理论我们无法从事历史研究,但是理论也有害,它是一把双刃剑,但只要谨慎使用,理论给你治学提供的帮助要远远大于其他东西。

为了透彻说明什么是理论,下面我从理论与思想关系的角度再作申述。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理论?原《史学理论》主编陈启能先生曾在一个场合说,“王学典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说王学典是个有理论的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理论和思想二者是个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在我看来,所谓思想,通常是指个人独自思考所获得的东西,或者是带有独特的个人色彩的、个体性质的一种特别的思考,带有个性色彩的一个独立的、别人无法重复的这样一种思考。某个人有没有思想,就是某个人有没有独自思考所获得的一些东西。

理论与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按照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梳、考虑,理论与思想的关系在于:理论是思想的高级形式、一个更高的抽象形式,或者是思想的形式化、外壳化。当我们说某一种思想是理论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超出普通独立思考,最后被凝固为、形式化为某种教条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带有某种教条的属性,唯物史观也不例外。理论总是带有某种教条的性质、带有某种模型的特质。凡是理论都是模型,一种理论就是一种模型。而思想是一个非凝固的东西,我们随时随地都会产生思想。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是可以分享的,思想是无法分享的。我们大家可以在某一种共同的理论指导之下来从事研究,包括唯物史观,但是思想是无法同步分享的,因为它带有独特的、非常强烈的个体性质。

同时,所有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最初都是思想,或者说理论的内核就是思想。马克思的很多东西,在他那个时代,在他那个理论产生的过程之初,是作为他个人思想的东西。它最后被凝固化、形式化、外壳化、模型化、教条化,就变成了一种理论。我认为所有理论,最初的来源都是思想,而所有深刻而系统的思想或者说能够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理论化、教条化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说这个学者是个思想型的学者,就是指这个学者一定是带有独特思考习惯的学者。一篇论文,拿来一看,如果基本上是现代的“八股文”,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思考。这样的文章占多数,包括《文史哲》杂志上的文章。《文史哲》杂志审稿尽管各方面都非常地严格,但敢说有思想、或者说能反映作者在思考上花了多少功夫的稿件很少。作者能够做到观点上的自洽,逻辑很完整,能够把问题说明,并且有问题意识,也就够了。

理论的东西为什么难写,因为从材料的角度进到思想的角度,必须把材料内化,不能跟着材料走,要抽象出很多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本身有逻辑,从陈述问题到解决问题到论据的支撑都是这样。我关于山东大学文科兴衰的那篇文章《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就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的产物,在这篇文章中我连一条材料都没列,也不需要列材料,你到档案馆里泡3年也泡不出来,那些东西都不是从材料当中自动提出的东西,但是你要是说我那个东西没有根据,那大家谁都不会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它符合大家大量的经验观察,且带有个体性质的思想。思想无法分享,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你同步分享你的思考,除了你自己之外。而且可以这样说,你不思考,别人就思考不到你这个程度。这个问题你要不去研究,学术界可能就没有这种成果。从民主思维的角度,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思考,为什么要百家争鸣,要思想言论自由,特别是要保护思想自由,就是因为所有的思考都带有独特性质,所有的思考都要挑战、不承认现成的东西,而所有思想都会对这个社会有益。

我上课时总是强调,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时刻装着问题,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这个问题慢慢就浮现到你的脑际,你要寻求答案。有次到国外出差,一到泰国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泰国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发展程度很低,却顺利地接受了现代化的那一套制度安排,没经大的波折,没有大的反抗,就转过来了?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新加坡一看也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近才得出一个非常大的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一个看法。我最后想清楚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国家一个最深刻的联系是财产的联系,我有土地我有厂房,我有在宪法上被保护的别人不能侵犯的东西。假如我没有土地也没有厂房,没有属于我的住房和其他财产,那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非常薄弱,就像个浮萍一样,我到哪里去无所谓。这为什么和泰国这些国家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资本主义这些观念有关系呢?中国之外的所有民族和地区的人,私有观念都是非常强大的,谁都不能侵犯,皇帝也不能进我的家。这个私有是千百年来植根于人的本性的一种东西,而自由主义比以往所有的思想更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所以它很顺利地使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了它。自由主义相信自然自发演化的秩序,认为从自然状态到所谓的自由主义这个状态,本身是演化的,不是人为干预的。

脑子一定要装着很多问题,只要思考一定会有收获,这些小的想法多了,会沉积到你的论文当中。当别人看到你的论文时,你思想的火花会照亮另一个人,他会沿着你的思维去继续下去。现在的硕士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当中,有思想的论文属凤毛麟角,大家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那么概念是什么?思想首先发展为理论,然后再到概念。概念是对某种理论更高一级的抽象。如果能把一个大理论抽象、醇化、提炼为一个概念,贡献可能会更大。思想、理论、概念,带有阶梯性,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但概念更抽象。思想、理论、主义,是逐步升华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是由消灭私有制等思想理论抽象转化而来。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点,什么是理论,理论和思想之间的差异、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差异,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我认为思想可以随时随地地产生,但是理论不能,所有的理论都带有教条的属性,所有的理论都是模型。经济学特别强调理论模型,唯物史观是一种模型,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一种模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种模型。模型很容易把你引导到某种研究领域去,但是最终一定要走出模型。


三、历史学需要理论的根据


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因为历史需要解释。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家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发现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中外所有的史学家全部都承认,发现事实和解释事实都是历史学家的本分。包括大史学家兰克,他也解释事实,只是说他的事实是经过批评、审查过的事实。他和其他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审查有他特殊的程序。而关键在于,任何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没有理论依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这个依据要么是明确的,要么是常识,而要害在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是根据流行的常识来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上没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和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传统有很大差异,大家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西方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比较自觉。

所以说,历史需要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这就是历史学需要理论的全部根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理论。考订史实,在大量记载中清理一个事实,从矛盾的陈述当中,勘探历史的真相,可能不需要理论。当你面对确认单个事实的时候不需要理论你照样能做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乾嘉学派没有理论、排斥理论,但照样能做出很大业绩来的原因。清理文献、清理事实、考订文献、考订版本,需要经验,不需要理论。我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你面对“过程”的时候,当你面对“结构”的时候,必须需要理论。因为所谓过程和结构,是众多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何确认这些联系,必须依靠理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描述过去,但是准确地描述过去并不是对历史学的最终要求。对过去事实的准确描述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但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任务。历史学的终极任务是必须对过去做出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需要强调的是,某些事实的发现仍然必须依赖理论。

我曾命陈峰写过一篇文章,《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铁器研究》,刊登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我说铁器的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但是铁器在乾嘉学派笔下只是一种器物或文物,放在金石学范畴之内,他们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对铁器的作用、铁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的认识,只有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之下才能获得。所以,20世纪如果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的传入,我们就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能解释春秋战国年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动。所以说没有理论,某些事实很难被发现。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没有生产力的概念,根本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如此重大的作用。由铁器的发现你会看到工具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水推磨所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所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它充分说明某种工具、技术在历史上的作用。技术发现,然后电的发现、能源的发现,这些事实的发现如果没有生产力这一套理论支撑是很困难的。手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电脑的发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作用不可估量。机器人棋手把人类都打败了。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对社会面貌的改变、对生活方式的塑造,可以推想当年铁器的出现所起的作用。春秋战国年间发生的最重大的变革,就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来不能开垦的土地能开垦了。古史分期之类问题的辩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所以某些关键事实的发现离不开理论,尽管大量事实的发现可以不要理论。比如墨子的生年和卒年,根据文献做,文献没有,没办法做,文献有大量材料,就可以从大量论述当中清理出一个大家相对都能接受的事实。它是不是真是这样,也不敢说,只能说根据历史记载它是这样。某一个东西,能够猜想它的存在但是没有证据是不行的。就像断案,猜想这个人是罪犯,直觉告诉我们他就是罪犯,但如果没有证据,就得马上把他释放,反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确认。从证据到事实,然后再还原。而历史解释则不是这样。秦始皇何时统一中国?不需要理论。但是要解释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非得依靠某种理论不行。儒学为什么产生,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根据某种理论进行解释。像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大众,包括社会各阶层对历史学的需要。历史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这些需要。而没有理论,任何解释寸步难行,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宗教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在意大利这些地方,没有理论根本就不能解释。当然马克斯·韦伯有大量的发现,在这个区域之内,这些人的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这些共同的特征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仍需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大量例子都是这样。刚才举的都是一些类似的例子,如乾嘉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会占主流地位?理学为什么在宋代产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又一次次地再分裂?北方或周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占领中原,最后又被汉族所同化?满族入侵中原时人数众多,但现在各少数民族中满族人数却不是最多的,为什么?都被中原汉人所同化了,为什么?这都需要解释,没有解释的历史学就站不起来。《历史是什么?》的作者卡尔说得很清楚,没有解释的事实就像一袋土豆,站不起来。土豆都是散的,只有解释能给各个土豆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土豆就变成一个柱子,它就站立起来了。你给它一个脊梁,它就成型了,一体化了,变成一个因果链条了。这个脊梁就是解释及其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没有很清晰、非常明确的一个概括,所以也不能给大家讲更多的东西,这第二个问题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就是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

前一阶段静下心来的时候我想了一个问题,史学界现在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很多都有史学理论背景,这很让人奇怪。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这也是根据之一。比如,陈春声当年跟我一起都是教育部一部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赵世瑜也是我们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之一,李振宏也是这部教材的编者,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在老一代当中,像刘泽华先生,以及现在的刘泽华学派,搞政治思想史。而上海的姜义华先生,长期担任上海史学会的会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这几位学者都非常活跃,他们在学术界有代表性,不是偶然的。这些学者的成功告诉大家,治学不要一头扎在一个枯井里边,如此便再难掉头。深厚的理论素养,事实上会给你一个巨大的腾挪空间,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腾挪,希望大家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历史学科两个任务,一个是清理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如果不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指导之下去解释事实,就只能是根据常识去解释事实,而且多半都是荒谬的常识、很糟糕的常识,没有解释的书是很少的。


四、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所有的宏观研究、过程研究、结构研究、问题研究,一步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本身的质量高低。凡是回答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

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理论的作用、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理论作为概念工具的作用。近几十年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个模型,在1949年之后影响非常大。尽管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奴隶,但没有奴隶制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已被公认为事实,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仍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清理,特别是对先秦两汉魏晋社会的清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有一篇短文《“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一点思考》里面谈到,因为没有奴隶制,根本就不可能有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所谓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是个假问题,但是它却获得了确确实实的、巨大的研究成果。奴隶制这个概念的引入,奴隶制与封建制何时分期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之下所投入的大量精力,它对学术史本身的推动,难以估量。先秦、秦汉社会为什么清理得如此透彻,就在于它是这场大辩论的中心。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解体过渡是这个大辩论的中心。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原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一个论断,即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又基于另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就是五种生产方式是不可逃避的。这个理论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尽管当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些东西,今天被认为是和资本主义无关,但却证明和商品经济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被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突出经商天赋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经商天赋有多高呢,高到得由两千年的所谓封建王朝用重农抑商的国策来压制,才能压住。商业和市场到处带来不稳定,最稳定的是农业。要想保持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保持所谓的稳定,就要把商业压住,历代王朝都把重农抑商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商人的地位很低,从汉代就开始,《史记》《汉书》中分得很清楚。我们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松一点,中国人就立即遍布全世界。2006年去德国开会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每一辆公交车上都有中国人。我们40年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宽松一点,中国的商业就如大鹏展翅一样腾飞。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中国的商业就像孙悟空一样,在唐僧发现他之前,被大山压住了,防止他蹦出来,邓小平就是把这个大山松动了一下,孙猴子就蹦出来了,这就是中国近40年经济起飞的秘密之一。

如此发达的中国的工商业并不具备在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性质,那些要素,它也不会自发地发展到那个社会去,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尽管这样,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仍然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西方学者,没有不承认“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对明清工商业、明清社会史研究所起的作用的。没有这个概念,就没有明清史今天的研究局面。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把欧洲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发现从印度一直到亚洲这一带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社会,当然他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和报道。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普遍地缺乏土地私有制是东方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个结论虽不适合于中国但却适合于印度,特别适合于俄罗斯,它的公社,我们说是农村公社的残余,而农村公社的残余早在春秋战国年间在中国就解体了。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特殊,包括中国社会,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概念,所以他只好用一个地域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生产方式,或者叫东方社会形态。大家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它本质上体现了对东方社会、对东方历史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的尊重,它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特色一脉相承。所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历史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解释,为今天的中国特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个概念尽管是个地域概念,不是个性质概念,它不像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性质概念。这纯粹是个地域概念,但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所起的作用。

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可以说,没有《起源》就没有今天对中国上古史的透彻研究。“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概念,使得“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等历来被看作荒诞无稽之谈的材料得到解释,具有了意义。另外,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及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概念,使中国上古社会也变得可理解了。没有《起源》这部人类学著作,我们根本无法从上古神话传说中清理出一个“中国原始社会”来!理论的作用有多大,中国上古社会的研究中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外,费孝通先生提出一对概念,他说“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城市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分析城市和乡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工具、理论工具。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能够迅速把握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既然是陌生人社会,那么如何管理这些陌生人呢?法治的问题就出来了,制度的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熟人社会,基于互相信任,道德伦理的问题就出来了。城乡社会当然还有更多的差异,但是这两个概念足以使你把这两个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从而得出其他奠基于其上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建议大家有空看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非常有用,不但能解释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而且会给其他学科带来启发。

另外像陈寅恪先生,他和其他那些单纯整理材料的人完全不同,是一个富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治学有一套观念工具,是别人不具备的。家族、门第、文化、婚姻是他治学的四大工具。他解释唐代社会、魏晋南北朝社会游刃有余,原因就在于,一般认为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就已带有所谓的近代社会的萌芽,唐代社会是古典社会的终结。为什么唐宋转型在日本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唐宋之间确实存在社会上的巨大差异。世家大族与唐王朝一同覆灭,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农耕社会、士大夫社会是从宋代才开始的。研究一个在古典社会时期的中国社会,家族、门第、文化、婚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在做社会分析的时候,他的工具叫阶级,奴隶主阶级、贵族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用阶级概念,陈寅恪先生更多地是用家族、门第、婚姻来谈,他论唐代历史的几篇论文,论武李韦杨、论韩愈等都是如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得出了很多结论,如贵族与庶族的差别不在于门第而在于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差异不在于种族、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概念使用得游刃有余,而这些概念恰好是今天很多人都愿意用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解释起来给人一种新鲜感。因为长期在阶级论这个背景之下,在阶级斗争这个模式之下,在两大阶级对抗的这样一个模式之下,突然用文化来解释,用婚姻来解释,用门第的高低来解释,用贵族和庶族来解释,用不同的婚姻集团、通婚集团这样来解释,当然会给人一种很别致的感觉。“史界二陈”——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很典型,陈垣先生一般不使用概念,只是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面使用了一点带理论色彩的东西,其他方面陈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陈寅恪先生在1949年之前被西方汉学界捧为第一人,但那只能是在西方汉学界。从实际的那些研究业绩来讲,陈垣先生可能比陈寅恪先生更丰厚一点,但是从声望上来看,特别是从“文革”结束之后的声望上来看,陈垣先生地位不断下降,陈寅恪先生不断上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陈寅恪先生可以属于现代史学家的行列,而严格地讲,陈垣先生则是乾嘉汉学的余脉,他很少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基本上不使用理论工具。陈寅恪先生读过很多东西,据陈先生自述,他在德国留学时,看过原版的《资本论》,所以说理论概念的引用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如果记住家族、门第、文化、婚姻,再看陈寅恪先生那些东西,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阶级论相比较起来,别有洞天。原因在于,在不同的理论概念之下,事物往往会呈现不同的侧面,尽管陈寅恪在使用婚姻、门第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定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某些成分,但是他不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而是用更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工具来解剖。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另外一个例子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简称“层累说”。“疑古”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倾向,一个立场。真正带有概念、工具作用的是“层累说”,认为古史是叠加起来的。从最初的传说,到不同的文本,到不断变动的文本,叠加起来,越放越大。“层累说”是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派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工具。余英时先生在谈论顾颉刚先生的时候,说他为中国现代史学奠立了最初一块基石。余先生之所以作这种评价,是因为“层累说”是一个最大的观念工具,这个概念的提出,一下子把顾颉刚先生和乾嘉汉学切断了,尽管他的这些理论是受到了崔述的某些启发。所以余英时先生又说,顾颉刚提出这些口号之后,为无数学问开辟了法门、开辟了门径。你看顾颉刚先生周围,只要跟顾颉刚先生亲近的学者全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原因就在于他有很特殊的门径,只要利用“层累说”,研究什么问题都可以。顾先生关于孟姜女等的研究,全部都是“层累说”的引申。2000年我和姜义华先生在上海开会,当时是陈寅恪热最高潮的时候,陈先生可以说如日中天,但我们二人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就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陈先生赶不上顾先生,顾先生实现了中国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结构性转变,而陈先生没有。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顾先生是一个革命性人物,我们不能说陈先生是个革命性人物,也没有人说陈先生的史学是革命性史学。大家都说顾颉刚搞了个史学革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层累说”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其他一些理论,比如进化论。进化论的引入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严复这一代思想家的作用无法估量。以往中国人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或是循环的,或是倒退的,黄金时代在上古,因而进化论的提出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当然现在进化论也受到了挑战,人们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进化的,人的精神、理论、思想、境界并不进化,这个在理论界已经达成了的共识。进化论本身有很多缺陷,有很多问题,人类社会在器具的层面是进化的,但是在精神层面是不是进化的,实在是难说。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质疑艺术史是进化的,他说精神的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在某些领域和某些部门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艺术就不一定是这样。

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模式取代建立在阶级论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史范式已成为学界主流。原来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写成一部革命史,现在可以写成一部不断现代化、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写作模式开始于蒋廷黻先生,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非常典型,完全从文化的角度、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即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历史。过往我们是从阶级、反抗、民族、革命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但就目前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较量,以现代化范式占上风的局面终结。换言之,尽管革命史仍然是这一段历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但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历史书写模式,无疑是现代化范式。

近30年来传入了一个大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商会、商帮、市民社会等概念一段时间之内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虽然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因为中国的社会情况很难用市民社会来解释,但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在一段时间之内的确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张仲礼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士绅社会”,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他致力于从本土提炼概念,像“士绅”这样一个概念就能解释非常多的东西,这些概念都对历史研究产生很大的作用。

就我而言,一些并非由我提出的概念,也可作为我研究历史的一些遵循。一是我特别强调“战时史学”这个概念,很多东西都能归到战时史学这个范畴之内。为什么强调两大对立阶级,把一切看作是阶级斗争,我认为当代史学因为那是处在战争的特殊年代。“战时史学”这个概念提出之后,我本来应该沿着这个概念继续做,但因为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不想违背潮流,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没再被进一步地使用和深化。但是如果时机适当,“战时史学”这个概念还可以被继续延伸,继续往前探寻,这个概念能够解释很多1949年之前的史学现象。二是我经常使用“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我把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社会称作是泛政治化社会。这个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很大方便,它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段史学是这个样子,这一时期的史学变迁和泛政治化社会密切相关。三是新史学与新汉学这一对概念。此前,新史学和新汉学这一对概念就已经存在,我专门作了一篇文章《新史学和新汉学》,通过这一对概念来描述20世纪史学的演变线索。可以说,要想描述学术变迁,必须使用概念,要长时段地描述史学变迁,要给这一段史学理出一个脉络来,没有概念不行,没有理论不行。怎么描述20世纪史学史?这么多史学家、文章、著作、杂志,我一个个点评吗?那是写历史吗?就像一堆散钱,我得找个钱串子把它串起来。所以我就使用了新史学、新汉学,史料派、史观派,或者是唯物史观派、史料考订派等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能使我最大程度地简化史学的图景,抽出最主要的东西来。

另外还有很多概念,再给大家略作介绍。比如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他们提出“告别革命论”,一直到现在对整个史学界都影响巨大。一个口号、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像一束光亮,能把黑暗照明。最典型的是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影响之大,难以想象。李学勤先生此前虽已为大家所知,但能迅速达到如此炙手可热的程度,和“走出疑古时代”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2004年,我受池田知久先生之邀去东京讲学,经常同南开大学哲学系一位刘先生一处散步。我们两个人曾谈起李学勤先生,当时我给他打了个比方,说李学勤先生在这之前写了大量的书,并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1992年李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就像个探照灯,一下照在一大堆玻璃上,所有的玻璃都熠熠生辉,炫人耳目。他说他明白这个意思了。在“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映照之下,李先生所有的书都展现出别样的意义。在这之前找不到一个东西把他这些书全部贯穿起来,“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就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它不但把李先生所有的书都贯穿起来了,而且把所有批评顾颉刚先生的东西都贯穿起来了。

所以我经常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个概念能把顾先生所有的东西都贯穿起来。顾先生在民国年间尽管读书很多,并不意味着当时他的水平最高,但是别人并没有提出一个笼罩古今的概念,叫“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命题、这样一个治学门径的提出,使顾先生在学术史上占据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些史学家在史学界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来源于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工具,这是现代史学和传统史学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理论有什么作用,作用在哪里,我只能举这些实例。我目前还没能从这些实例中概括出一个系统来,比如把它分门别类,理论能起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一二三,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今天给大家所讲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想法,争取将来把这些想法理论化、系统化,甚至于把它概念化,然后再提供给大家。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1月6日上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上的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郭震旦副教授做了部分校阅工作,作者对文稿做了最后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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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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