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新时代历史研究新思路刍议——《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5 次 更新时间:2024-03-13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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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历史研究》作为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性学术刊物,已经走过了70周年。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作为《历史研究》的阅读者和作者,谨恭致衷心祝贺和敬礼!

《历史研究》创刊的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刊物。1959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就读,教授们耳提面命,知道这个刊物的学术分量,开始阅读这个刊物,并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1964年大学毕业时,我做了论苏美建交的毕业论文,老师评价尚好。我心里有点冲动,便把毕业论文修改压缩成2万字的论文,题为《试论苏美建交的原因——批驳苏联历史学博士依斯拉爱梁关于苏美建交的修正主义谬论》,斗胆寄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那时候刊物主编是黎澍先生,编辑部设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随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不久我就知道那篇投稿精通中俄关系的余绳武等先生都看过了,主编黎澍也知道了。文章虽未发表,我还是极为高兴。这是我与《历史研究》杂志的第一次联系。

1975年我进了近代史所近代史组,写作一篇研究李秀成“投降”问题的文章。那时候,根据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要求,国务院决定将《历史研究》从文教组转移到哲学社会科学部,仍由黎澍先生主编。1975年冬,编辑部召集如何办好刊物的学术座谈会,邀请各地学者前来发表高见。我在那次座谈会上做记录并整理座谈纪要。散会后,我将李秀成那篇稿子交给黎澍先生,他很高兴地说欢迎啊,刊物筹办正需要文章呢,顺手把文章转交给编辑部的宁可先生。1976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我的文章《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虽然是在“文革”末期,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见解,探讨了李秀成在苏福省实行的土地制度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

我在《历史研究》第二次发表文章是1984年。那时候,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向已经定了,在这个背景下,学者们思想活跃,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讨论热烈。那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我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参与了当时有关中国近代史主题和基本线索的讨论。此类文章此后陆续有所发表,形成讨论热潮。到2018年,我共有9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除了上述两篇,其他是讨论孙中山、黄兴、辛亥革命诸问题,也讨论胡绳和刘大年的学术思想(这两篇是与赵庆云合作的)。在一定意义上,我的学术成长与《历史研究》杂志支持有关。另一方面,我也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参与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应了时代提出的要求,为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贡献了绵薄心力。

2006年中国社科院成立学部后,经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商定,由文史哲学部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历史研究》。同年11月,《历史研究》编委会正式成立,我作为文史哲学部副主任出任编委会副主任。此后几年,每年主持一次编委会工作会议。老来回忆及此,感到在60年时间里,我与这个刊物建立了某些联系,私心不免有愉悦之感。

《历史研究》杂志创刊70周年,是中国史学界的大事。编辑部发来邀请,希望说点什么。我答应了。本想就1954年创刊号发表胡绳先生《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后学界的反映以及此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进步说点感想,想来想去,未能形成一个可以动笔的中心思想。也许因为,这方面我过往已经写过一些东西。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第6期)、《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热点问题的讨论》(何秉孟、高翔主编:《理论热点:百家争鸣12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等。我理不出头绪来,于是便想以回顾加前瞻方式,就中国历史学研究思路奉献刍议,求教于史学界各位先进和后进。

向西方学习问题,是一个老话题。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里指出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古人视四裔为蛮夷之邦,乃是天下文教不及之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是思想的一大转变,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洋务活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甚至工业化、现代化等,都是在向西方学习。19世纪70年代以后,去美国、欧洲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涌向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达万人。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回顾中国共产党28年奋斗史时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把学西方的时代背景、过程、目的讲得很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也向西方学习,但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学习蓬蓬勃勃,不仅深入,且规模宏大。

历史走过了180多年,今天的中国进入了21世纪,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在器物方面,中国几乎走完了工业化、现代化行程,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中国的城市、乡村、交通、航天事业乃至科技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获得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经验;在制度方面,经历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模仿及其失败,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这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高级、集中了人民意志、更能满足人民福祉的民主制度;在思想层面,中国知识界深入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和理论,经过比较,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理论,并且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和文化传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在今天,思想界、学界特别是中国历史学界,应该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总结180多年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积极因素包括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文化理论,有利于丰富我们的文化,加强我们与世界各种文化体系的学习互鉴,推动我国的社会变革,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消极因素也是明显的,包括思想界的全盘西化论,某些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某些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否定、极少数人坚持的反共思维(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等,也包括部分人长期迷恋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崇拜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拿这个来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觉得哪里都不对。结果,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横竖看不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固然借鉴了西方的某些历史经验,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就会产生有创造力的新的学术成果,就会形成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大繁荣。

我国学界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西方中心论”在我国也颇有影响。例如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观形成“东方专制主义”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治水,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专制。近代以来,欧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欧洲学者往往指中国封建社会为专制政治。那么,中国历史是否这样,需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已有学者对中国是否自古就是专制社会发出疑问。有学者对日本传来的“唐宋变革论”也提出疑问,指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他们概括的“唐宋历史观”,“其实只是一篇以欧洲中心论为模式写就的抽象论纲”。还有来自美国的“冲击—反应论”、“中国中心观”等,都在中国学界有较大影响。我们必须重新加以审视,作出自己的研究与判断。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考古工作的要求,也是对整个中国学术事业的要求,这与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各种手段(主要指自然科学以及高科技手段),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考古资料和发掘报告,仔细分辨人类的起源以及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演进规律,弄清楚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形态与独特之处,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特点,形成中华文明起源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考古学毕竟不能脱离历史学的范畴。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要紧密结合起来,对历史演进中的关键问题合作攻关,探讨中华民族形成演进的历史规律,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变化轨迹,探讨多民族融合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打下雄厚基础。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都将对人文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研究范式问题,也需要从学术上深入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后提出的新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指导下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清楚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以工业化为核心、追求生产力进步的关键,会带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追求生产力进步(工业化、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进步)上是相似的,但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差异巨大。资本主义靠战争、殖民、炮舰政策,靠圈地运动等暴力方式完成原始积累,推动生产力进步。生产力进步了,资产阶级壮大了,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取得政权,进一步推动生产力进步。在国内靠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在国外靠发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军工集团及其代理人发动的,目的是大规模掠夺世界资产,形成国际垄断和世界霸权,也造成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

中国式现代化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靠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起步的。新中国没收了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消了外国资本的特权,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原始积累不靠战争和掠夺,靠农业合作化提高农业生产力,靠轻工业积累资金,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重工业,基本上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自主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尽可能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性成就,如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世贸组织的运作经验,公司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制等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等,但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人民至上,现代化的成就为全体人民所享有。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基本趋势:就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平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下,大力支援了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典型事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具备的。

作了这个简略比较,必须提到学术研究中的所谓现代化范式。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罗斯托(W. W. Rostow),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声称其经济成长理论“要向马克思主义挑战而且要代替马克思主义”。他在书中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把社会发展按照经济规模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用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序列。以美国作为现代化的国际样板。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作为新学科逐渐形成。随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布莱克出版《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以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作为现代化模式,研究现代化挑战,以社会结构和政治现代化而不是经济发展为重点。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导的现代化研究,以探讨日本、土耳其、印度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为主。这是美国出于其对亚洲政策的需要,试图影响新兴的独立国家向非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指出,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舆论工具。经过各种批判,到80年代初,现代化研究理论有了一些改变,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现代化被称为发展社会学,从经济学衍生出来各种经济发展理论,从政治学衍生出各政治学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学者立足本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探讨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模式,对于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唯一标准的研究框架是一种突破。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学科都对现代化概念进行了讨论。一些历史学者也对“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关系及中国现代化历程作了探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对洋务运动及其后的所谓现代化运动作了探讨,提出了“早期现代化”概念,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畸形的、屡遭挫折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现代化,处于资本主义的外围、边缘,形象地说就是“乡村”的现代化。为了区别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同的现代化,把前者叫作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把1949年前近代中国失败的现代化与1949年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加以区别,是有眼光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必要的;不加区别一概用现代化的框架加以研究,则是忽视了发展中事物的本质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对近代中国大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挑战(冲击)—回应”模式或“传统—现代”模式,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复杂的网络运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各种革命运动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不同于欧洲内源性现代化。还有学者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或是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等,均引起了广泛争议。

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观照下,我们要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的运用。我们要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进行学术性建构,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明显超过资本主义;研究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悠久绵长的历史特性,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矫正所谓“现代性”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化范式。

中国学术体系的核心是中国观点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座谈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议。我认为,“三大体系”的核心是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核心是中国观点的表达。

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体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学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出版,欧洲汉学开始兴盛。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反了过来,《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被中国思想界所接纳,这些理论著作和思想家的观点成为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中译本(包括历史著作),很少有中国学术著作被西方国家翻译出版。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中国学术体系的观点表达。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形成学术影响力,提高国家话语权。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光荣的使命,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在推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论”、“矛盾论”、“人民内部矛盾”、“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个世界”等一系列概念和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等一系列概念和论断,不但在政治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性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命题新概念,在国内国际政治上有极高的影响力。对于这些重要的理论贡献,历史学界应该作出学术论证,并用以指导历史学研究,形成对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话语。

我国历史学者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中国文明起源、汉民族形成、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的历史连续性和独特性、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往往不被西方学者所接受。今天,建设我国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作出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论证。要在这些方面坚持努力,我国史学才能把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已经180多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也已100多年;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历史占了大部分时间,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近75年了。75年来,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历史事实。1921年中共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是28年。中共成立初年,力量弱小,社会影响不大。1924年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虽然失败了,但中共力量发展壮大了。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中共懂得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成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把民族存亡放到第一位,在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中,做了一切可能做的工作。中共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人民军队力量空前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空前成熟,革命根据地范围空前广大,政治影响力空前扩大,从而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有幸参加了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复兴文库》的编纂,在编纂过程中我体会到,中共始终站在历史正确方向一边,把握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我认为:“抗战时期把握时代大势、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掌握了国家大部分资源,本是可以及早推动对日作战、建设国家的,但是它自1927年以后坚持消灭共产党,坚持消灭异己,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始终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战以后,蒋介石也没有放弃‘反共’,只是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反共’放在第二位。这就不可能把国家带入正确的发展轨道。它虽然是执政党,在抗战胜利后不过三四年时间,就失去了对于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不奇怪的。”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指出:“我们常常会思考,在当时数量、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歼灭了800多万国民党军?原因就在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动员了全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还赢得了全国最广泛的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证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路线,真正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推动了中国历史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以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作用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是有历史根据的。明确这个观点,对于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民国热是有纠正作用的,是否值得民国史、抗战史、近代史研究学者参考,各位可以研究。

 

(作者张海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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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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