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开放社会的理想

——《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8 次 更新时间:2022-04-07 00:11:46

进入专题: 开放社会   现代社会  

金观涛 (进入专栏)  

  

   自轴心时代以来,寻找真理都是从面对黑暗开始的。而我们已在一个自由的、不断进步的世界中生活得太久,忘记了哲学的精神是什么。今天的哲学研究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大倒退带来的思想困境。

   被中断的哲学研究

   "真实性哲学"源自我和刘青峰在青年时代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我们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为了分析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必定涉及对科学哲学和真实性的探讨。

   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今天人们将其视作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民间启蒙思潮)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实科学哲学一直是80年代民间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记得,证伪主义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利器,"理论是否可以证伪"被视作判别科学和伪科学的试金石。当时,这一学说不仅在中国思想界如日中天,在世界政治哲学界亦备受关注。卡尔·波普尔认为,没有人知道完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次优的选择是一个"开放社会",即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和文化是多元的,并且权力可以实现和平更替。波普尔还将证伪主义投射到哲学上,提出"否定性功利主义"。他认为,人类只能知道何为"不好",而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好";换言之,理想社会不可能是道德理想国。

   我不赞成证伪主义,却十分着迷于其将现代性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的想法。自19世纪以来,功利主义对现代价值基础(包括市场经济的正当性)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否定性功利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一代人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差不多都是从这里开始的。1989年我和青峰完成的《新十日谈》就是从科学哲学出发讨论现代性的。虽然我隐隐感到"否定性功利主义"在论证言论和思想自由方面十分有力,但它在分析为什么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上语焉不详,更不能证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然而,我相信只要找到一种正确的科学哲学理论,就可以为现代社会确立更坚实的价值基础。

   1989年2月3日,我和青峰坐上北京开往杭州的火车看望父母。上车前我把刚写完的《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一文投稿给《自然辩证法通讯》,该文提出以"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这一原则作为科学的基础。我相信,一旦证伪主义被新的科学哲学理论取代,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完善,我将这一研究称为对现代社会的理论探索。写完上述科学哲学的论文时,我以为自己即将开始新的研究。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哲学思考即将中断30多年。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持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 1982年10月中下旬在成都市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目的、以分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开前会后正积极蕴酿编辑“走向未来丛书”。会后游青城山。

   发现韦伯

   1989年4月2日,我和青峰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并最终留在了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物理学家高锟当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的话让我们至今难忘:"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崇尚学术自由的地方,如果你们能留在大学做研究,是大学的荣幸。"好友陈方正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他为我们安排办公室和宿舍,尽量创造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现在回想起来,1989-1999年是香港中文大学迅速成长并成为亚洲重要学府的10年,这也是我们融入香港社会并在那里开创新事业的10年。

   在香港工作之初,我和青峰认为应该继续80年代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参与创办了《二十一世纪》杂志;另一方面,我们决定撰写《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开放中的变迁》。《兴盛与危机》完成于80年代,其尝试将控制论、系统论的新方法引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结构,并提出"超稳定系统"的理论。《开放中的变迁》则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演变。我只上过一年大学,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是通过自修完成大学教育的,如学习量子力学、系统论和突变理论等。1978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室工作,专业是科学哲学。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并在80年代相继完成并出版了"系统的哲学"三部曲,包括《发展的哲学》(1986年)、《整体的哲学》(1987年)和《人的哲学》(1988年)。然而,到香港工作之后,挑战来了!我不可能继续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无法继续我80年代了解的系统论研究,所以非得进入人文和历史领域不可。然而,那时我对西方的人文和历史研究所知甚少。举个例子,1986年我和王军衔共同出版了《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一书。在写作期间,我们尽可能地搜集文献,但北京图书馆有关古埃及文明的英文书不多,我们的资料大多来自苏联的研究。该书出版之后,一位台湾学者对我们做出批评,大致意思是我们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基础薄弱,对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知之甚少。说实话,不管批评者是否看懂了《悲壮的衰落》,他的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当时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开展研究,能接触的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相比那些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台湾学者,我们不可能清楚知晓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对台湾学者来说,没读过西方的学术著作,就没有资格写书。我记得台湾思想家林毓生曾说过,他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马克斯·韦伯,当时他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真正读韦伯的作品,也是到了香港以后,但我没有羞愧到无地自容。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我不可能了解韦伯;80年代,我又不可能静下心来研究韦伯;90年代,我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了解它们和我原来掌握的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从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转向社会科学很容易,而进一步转到人文和历史研究则很难。因此,我必须从头学起,尽管当时我已经42岁了。这是一个重新"闻道"的过程。

   我从小就受马克思影响,而韦伯则是一位和马克思完全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对我触动最大的是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马克思的学术立足于对现代性的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证明了现代价值的不可欲。韦伯的思想则更为微妙,他一直是现代价值的坚定捍卫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质疑自由主义的正当性时,韦伯并没有否定个人权利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他认识到现代性是一个铁笼,但坚信彻底打破铁笼只能让人陷入深渊而不是得到解放。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在发现西方现代社会危机后否定其为榜样一点都不困难,困难的是在这种时刻仍坚持现代价值和个人权利,为现代社会寻找出路。韦伯的重要性在于,自现代性起源以来,他是第一个认识到现代价值无论面临多大挑战都不能被放弃的思想家。

   在"闻道"的过程中,我仍念念不忘对科学哲学的思索,无奈香港这方面的学者极少。一开始我还想和几个朋友组织讨论科学哲学的小圈子,但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气氛严重不合,最后无疾而终。我亦和青峰一起深入到人文和历史研究中去了。

   进入中国思想史

   有一段时间,我和青峰被韦伯的思想吸引,认为人文社会研究不再需要运用系统论,而应运用"理解"的方法,即让自己进入支配过去社会行动的思想即可。可是在写《开放中的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韦伯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起源的理论,无法解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系统论在研究社会演变时的重要性。《开放中的变迁》没有受到韦伯的影响,但我们并没有把韦伯学说的妙处忘掉。后来我们才知晓,只有把问题聚焦到观念系统演变的内在逻辑,韦伯的"理解"方法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

   自1993年《开放中的变迁》出版至2000年,整整7年我们都没出书,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写《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进入了思想史的研究领域,这时我发现自己压根不懂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特别是19世纪西方思想史。另外,我也不了解中国的儒学。在阅读相关著作的时候,我很难理解它们在讲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觉得自己原有的思想方式一定存在巨大的盲点,因此才会读不懂思想史的内在理路。

   后来我才明白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入思想史的难点,那就是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默认。它往往使得研究者无法将自己视为社会行动者,在心中重演自己所研究的社会行动,其后果是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思想之外谈思想,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用"研究者的思想"代替"行动者的思想",这一切导致了假理解。人文和历史研究当然也要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这是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研究者进入某一种价值体系对其进行理解;第二步,研究者从这种价值体系中退出来,成为它的批判者和反思者。这种"进入"和"退出"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反复进行。没有"进入",研究者就无法理解过去人的心灵,以及观念展开和变化的内在逻辑;没有"退出",研究者就不会有客观的反思,甚至看不到作为整体的观念系统,也就不能将自己"进入"后的体验表达为因果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意识都是意识到的存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存在之中当然包括当时的普遍观念及其支配下的社会行动。那么这些普遍观念从何而来呢?换言之,新观念产生的机制是什么?一旦把焦点集中在社会行动如何反作用于支配它的观念,我和青峰的思路就慢慢清晰起来。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类观念系统。一类是不太容易被社会行动改变的观念,如道德价值。因实然不能质疑应然,道德价值一旦确立就不易改变。另一类是和社会行动互相交融的观念,它基本上可被视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子是攻占巴士底狱,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袭击巴士底狱的行动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后来其之所以被视作法国大革命的开端,是与法国兴起的人民主权观念对该事件的重新解释密切相关的。所谓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大多存在于第一类观念系统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道德在自身不可欲时会发生价值逆反,这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文化,即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指的是当原有道德规范不可欲或被认为"不好"时,与原有道德规范相反的价值成为新的终极关怀,新的终极关怀仍是一种道德。研究者需要假设自己作为社会行动者,去想象当原有道德规范不可欲时自己的思想会发生哪些改变。

   经过长时间摸索,我们才弄清楚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的基本结构。为了熟悉19世纪西方思想史,我想到一个"进入"的办法,那就是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注"来理解当时西方的主流思想。我在青年时代就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旦将这些熟知的内容置于普遍思想演进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就开始明确起来了。当时我和青峰还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香港中文大学是新儒家的发源地,我们在这里工作,没有理由不继承新儒家的遗产,所以一定要知道新儒家对思想史的贡献是什么。因此,那7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知道科学真实是什么;在香港工作期间,我开始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真实性,那就是人文的真实性。人文的真实性是主体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使他人的观念或过去发生过的社会行动可以在主体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科学真实对应着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人文真实是主体对社会行动参与或想象参与的受控过程的可重复性,我们称之为可理解性,它不能化约为科学的真实性。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中,两种真实性结构都不可或缺。

   人文的真实性

一旦理解了人文的真实性,我立即发现自己80年代哲学研究的盲区。在1988年出版的《人的哲学》一书中,我已初步意识到自己必须对价值系统和终极关怀展开探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金观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开放社会   现代社会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495.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