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陈独秀与鲁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9 次 更新时间:2019-08-08 00: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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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  

  

   陈独秀出生于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鲁迅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鲁迅比陈独秀仅小两岁,是同时代人。

  

   陈独秀与鲁迅既有交往和情谊,亦有误会和隔膜。然而,他们都是文化巨人,在彼此的评价上尽管有时失之偏颇,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是恪守了持平的底线,展示出文化巨人的器量和风度。

  

交往始于《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以陈独秀为领军的一批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吹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他们在《新青年》上大胆地倡导新文化运动,呼唤科学和民主。《新青年》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暗无天日、万马齐喑的旧中国,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犹如一把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阴霾密布的夜空。

  

   《新青年》首先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的反响,正如毛泽东所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当时正值“五四”的前夜,苦闷之中的鲁迅蜗居于北京绍兴会馆以“钞古碑”排遣郁闷,消磨时日。此时正在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老朋友钱玄同(金心异)曾说:“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他到鲁迅住处登门造访,劝他给《新青年》写点文章,鲁迅答应下来。并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上,“鲁迅”这个笔名从此公之于世,驰誉天下。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陈独秀对鲁迅深刻的见解、鲜明的爱憎、幽默的风格和泼辣的文笔非常欣赏。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鲁迅)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7月9日,陈独秀又在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鲁迅在1920年8月7日日记中写道:“寄陈仲甫(小)说一篇”。仅过六天,陈独秀就于8月13日复信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即鲁迅的另一篇小说——笔者注)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 陈独秀在把鲁迅的《风波》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8号后,立即致信周作人:“鲁迅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在考虑到鲁迅的小说应该结集出版时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将《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关心和支持。后来,鲁迅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将创作的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

  

尊奉前驱者的命令

  

   鲁迅称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并说“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那么,鲁迅尊奉的“革命的前驱者”所指何人?长期以来,由于陈独秀一直戴着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一直被斥之为“坏人”、“反革命”……,所以,谁也不敢把陈独秀的名字与“前驱者”放在一起。“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的一位。”(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3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鲁迅认识李大钊缘于陈独秀的关系。因为,鲁迅是在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期间见到李大钊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看见守常(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充分说明,鲁迅与李大钊的相识,陈独秀起了桥梁的作用。

  

   既然鲁迅说自己“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那么,尊奉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所以,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欺骗盲试官的。"

  

频繁的文字交往

  

   经钱玄同牵线搭桥,鲁迅与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1920年8月至1921年9月一年间的鲁迅日记中可见一斑。

  

   1920年8月7日:“晴。上午寄陈仲甫(小)说一篇。”

  

   1921年5月18日:“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得仲甫信。”

  

   8月30日:“下午寄陈仲甫信并二弟文一篇,半农文二篇。”

  

   9月10日:“寄陈仲甫稿二篇,又郑振铎书一本,皆代二弟发。”

  

   9月25日:“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片。得陈仲甫信。”

  

   9月26日:“寄陈仲甫信并二弟、三弟稿及自译稿各一篇。”

  

   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鲁迅当时与陈独秀密切、频繁的文字交往。鲁迅把写好的文章寄给陈独秀,陈独秀一般都给鲁迅复信。鲁迅给陈独秀寄文章,往往也附信说明。

  

   鲁迅对陈独秀的关心和支持自然是心领神会、念念不忘。他曾满怀感激的心情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有陈独秀的大力支持,有《新青年》作为阵地,鲁迅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在不长的时间中便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鲁迅对陈独秀的评价

  

   鲁迅与陈独秀的频繁交往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鲁迅曾评价陈独秀的性情为人:“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是鲁迅对陈独秀胸无城府、正直坦荡、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政治品格的比喻,是非常确当和形象的。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到广州。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非常重视,指示中大的共产党员学生徐文雅、毕磊等人一定要支持鲁迅,做好鲁迅的工作。鲁迅曾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陈延年对鲁迅政治上相信,在个人感情上则以晚辈的身份敬之以“父执”之礼。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陈独秀与鲁迅的密切关系。

  

   193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党在解散“左联”后,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认为这个口号存在“不明了性”的缺陷,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引起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当时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领导人实行左倾的和宗派的路线,容不下鲁迅的不同意见,便以“托派”、“内奸”等大帽子威吓、压制、排斥、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鲁迅满怀义愤地痛斥他们:“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由于鲁迅在反驳左倾势力和宗派主义时援引了他们使用的“内奸”、“反革命”、“托派”、“汉奸”等诬陷不实之词,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大喜过望,误认为鲁迅已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了,于是便于6月3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拉拢鲁迅,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身患沉疴的鲁迅读了这封信非常气愤,立即请冯雪峰按照他的复函意见整理成文,以正是听。明确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两人的误会和隔膜

  

   鲁迅与陈独秀后来也产生了一些误会和隔膜。如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又一次被捕。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演讲时,有人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要逮捕他?”鲁迅回答说:“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鲁迅的话确实戳穿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他们就是要软硬兼施,迫使和引诱陈独秀或者到政府做官,或者另起炉灶,重建新党,与中共抗衡。但均被陈独秀断然拒绝,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陈独秀是否获悉了鲁迅的这段话不得而知,但凭鲁迅对陈独秀的了解和交谊而言,陈独秀如果获悉鲁迅的这段话,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为,陈独秀至死都不承认自己离开了革命阵线。鲁迅说他“早离开了革命阵线”, 陈独秀绝对不会接受。

  

   正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陈独秀闻知陈其昌致信鲁迅之事,怒不可遏,他认为陈其昌企图拉拢鲁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陈独秀对鲁迅如此不客气,是否与鲁迅在北师大对他的那几句话有关,我认为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937年11月21日,出狱后的陈独秀在发表纪念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又说:“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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