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论治国理由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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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  

   内容提要:治国理由是当代国家治理理论论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旦涉及治国理由的问题,就会凸显出国家目的概念下国家治理合理性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堪当研究此问题的理论良田,因其常被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治国理由的创新案例。在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由的语汇中,大量增加的乃是诸如食品安全与医疗保障之类的部署,开始弃绝由来已久无法自主的他律,相对地,我们也就提高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相互依赖的程度。或我们应该说,民生在此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而这个目标也当然是能有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地平线。

   关 键 词:治国理由  中国共产党  政治理想  创新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国家治理、善治、治理现代化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家决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将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技术的重组或重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尽管性质有所不同,但都可能引向国家治理问题。

  

   一、治理科学:“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但是,哲学界却很少关注治理、国家治理、治国理由这些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无关紧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有太多的人热衷于空谈治国,其实这并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福祉,相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将清醒地认识到对这种空谈进行认真批判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当年针对《科隆日报》政治编辑海尔梅斯的观点所说的:“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禁止不够资格的空谈家的胡说八道’。”①关键的问题是要知道,哲学和政治应当具有何种相互作用及其对国家治理所具有的必要性。马克思为这一说法开启了一条全新的路,或者说“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对国家进行哲学研究,而在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研究”,是“哲学地还是非哲学地、有成见地还是无成见地、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彻底地还是不彻底地、完全合理地还是半合理地”②。关于这一点,如果事情关涉到何种国家理由对于特定的人类社会治理目标而言是最合理可取的,那就不必泛泛而谈如下这类问题——诸如“人的本质是什么”,“国家的本质是什么”,“符合人的本质的国家形式的本质又是什么”。

   回顾人类思想史,哲学谈论治理国家至少是有传统的,柏拉图、孔子这些哲学家都被认为是谈论过治国问题的重要哲学家。问题在于,对于治国这一主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哲学的方式(这种哲学的方式此时的名称,可以是柏拉图在《王制》里的理想主义描述,或者孔子的“为政以德”)来处理,或者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处理是否更好,这是人们一再讨论的问题。而让人们感到好笑的是,在古代居然有哲学家宣布:要是哪位君主不赞同他头脑中的哲学理念,就绝难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哲学王”的理想之所以始终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是理想政治在政道与治道上的脱节。在现代国家之中,“社会学家已然取代了哲学家(比如,迪尔凯姆及其门徒就试图赋予共和政体以一种思想的世俗模型)”③,今日国家治理的主题是与众多非哲学的学科关联在一起的,比方说,众多专家谈的放开价格、限制政府干预甚至海洋法等等问题都是与治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法学、社会学和行政管理学等方面的专家们的兴趣往往又局限于个别技术问题上,所以,从治国乃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④上看,哲学与政治的联盟及其形式的/创新完全有利于对治理国家的思考。作为一种创新,要努力进行技术的、政治的、形而上学等等的创新。因此,治理就存在着两条连续线,一条叫做“上行线”,一条叫做“下行线”。相应地治理科学就有两套体系。一方面,每一个希望把国家治理好的人,首先要学会如何治理自己,学会如何治理自己的财富,如何治理家庭,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如何治理学问,最后,部分人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成功治理国家的人,这是一条上行线。换一种说法,治理所指向的这个层面,实际上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涵,领导科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领导科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很重要,马基雅维里对此种要义非常明了:它“首要地、直接地、主要地要保护的是君主与臣民和领土之间的君权关系,而不是领土和居民。保护这一脆弱的纽带,就是治理的艺术,或者说是马基雅维里所赞赏的做君主的艺术的目标”⑤。当然,维持君权并不等于就掌握了治理的艺术,而治理的艺术也并不等于领导科学(哲学)。用哲学观点来考察我们的社会生活,解决最复杂的国家问题决不能这样加以表述:“国家权力应当从一个点出发”,也就是说,“一个点应当统管一切”⑥。所以,领导科学(哲学)、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概念都不是空口说的,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它就相当于在国家的形而上学层面讨论“家政”问题。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这里讲的绝非感情用事,无论是像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样关系我国命运的大事情上,还是像教育孩子这样的小事情上,都存在着一条下行线。今天我们常常抱怨教育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一般地说,教师应该知道如何教育学生,家长应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的孩子,依此类推,每个人应该知道如何打理他的财富、经营他的事业,国家中的每一个人也将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是一条下行线。《论语》里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就是说,我们所了解的治国之道是一套促进生活、共存、交流的技术,它会从顶层传递到构成社会的小的单位,传递到家庭治理和个人行为当中,这些传递的东西反过来可以转换为国家实力。我们研究探索的公共管理思想和理论,从根本上说,与作为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利与保证治理形式的“自上而下”的连续性应该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二、国家治理:以住房短缺和城市治理为例的分析

  

   提出治国理由,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治理困境。如果我们站在市场机制上来看问题,情况就是这样的。下面举“住房短缺”的例子对实际的国家治理进行哲学分析,它构成了政府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总是抱怨房价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不起房子。所谓物以稀为贵,买不起房子是一种“住房短缺”状态,并且会导致自我重复,如果没有另一种机制来制止它,它就会持续加重,这是短缺状态导致价格上涨使然,而且很明显,价格越涨,房地产商就越会把房子屯起来,因此价格会越发上涨,直到真的让居民最基本的居住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对于政府来说,“住房短缺”无论如何是要加以避免的。如果地方政府不仅不想解决“住房短缺”,反而利用这种趋势大发横财,对普通老百姓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层的打击厉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住房短缺”是痛苦;对于政府来说,则引发治理能力危机。所以,居住问题其实首先不是房价问题而是国家(政府)治理问题。

   那么,怎样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呢?大致上说,与所有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一样,可以被置于两种不同的治理思想中。一种是空想的,一种是实际的。“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⑦。

   大致说来,马克思主义思考“住房短缺”问题是与哲学一政治思想联系起来的。“住房短缺”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简单的纯粹没有住房,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必要的住房彻底没有了。因为如果是这样,普通老百姓就都冻死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因为没有住房就都冻死的情况发生。所以说,“住房短缺”是一种感觉。“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⑧。但是,正是因为有一部分人“住房短缺”造成挨冻,这样“住房短缺”的现象就解除了。靠供求的逐渐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是作为不可避免的过程,作为广义的自然过程出现的。但是,它们不会作为主要的社会稳定和安全要治理的事情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政策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反“住房短缺”的体制主要奠基于社会改革的可能事件的体制,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这个事件是可能发生的,而资本家政权却试图阻止其发生,甚至在它进入现实之前就阻止其发生。比方说,他们把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为又长又宽的街道,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出现。“实际上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又层出不穷。”⑨如果我们在反“住房短缺”这个体制中来理解社会主义治理思想,就需要强调社会和谐。否则,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资本家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街区,也常常会遭到发源于贫民窟的病原菌的侵袭。当这一点被科学查明后,资本家就不得不“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于是就建立协会,撰写著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对工人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设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⑩这说明,富人无论如何不愿意帮助穷人,但是因为烈火已经烧到他们头上,他们必须起来救火。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住房短缺”问题绝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痛苦的问题,而是消灭地产、废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问题。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企图单独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并不可能得到根本的结果,而且完全变得无法治理且无法化约:“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劝说什么人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11)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无法治理的住房短缺不断地形成,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在怎样解决工人阶级“住房短缺”问题上,丝毫不抱有希望。马克思主义的真义是“证明现有的房屋足以暂时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么就“已经很满意了”(12)。因为其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是未来社会将怎样使得人们居者有其屋,是现在的人们所无法想象和控制的。我们还可以说,一个抽象的社会主义治理概念是在想象界运作的,因为对抽象的社会主义治理进行想象,并且只能通过想象所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不切实际的办法才能制定出来。这样来看,我们唯一要做的是,“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13)。或者说,我们自己正在批判的指向就是治理政策的当前目标的正当性。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把治理问题都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问题,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被动。

“住房短缺”现象最敏感而其直接后果当然首先出现在城市中,因为在农村中“住房短缺”相对更容易承受一些。所以,虽然治理城市与治理国家并不是一回事,但是无论如何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性。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历史发展的基本机制,比如殖民统治、公债、现代税收制度以及间接税收、工业保护主义、贸易战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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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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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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