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历史阐释的政治和道德意蕴——以大屠杀历史事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0 次 更新时间:2006-06-02 0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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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  

  

  [内容提要]:在试图评价历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和意义解释时,单纯的事实之所以不足以被用来决定谁对谁错。很重要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在历史学中,知性所要求的那种“普遍有效性”并不是真理的最高要求;而且是因为对不同的解释而言,它所要说明的与其说是事实的真相,不如说是被讨论事件的意义,因此,历史解释的不同模式都会以某种方式来解释它的“社会责任”,呈现某种政治的、伦理的内涵。对于检测决定这些解释的方式所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内涵来说,对体现在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中的历史阐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它崭露了历史阐释的政治、伦理的底线。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个讨论之所以变得有特别有意义,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时代的进步就其目的性而言包含了对苦难的关怀;另一方面,较之于连绵不绝的灾难——从实际的灾难到对灾难的恐惧——而言,按照某种政治上驯化了的历史态度,容易导致政治的和思想的危机:把大屠杀事件以及人类苦难从记忆领域转移到历史领域的举动等而视为从实际的灾难以及对灾难恐惧的消除。

  [关键词]:历史阐释 政治 社会责任

  

  一、叙述主义与事实主义的困境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大屠杀问题上出现了一批所谓“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借历史的开放性以激发更多的研究为名,认为任何一个历史研究的对象都能支持许多对其过程之同等合理的描述。他们不提历史学家所努力争取的“公平”、“客观性”之类的典型现代性术语,相反,他们采用的历史的阐释的方法往往使一个事件非实在化,利用另类殊相重新描述这一事件,使之不同于受害者本人所了解的大屠杀的情形。这些历史学家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二战之前后,在东欧或北非就发生过大屠杀,在中国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等等,这些历史事件都遭到相似的命运:即所谓“大屠杀虚构论”,今天,齐泽克所谓的“学术性大屠杀产业”的主要特征就是否认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之可能)这样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显然,从言语产物的角度看,这种道德上突兀、神智上混乱,学术上同样令人困惑不解的说法,包含了可称之为叙述主义或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基本立场,它不仅是说,全部历史记叙都是虚构的;而且历史叙述一致性、连贯性,要求历史学家构建一个远远超越原始材料的故事。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话语之创作的整个问题就是可以多角度讨论的,其信凭性仅仅藉它们的解释权力来判断,不受真理的限制;一个人以何种方式把大量的文献综合地放在“可信的”叙述记录里“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1]

  我认为,历史学家试图诉诸认识论客观主义,来解决在那些由文献记录证明了的事件与那些希望了解这些文献记录的“真实意义”的读者之间进行意义转化问题显然是有诸多困难的。我不想在此对这种转化之困难另作说明,当代历史理论之讨论的叙事问题中对它的解释已经够多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理解历史记载的时候,在这一历史记载自身中我们可以质疑数字和知识等等“原生事实”具有保障历史“真实”的天然功能,从而,很难确定某种解释其意义的方式的优先权是一回事;而我们可以任意假定一种历史“实在”的概念则是另一回事。比方说,海德格尔指明,只有在后见之明的情况下,过去的行为是罪或非罪才会毫无疑义。既然他并没有预言的天赋,当人把罪恶施加于或归因于他人时经常都是专横的。但纵然如此,海德格尔应该对一切屠杀与迫害的受害者与施害者相区别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他没有先见之明而变得不可确定。否则,一旦我们接受他的这种立场,这或许就意味着,人们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看(听)自己想看(听)的东西,因而一个人或许可以随心所欲地撰写它的历史?施害者或许就会变成受害者,或有罪的不是凶手,而是受害者?可以说,历史学家之无法以道德上负责任的方式表现大屠杀就是与这种视角主义有关。难道真实情况不正是:与大屠杀的铁证如山的罪行相比,一个以叙述主义者面对那些浩如烟海的关于大屠杀的文献记载,如何区分阐释中的谎言与失误或错误反而变得更加困难,反而以何种方式解释他的“社会责任”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令人奇怪的是,在大屠杀的现实性问题上,迫于大屠杀问题本身的敏感性的压力,人们原以为,忠实于严格的“历史方法”——用一种自历史研究被确立为一种专业规范以来一直作为其特点的“客观”、“公正”、“实在论”和“道德责任”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不可能导致否认大屠杀这样荒谬的结论。人们相信可以用事实主义来克服叙述主义或文本主义。所谓事实主义,首先承认这一件事件的实体性存在,在真实的事件与构建的事实、真正的历史记叙和对历史“实在”的虚构的扭曲之间作区分,并在实证历史领域里,确认像1789年7月14日发生的攻占巴士底狱的“事件”,仅仅是一个事实,不存在关于可选择的阐释——或者至少这个术语所指涉的实体先于任何特定的历史学家对于它的兴趣而存在。大屠杀事件中的死刑毒气室等等实体的存在同样如此。但是,决定性的问题是,这种所谓“事实”讨论如果只不过是一个要求以下主张的诉求,那么同样潜含着“有罪的不是罪犯”的反讽性夸张,这样一种主张是:意欲通过寻找大屠杀的深刻原因,揭露修正主义对历史的“看法”的“欺骗性”。这种主张认为,历史表明,大屠杀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出现是一种长时间历史运动的结果。并且如德雷•泰勒那样相信,希特勒作为一名欧洲政治家,就算他的方法有些过分,但是,倘若考虑到那个时代欧洲政治的特点在于一种不断强化的历史链和意志膨胀,纳粹主义是作为它所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希特勒的目的不单单是可理解的,甚至是很可敬的。[2]

  显而易见,人们在这里看到,就大屠杀而言,当我们不顾一切地去弄明白:“为什么纳粹时代无数的有良好教养的、受过高度知识或职业训练的‘知识分子’会狂热地投身于纳粹的‘运动’?”“为什么一种被人们公认的理性主义的现代文化仍无力抵制法西斯主义的诱惑?”等等问题时,法西斯政治在实际上被课题化为学术研究、思想史研究或者一般历史研究的对象。一句话,在这种表面上具有客观性的历史阐释中,我们已经把纳粹政治常态化了。这种历史态度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驯化效果。对此,本雅明这样的观察家明确阐述过,“法西斯之所以有机会得逞,原因之一就是,在进步的名义下,反对者把它看做一种历史常态”。[3]这是一个连政治上敏感的历史分析的学者常常注意不到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处理大屠杀事件,就像从文学、美学的角度来表现它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另一个层面上,大屠杀是一个谜,它作为我们文明时代的黑暗中心;“它的谜面事先否定所有的(解释性)谜底,否认认知和描述,是不可沟通的、浮在外表的历史化——它不可解释、不可看见、不可表现、不可传播,因为它标志着(叙述)宇宙的虚无、黑洞、末日、内爆。因此,欲将之置于其背景中,使之具有政治性的任何企图,都等于反犹主义对其独特性的否定。”[4]思想史研究表明,战后存在主义的本质主义明显转向以诗与哲学的元历史论说来对抗对现代历史的实证研究,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把大屠杀视作超越“正常的”政治话语不可触及的“例外”,不在于声称看透了法西斯政治的盲目性以及历史意义之虚无观,而是看到一种“寻找大屠杀的隐密意义”的做法之悖论性的意味。可以说明这种意味的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是,由1985年兰兹曼导演的记录片《种族灭绝》引发的德国“历史学家的论争”,即,起因于哈贝马斯等人反驳诺尔特。其时,诺尔特正是循着对大屠杀的“理解”或问“为什么?”的思路,旨在把纳粹的犯罪与历史上其他的犯罪,特别是斯大林体制背后的本质做一个前因后果式的比较性探究。由此而否定奥斯维辛代表的犯罪之历史的独一无二性。[5]人们从中不难辨认出这种“比较”的“专横”以及它所具有的危险性:它除了将陷入减轻或抵消纳粹罪行的危险之外,还徒然增加了希特勒的滔天罪行之不可思议:就好像是说,如果我们把希特勒与其他人比较,那么,我们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他只是与其他人一样的人。这样的看法使他的罪行更加不解。而且,用以显示这个矛盾的学术研究越深入,此矛盾隐藏的也就越深。这样,我们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兰兹曼“反对探究大屠杀原因”的禁令和他关于“大屠杀不是一个不解之谜”的矛盾说法:那个主宰着大屠杀本质之始终的实事状态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在于其诉求的绝对虚无的形式特征之中,它是一种历史观的作用,这一历史观在历史中看不到任何意义。对法西斯政治而言,牺牲还是屠杀,不要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到底,在我们探讨了有关大屠杀的上述两种常见观点之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大屠杀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仅仅揭露修正主义对历史“看法”的“欺骗性”。如果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探索进行到底,我们至少可以揣度,它绝不仅仅引起文本和背景之间、文本和外在于文本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表达事实或虚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不言而喻,只从此处强调的这类理论或方法问题的角度是解释不了构成法西斯历史的那些事件所占据的某些人类经验。但是,有一条界限是历史学绝对无法逾越的。这就是,我们要洞察历史科学作为一种能够产生某种知识的规范,总会以某种方式来阐明它的“社会责任”。“历史学家应该对什么负责?”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并始终贯穿其研究的过程之中。把什么称之为历史阐释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就是以这个问题为转移的。这里事关宏旨的是,当今人们支持一种日趋时行的相对主义,拒不承认发生过大屠杀这件事;或者准许一种视角主义,这种视角主义允许我们讨论作为事件证人文本的可靠性或诚实性,讨论受害者的文化能动性以及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参与和共同责任问题,乃至去宣称一种对纳粹主义历史的纳粹观点最低限度的合理性等等观点时,人们就不得不面对对受害者的责任,历史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历史记忆的权力和正当性等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在大屠杀问题上,对于决定这些问题的解释方式中,我们碰触到了海登•怀特所谓的历史阐释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底线。

  

  二、记忆向历史的转变中的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众所周知,一种特定的历史话语总可以分成“事实”和“阐释”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这意味着陈述的事实的真实性与对这些事实阐释的正确性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或者反过来说,对事实的阐释,可能是有启发性的、深刻的等等,但是它的正当性仍然可能得不到事实的支持,仍有可能在话语的叙事方面,同有关的故事不相符合。这从写作历史的方式的角度看,事情的实质在于:无论依赖事实有多深,历史学家每次构建较宏伟的历史叙述的努力都被迫使事实(件)情节化或结构化,以便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描述。因此,事实不过是在研究以往事件记录的基础上的构建物(顺便提及,即便是16、17世纪具有哲学眼光的自然科学家也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没有纯粹的事实,一个事实只是在说明理由的概念的观照下才成其为事实)。这样,在历史学家所理解的过去某一地区“发生的某事”和他们在对这件事的叙述中所描述的“发生了什么”之间产生了感觉、概念、语言之间关系等等大量复杂的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想揭示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而且是这种发生的“意义”,不仅想追寻历史事件的动因,而且想追寻随之而来的动因,即动因之动因。这意味着,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是从可能性来理解历史事实的,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意义以及在不同的意义系统之间进行转化的问题。这种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被怀特称之为研究过去的不同历史方法所共有的“深层结构内容”的东西。当我们说大屠杀这个事件是人类的“悲剧”时,我们就不仅仅是在要求一种事实的、历史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或模糊了意义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具有的建构性作用都必定无法理解。反过来,任何一种无法理解的历史话语,都不可能具有意义或者价值。与此相应,任何一个历史真实的叙述者决不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为了尽可能地完成从特定历史话语中消除所谓对事实的歪曲的计划。用当代关于历史话语中叙事本质和功能的后现代观点来看,“历史描述的目的或许是对重要历史事件解释的增殖,而不是构建单一的解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关于‘公正无私’的宣称表明了它对于维持社会现状的‘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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