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刚:“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19-06-19 07: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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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刚  

   【摘要】 我国新型“互联网+”下的灵活就业人数在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而人工智能将导致就业进一步灵活化,故建立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符合就业的当前需要和未来趋势,同时还应防止建立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后可能淡化劳动关系的趋势。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与灵活就业者具有不匹配性,可借鉴地方试点,以“以支定收、适当补贴、分账管理、能保尽保、合理补偿”为原则,适当缩小工伤认定范围,改工伤双赔模式为单赔模式,强调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应以治疗和康复为保障目的。另外,还必须处理好不同地域和就业类型变化下,工伤保险的可持续缴费和灵活衔接,以符合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需求。

   【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灵活就业;工作伤害;社会保险

  

   过去的三十年中,就业的灵活化一直是世界就业发展的潮流。在我国灵活就业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根据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约8.06亿,就业人员约7.76亿,其中能够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仅有2.9亿,其他的大量就业是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1]早在2004年原劳动部副部长王东进就曾提出,应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灵活就业的发展。[2]然而,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至今仍未能建立。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3]提出,要探索适应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保障方式。由此可见,人社部目前将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放在了重点关注的方面。本文拟结合“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设计进行研究,提出我国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性建议。

  

   一、“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背景与国外的发达国家不同,后者系在工业化完成的背景下,并在劳动关系稳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的灵活就业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开放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灵活就业以传统灵活就业为主,近年来“互联网+”经济推动了新型灵活就业的发展,从就业发展的趋势来看,灵活就业的增加是未来就业的发展趋势,下面就我国灵活就业的情况和趋势作总体概述。

   (一)我国灵活就业的概况

   关于灵活就业,国际通用的说法是,“非典型就业”导致了就业的灵活化。我国则直接使用了灵活就业的概念。从本质上看,我国灵活就业的概念与国际劳工组织所使用的“非典型就业”(non-standard employment[4])基本是相通的。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过“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一是微型企业,主要是指那些经济上相对比较活跃的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些企业一般通过承包或者分包协议与正规就业部门相联系,可以视为正规就业部门的一种延续;二是家庭企业,主要是指那些由家庭成员来负责经营活动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三是独立服务者,主要是指那些清洁工、街头小贩以及擦鞋工等。我国学界常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就业”,他们认为“非正规就业”的说法本身就带有一种歧视的意味,相反,采用“灵活就业”的表述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这种新型的就业模式。[5]实质上,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就业”的内涵与我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灵活就业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7》的界定,就业人员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济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具体指年满16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1小时(含1小时)以上劳动的人员;或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的人员;或由于临时停工放假、单位不景气放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不满三个月的人员。[6]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我国的传统灵活就业一直发展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灵活就业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城镇就业增长率。据统计,1990-2004年,全国城镇就业增长率为3.2%,而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2.5%,灵活就业对新增就业贡献比率达到了13.3%。截止至2004年,灵活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8.69%,大大超过了各类正规就业人数。对灵活就业的界定和测算显示,2002年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介于40.3%——45.2%之间,截止到2008年,这一比例依旧稳定在41.0%左右。[7]总体而言,灵活就业在我国增长快、规模大,对城乡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灵活就业快速增加源自于我国特有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和二元制经济社会结构,是灵活就业增加的根源所在。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7年底,我国整体就业人数是7760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8]是41428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是17888.1万人,城镇私企和个体就业人数为20710万人。[9]这里将城镇私企就业人员和个体就业人员放在一起统计,其中个体就业人员,包含了大量的传统的灵活就业人员。

   (二)“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政府鼓励“互联网+”经济,带动了“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快速发展。伴随“互联网+”所产生的共享经济的到来,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就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例如,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数已超过1500万人,注册用户数达2.5亿人;在2015年底,京东众包就已发展注册快递员超过50万人;猪八戒网注册用户数已达1300万人;使用过020类本地生活服务的用户数量超过3亿人。[10]我国“互联网+”带动的新就业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类:(1)商业销售类,如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2)科技服务类,如猪八戒网、知乎网、在行网等;(3)出行服务类,如滴滴打车、Uber打车等;(4)生活服务类,如58同城、饿了么等。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人数约为7000万,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比上年增加131万,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11]这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10人是共享经济企业新雇用的员工,而这些新员工多是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参加社会劳动的。除了这些商业化的专业服务网络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打造网络就业平台,如合肥市正计划在两年内建立全市统一的家政服务网络平台,让老百姓“扫扫二维码,月嫂请到家”,在线实施家政人员的注册、管理、服务、评价和监督机制。[12]此类专业的互联网平台的打造会对灵活就业的促进和管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传统的灵活就业相比,“互联网+”背景下的平台就业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而言,主要特点有以下方面:第一,在组织结构上,将传统的两方关系转化为三方关系,传统的就业是雇主和雇工直接联系,而互联网形态下,通过互联网平台介绍、安排或者链接,才使得劳务(或者劳动)的买卖双方建立联系;第二,在组织形态上,将原来的紧密关系变成了可松散又可紧密的关系,在传统的劳动关系就业中,劳动者一旦纳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系,成为其劳动组织的雇员,即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而在互联网就业中,劳动者可以选择接受严格或松散的约束,自己控制劳动时间;第三,模糊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界限,造成这种模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雇主由于控制因素的减少,劳动者选择的自由度增加;二是由于劳动时间上的松散性,劳动者的劳动可能欠缺较好的连续性;三是劳动关系要素和非劳动关系要素的混搭,以“饿了么”为例,其骑手要穿统一的公司服装送餐,这是符合劳动关系的要素,但交通工具却是自备的,这一点却是劳务关系的构成要素。此外,互联网还是自雇就业和创业者的重要的平台。总之,正如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莫荣所总结的,“互联网+”就业的一大特点是就业形式多元化。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作形式、雇佣形式灵活多变,工作层次涵盖高中低端,新职业不断涌现,众包就业、网络就业、创业就业等新形态出现。另一个特点是全职就业兼职化,许多有正式工作的人群利用空闲时间兼职兼业,工作和职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13]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发展趋势所在。一直以来,技术进步是灵活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主要原因之一是计算机和电子科技的发展,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在快速进步,我们可以预见灵活就业将会越来越多。世界历史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轨道,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了60多年,虽历经坎坷,但进步巨大。在很多领域,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替代甚至超越人类。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曾说,“我们同机器如同手足”,“迎接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有研究者提出,虽不必过多担忧,但必须对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加以重视。[14]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严酷的现实,在制造业中工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替代。劳动经济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如果每一千名员工多使用一个机器人,那么缩减员工聘用比例约为0.18%-0.34%,减少工资支出的比例为0.25%-0.5%。[15]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合同正在发生变化,短期合同和不定期工作时间变得更加宽泛,全球大约60%的工人就业以兼职或临时性工作为主。[16]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创业或者自由职业,这种趋势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明显,因为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税收优惠制度,作为介于失业者和就业者之间的一种自助型劳动群体,开始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以美国为例,此类群体主要集中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领域,目前的比例已经超过30%,据报道在2025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50%,届时,自雇佣群体与他雇佣群体基本分庭抗礼了。

   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通过物联网等技术提高德国制造业的水平。2013年德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发布了《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认为德国的制造业不仅面临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且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在制定各种计划,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工业4.0”将向实现物体、数据以及服务等的无缝连接和互联网方向发展,生产模式将从“集中型”向“分散型”范式转换。[17]可以想象,这种“分散型”的范式在未来会导致用工越来越灵活。目前我国的灵活就业虽以传统形式为主,新兴形式为辅,但未来这两种类型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新兴的灵活就业会增加,灵活就业在就业中的总量亦会增加,故此,应提前关注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的对象、必要性和难点

  

   (一)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的对象

灵活就业概念和国外的非典型就业概念一样,在内涵上均有一定的模糊性。例如,就非典型就业而言,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典型就业的类型主要有四种类型:(1)临时性就业;(2)非全日制就业;(3)临时劳务派遣机构介绍的就业以及其他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就业;(4)伪装的就业关系[18]以及依赖型的自雇就业。[19]而在发达国家里非典型就业的具体分类也是不同的,例如,日本官方将非典型劳动者分为以下几类:(1)非全日制雇员;(2)临时工;(3)临时派遣机构派遣的受派劳动者;(4)合同制雇员(直接雇用的、全日制的、雇用期限相对较长的工人);(5)嘱托制雇员(在退休后又被直接雇用的、全日制的、合同期相对较长的雇员);(6)其他不属于上述类型的雇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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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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