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3 19: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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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  

  

   内容提要:2018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基本价值追求是给予被告人更多实体上的优待,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仅是伴随效果或次要目标。为此,刑法必须及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为程序改革提供实体法支撑,防止量刑时面对“下不了手”的难办案件突破实体法的量刑限制,同时使参与协商的被追诉人内心有底数。就刑法立法的宏观考虑而言,从给予被追诉人处罚优待的角度看,实体法上对认罪认罚的“宽大”存在边界;从量刑论切入,认罪认罚仅影响预防刑;刑法应建构立体性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制度。就立法的微观考虑而言,应当明晰认罪、认罚的种类,并对从宽的幅度而非具体比例作出规定,同时将认罪认罚影响责任刑的内容增加到《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原则的一般规定之中。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效率;实体权利供给;预防刑;刑法修改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与司法改革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当下,司法改革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4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授权“两高”在18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试点期为两年。2016年9月3日,在速裁程序试点两年期满之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2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授权在上述18个地区继续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在相关司法改革措施前后探索四年多之后,2018年10月26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一制度,既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的重罪,也适用于判处拘役的轻罪;既适用于初犯,也适用于累犯、再犯;既适用于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非暴力犯罪,也适用于侵犯人身等暴力犯罪;既适用于单独犯罪,也适用于有组织犯罪。将这一制度贯彻实施好,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迫使罪犯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促使其及时回归社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均具有重要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的发展有何影响,以往的研究并不多,这很容易给人以当下中国程序法超前而实体法滞后的感觉。但是,事实上,离开了实体法的变革和支撑,从程序角度切入的司法改革必定会遇到瓶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后,今后接近85%的刑事案件都将通过速裁程序解决。在每一个司法环节也都应该推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例如:在侦查环节,办案人员就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其认罪认罚后可能产生的从宽处罚后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应该就认罪认罚与被告人进行实质性协商。这说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除了需要司法人员及律师参与外,被告人当然也是参与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共同体成员(无论其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将实体法上的道理,包括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对被告人应该如何处刑等全部告知被告人,被告人也有权获知相关信息。这样说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改革对实体法提出了“刑法理论应该如何面向程序简化以及如何面对刑事被告人”的问题。对此加以展开就是:一方面,在刑法学上对犯罪论体系进行阶层化改造、解释方法越来越精巧的今天,学者有义务推进刑法理论的平易化,追求阶层犯罪论体系和实务的对接;司法人员能够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有关构成要件理论告知被告人,使其理解自己的行为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对自己行为已然构成犯罪有所认识。另一方面,实体法上要对认罪认罚之后如何进行从宽处理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使被告人能够大致准确地判断出认罪与不认罪的不同后果,计算出认罪认罚与“一条道走到黑”之间的差距。

  

   由于受研究主题的限制,本文对刑法理论如何实现平易化,以有效回应认罪认罚从宽的呼吁无法进行讨论,而只能就立法上如何设计出具体规定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衔接进行分析。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在刑事实体法上,一般性的认罪、悔罪历来都只是司法过程中可以考虑的酌定从宽情节;坦白从宽的幅度极其有限;《刑法》第36条并未规定赔偿损失就应从宽;现行刑法仅就贪污贿赂罪中的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作出了从宽处罚的规定。因此,为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以及积极刑法立法观之下的犯罪化趋势相匹配,立法上需要考虑将认罪认罚作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予以总则化。本文先对实体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衔接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再就如何实现衔接依次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探究。

  

   此外,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法规划中有制定《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内容,本文最后对刑法修改时如何增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性规定提出了具体的立法设计方案,希望能够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制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二、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衔接的必要性


   (一)刑法必须回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权利供给目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单纯追求司法效率,还是要对被告人给予一定程度的实体权利供给或“优惠”,这在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一方面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例如熊秋红教授就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滥觞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中宽缓一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其目标也是为了破解当前“案多人少”的困局,以节约司法成本,提升刑事司法效率,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陈卫东教授认为,“公正为本,效率优先”应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魏晓娜教授则指出,当前刑法观日益转向积极,多个刑法修正案不断增加罪名,定罪门槛得以降低,刑事案件数量持续增加,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认罪认罚从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而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适用,都需要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正当化根据。被告人认罪认罚反过来需要以从宽处理作为动力机制。所以,完善认罪认罚,建构有效的审前分流机制、引入协商的程序激励机制,其内在的逻辑是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此外,还有不少刑事诉讼法学者也都将认罪认罚后的案件处理等同于程序的从简、从快,追求司法效率的最大化。

  

   理论上的认识最大限度地影响了司法实践。在各地之前的相关试点中,对轻微刑事案件广泛适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都以追求效率为优先考虑,统筹安排,建立简化讯问、简化流程的相关制度,充分利用远程视频讯问系统提升办案的速度、效率,简化法律文书制作流程,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实现表格化结案报告,起诉书与量刑建议书“两书合一”集中简化审理,集中告知被告人权利、集中提讯,审查逮捕、提起公诉的速裁办案人员轮流值班,公诉人集中出庭支持公诉,所以整个制度在实践中是围绕流程简化、打造认罪认罚从宽“快通道”而建构起来的,在实务中多数时候也确实能够做到“简案快办”。

  

   但是,将认罪认罚从宽主要视为一项刑事程序法改革,对与之相关的实体法改革不予重视的主张是存在疑问的。对此,左卫民教授的研究很值得重视。他认为,有效落实对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供给,即给予其从宽处罚的优待,应当成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首要目标。不可否认,近年来随着大量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可能会带来刑事案件数量的一定增长,这在提升刑事司法效率方面施加了一定压力,但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本身便具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下的高效特征,且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已经设置了不少相对比较快的制度,在实践中诉讼程序也推进得比较快,在效率上进行继续提升的空间极其有限。因此,不能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旨简单地等同于对认罪认罚的嫌疑人、被告人的从快、从简处理,而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加强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供给,尤其是实体权利供给。程序的效率化并不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核,而只是这一制度的附随效果,至多是一个从属性目标。此外,还有学者指出,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放弃权利,为国家、社会和特定主体都带来了诸多值得肯定的利益,因此,其理应获得国家给予的从宽处理的利益,其中自然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的利益。

  

   在本文看来,刑诉法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价值目标的多数说--即设立该制度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司法负担,缓解目前“案多人少”的矛盾--是存在疑问的。事实上,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后,对有些案件的处理司法成本更高、进展更慢,因为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律师、检察官、嫌疑人要同时在场,检察官就每个案件都应花费时间向被追诉人阐释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因此,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增加的。本文认为,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不排除有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考虑,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特别重要的考虑是要实体性地给予被告人一些优待,使其能享受到一些实体上的利益--即“从宽处罚”,使案件处理结论获得被告人的实际认同,减少社会对立面。假如被告人不服判决结果,其家属也不服,社会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被告人出狱后可能仍然对国家、社会充满敌意。刑事司法是最后手段,其在打击犯罪时有分寸感,留有余地,让被告人从中感受到虽然司法机关要对其处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一部分切身利益,从而对整个法律制度有认同感。如果被告人发自内心地认罪,“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进而根据其认罪态度来处理,并给予被告人“优惠”或优待,这样一来,被告人会对司法机关的“宽大”心怀感激,从而达到通过司法程序平复社会矛盾的效果。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旨,乍一看似乎是为了使程序推进更快捷,但其与改革的大背景,譬如“让民众参与审判、让更多的人认同法律规范”是一致的。基于上述逻辑,为给予被追诉人实体权利供给,刑法上做出相应反应,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情形加以规定,为程序法改革提供实体法支撑就是理所当然的。

  

   (二)刑法上如果不作规定,实务上就可能在认罪认罚的背景下冲击量刑底线

  

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中,由于分则中某些犯罪被配置了较高的法定刑,同时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兼具定性和定量的特点,有的财产犯罪、经济犯罪乃至职务犯罪的数额一旦达到一定标准,最低刑就是3年或者5年以上,被告人如果没有法定的自首、立功情节,由于在总则中缺乏关于一般性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明确规定,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就没有可能性。司法上对这类量刑时“下不了手”的难办案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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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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