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刑事司法领域的宪法判断与刑法制度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2-09-17 22:33:57

进入专题: 宪法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制度  

周光权  

  

   摘要:在我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非法放贷、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多个司法解释中,还进行了合宪性调适,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的要求,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相契合,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担当。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指引了在刑法领域进行宪法判断的方向。未来,应当继续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开展刑事司法活动,在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时重视宪法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的限制作用;个案裁判应当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在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时优先选择与宪法精神最为贴近的方案,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作出合宪的解释,使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精神,从而实现妥当的处罚,助推刑法制度文明。

   关键词:宪法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制度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时刻彰显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我国法院在适用刑法过程中没有违宪审查权,不承担预防和纠正各种违宪行为的职责,但这并不妨碍法院积极参与宪法实施进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形式之一。我国法院在参与宪法实施过程中,事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进行各种隐性的合宪性解释,是刑法适用过程中作出宪法判断的主要路径。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若干刑事司法解释的工作,展示出了其推进宪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宪法实施过程中的法院参与,有助于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不偏离宪法的轨道,加速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目标,实现刑法制度文明。

   一、刑事个案处理中的宪法判断:从援引宪法到合宪性解释

   (一)刑事司法中宪法判断的空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可以对相关立法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与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解释宪法以及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正是考虑到宪法约束,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不得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不得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配置,甚至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规定。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由此,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在具体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予以说理,以体现判决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在刑事司法中与宪法判断有关的问题仅表现为两方面:第一,遇到与宪法有关联的刑法问题时,裁判文书应如何表述?第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法院能否通过合宪性解释直接判决?对于第一个问题,实务上已经有很多探索;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与法院在适用刑法时是否享有合宪性解释权有关。

   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根据这一规定,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应当承担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法律适用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也是宪法适用的重要补充。

   对于法院能否进行合宪性解释,我国宪法学界多数说认为,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法院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并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理解法律,回应当事人的合宪性疑虑,肯定刑事法律的合宪性,符合宪法实践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我国法院虽然无权作出违宪认定,但可以运用合宪性解释方式实施合宪判断,否定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并不符合法理和现实。

   (二)刑事司法援引宪法及合宪性解释的实践

   在推动宪法实施过程中,我国法院做了很多探索,具体表现在援引宪法作出判决和作出合宪性解释两方面。

   1.援引宪法的刑事判决

   在近年来的法院判决中,在“本院认为”中援引宪法规定的刑事判决书为数不多,在我国每年动辄上百万的刑事判决书中占比极少。这些判决所涉的案件类型大致有援引具体宪法条文用于反驳辩护意见、简要重申宪法规定、寻找支撑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补强理由这三种类型。可以认为,我国地方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援引宪法作为说理或者裁判的依据,形成了固定的行文风格和条文范围,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刑事判决书援引宪法的情形相对较少,主要是司法人员比较慎重,即便将其作为说理根据,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过程中,如果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势必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容易引起国家机关的抵制,并形成不利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宪法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效果。”

   不过,在有些法官看来,在具体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似乎也是“刚需”:其一,这一做法确实有助于说理,增强判决书对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其二,在个别案件中,判决中引用宪法规定有明确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抵挡不当干预的工具。其三,有的法官确实可能基于其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具有通过具体判决来落实宪法规定的内在冲动,从而通过个案裁判拓展了宪法条文的内涵,增加了宪法文本的影响力,使得宪法走进具体生活场景当中。

   但是,也必须指出,刑事判决引用宪法如果只是重申宪法的规定,或者仅仅揭示宪法和刑法重合的部分,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判断对于宪法实施、合宪性的确保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并未体现出宪法对刑事司法的根本性制约。

   2.合宪性解释与案件处理

   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宪法提出某一法律、法规可能违宪,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该辩解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

   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少数学者赞成狭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主张应将合宪性解释限定于保全规则,认为其仅指对违宪疑虑予以排除的法律解释方法。多数学者认为,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其一,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其二,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其三,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本文赞成广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尤其看重拉伦茨所主张的观点,即“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

   就刑法规范的解释而言,合宪性解释具有正当性,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国家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当下,地方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解释虽总体来看并不多,但不可否认,司法裁判中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刑法中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条款作出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时,这些解释就是实质上的合宪性解释,即便其没有使用合宪性解释的名义,但其通过个案推进宪法实施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通过个案推进合宪性解释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做了大量探索;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很多努力,其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是适例。对于该案,最高法指令再审决定书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应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事实上作出了合宪性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国家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财产权、营业的自由、合同的自由等经济的自由,否则就无法奠定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确立和维护经济社会的法的安定性,同时也无法为保障社会权利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照《宪法》的这一规定,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是否存在合宪性疑虑就是本案处理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显然认为,非法经营罪并不与宪法相抵触;基于保护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具有合宪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宪性疑虑不能成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认为,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不需要动用刑法来保护,被告人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给粮库与非法经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并不相当,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不宜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本案的改判,用个案推动了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进程及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行政法规合宪,但将该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违反比例原则,径直适用《刑法》第225条第4项可能导致实质违宪的情形下,法院通过转换法条文义,将未取得许可的粮食收购行为与其他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相类比来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从而既不对行政法规作出违宪的判断,也保障了判决结论符合比例原则结果。此时,对个案裁判结果实质正义的追求促使法院本能地对相关法规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作出形式意义上的违宪判断,相反,它维持了法律的合宪性。在这一点上,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是契合的。“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在技术层面转换为法律在适用上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这种转换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必要的拘束。”这一层面的宪法案件,所处理的也可以说是涉及宪法的案件,是“另一种宪法案件”,即“非真正的宪法案件”,其虽然不需要法院直接判决法律和法规是否合宪,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其解释并非宪法解释。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并不对我国宪法体制构成冲击,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挑战,但其中却嵌入了宪法的考量,有可能成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途径。

   由此看来,即便不依赖于宪法直接适用的司法路径,将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司法机关结合宪法精神解释刑法,剥离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是与中国的宪法监督和法律解释体制相适应的。就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实践而言,可能要比宪法学者通常想象的情况更为丰富,因为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在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法想“放过”的行为就不能动用刑罚进行处罚,否则就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主张不一致;宪法上的比例要求对于刑罚的动用有严格限制,因此,在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时,司法人员都必须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不被突破、避免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总框架下进行裁判,因此,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是极为频繁的,只不过实务上不使用这样的术语,刑法学上也缺乏足够的总结。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最新动向:合宪性调适

“原则上讲,《刑法》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被转化为宪法问题并加以处理”。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显然无法离开根据宪法的刑法解释,即合宪性解释,因为法官在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时,必须透过与公民基本权利直接相关的事实,考量宪法规定并权衡基本权利的价值,能够更容易地发现当前法律制度规定与宪法规范的不融洽之处,这正是通过个案检验部门法和宪法关系的优势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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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P4—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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