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 次 更新时间:2019-05-18 18: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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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近年来,人们在关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时,包括我自己在研究80年代民间政治、思想史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发展组”是“一群自愿者”的自由组合,但却“颇有深度地参与了高层决策”,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相当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一、“发展组”出现的历史背景


   “发展组”的主要骨干和基本成员,都是下乡知青或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中专生。这些生长于上世纪40、50年代的一代人,经历了文革的狂热之后,终于把自己的脚落实到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获得了真实的中国体验,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建立了自我生命和底层人民的深刻的精神和情感的联系。

  

   但随着下乡运动的深入,特别是1971年林彪出逃以后,在这一代年轻人中,普遍有过一次精神的危机,对原有的革命信仰,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因此引发出深入的新的思考。如近年一些研究者所说,形成了各种“民间思想村落”。

  

   根据我近年的研究,面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纷纭复杂、堆积如山的问题,民间思想者在“现行体制、路线、指导思想、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上有着高度共识;但在“中国问题的核心、要害在哪里?”以及“未来中国的变革从哪里入手,怎样寻求突破口”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三个思路。其一,是强调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出现了“特权阶级”,因此,改革的重心应该放在现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其代表人物陈尔晋还具体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取缔官僚特权,尊重劳动者主权,建立“人民管理制”的主张。其二,是以“李一哲”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文革中的“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因此,呼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同时发出的,是发动“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召唤。其三,是我所称的“农村体制改革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成为“发展组”的组织者与主要骨干的陈一咨和张木生,他们的主张是,既不走彻底的国家体制根本改革的激进主义道路,也不选择通过体制外的街头政治,争取以民主与法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另择新路:一是致力于农村体制改革,二是努力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应该看到,这三条改革路线,并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有着改革目的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最后不免殊途同归。但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问题与改革的不同认识而作出的不同选择。陈一咨和张木生还未雨绸缪,从文革后期起,就尝试和党内的高层接触,他们在1971年和1973年就分别和胡耀邦有过深入的交谈。陈一咨汇报了他所看到的农村十大问题,胡耀邦大为赞赏:“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不了解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能是空谈。青年雄心壮志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大有希望。”这样的底层和高层的直接交流,也为以后的上、下结合奠定了基础。陈一咨和邓力群的交往,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以后“发展组”的成立,就和这样的交往直接相关。

  

   历史终于走到了转折点: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就为这些早有准备的民间思想者,提供了一个将自己的思考转化为政治、思想、社会实践的历史机遇。

  

   有意思的是,首先行动起来的,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派别,在1978~1980年以“西单民主墙”和以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刊物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民主运动,其主要诉求,就是宪法所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特别是结社自由,采取的是体制外的街头政治方式。

  

   而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民间思想者也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仍坚持体制外的反抗,而相当多的部分,却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最有行动力的部分,就在1980年发动了以竞选为中心的校园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相互配合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竞选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最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什么”的问题。而竞选人也因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选择,而分为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当先的激进派,和从经济改革入手的稳健派,但他们也有两个共识,即中国的改革应当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上、下结合的道路。

  

   在开始时,这样的民间社会民主运动和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之间,在反对“凡是派”的斗争中,有过体制内外的相互配合,校园民主运动也得到了基本的肯定,以致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但社会民主运动和校园民主运动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被视为对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挑战,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不利于改革。因此,西单民主墙先被宣布为非法,后又于1981年2月20日发布指令,取缔一切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取消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合法性。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走上历史舞台。它正式成立于1981年2月12日。当体制外的民间运动受到压制,体制内的改革的民间参与就开始了。

  

   “发展组”于此时的成立,还有更深刻的背景。

  

   当中国的上层还在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改革路线发生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民间的社会运动也在城市底层轰轰烈烈地进行时,中国的农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选择。大概就在1978、1979年间,由安徽发轫,贵州、四川、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广东等省、自治区的一些贫困社队的农民或明或暗地突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或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国农民进行的突破旧体制的变革行动,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就看谁能够抓住它。

  

   后来参加“发展组”的最初的骨干,如陈一咨、张木生、邓英淘、罗小朋,以及何维凌、王小强、白南生等,就在这时逐渐聚集起来,并开始认真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及“怎么走”的问题,“在各种可能性中评估现实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于是立即前往安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于1980年7月提出了《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用大量的事实材料、统计,说明:包产到户不但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经济效果,而且改善了农民的地位,使农民开始有了直接管理生产劳动、产品分配、自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主权”,维护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同时改善了农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开始解决干部“特殊化”的问题,并预见到,包产到户将引发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进而为“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和我们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如何处理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的关系、“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论证,并达成了共识,这主要集中在后来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名义正式发表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文里。文章主要提出和讨论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改革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结论是:中国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的基础上;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能走片面的工业化的道路,而必须把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置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地位,并以农村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其次,文章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现状的问题:“农村问题最重要,却最不受人重视;农民人数最多,研究农村的人却最少;农村问题牵涉面最广、最复杂,对它的研究却最狭隘、最贫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二十年来我们在农村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误,和不可避免的紊乱。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这种落后状态,是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这批有志于为中国的改革作出自己贡献的年轻人,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位置:“站在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的立场上,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战略”。于是,就有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自我命名。“农村”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发展”则表明了他们着眼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综合发展”的战略眼光;“研究”则是他们的基本定位:通过专业化的发展战略的研究,来为中国的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提供咨询,进而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进程。这样,就和在此之前的以直接发动民众的街头政治的方式,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运动区别开来,也不同于政府机构和学院里的体制内缺乏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它是以民间研究者的身份推动的,以农村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的,体制内的改革。——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相当独特的选择,即他们要在“官方”与“民间”之间的灰色地带,来寻找和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在激进的民间运动遭到打压以后,为民间改革力量的聚集和继续发挥作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是以一种更加曲折的方式来实现上、下结合,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形态的民间参与的客观需要、条件和可能。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包产到户的自发选择和要求独立自主地位的历史愿望的态度和回应。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传统,决定了其在这新的历史转折点上,认可中国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愿望,相对比较容易,这是和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不一样的。不仅是党的基层干部,而且相当多的中、高层干部,都和农民有着深厚的精神与情感的联系。在“发展组”的成立、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时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高层的主要参谋”的邓力群;时为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是中共农村政策制定的具体主持者的杜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个人”(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第一副所长的王今耕;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的杨勋;万里兼职秘书、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就都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对农村改革作出杰出贡献,被“发展组”的年轻人认定为“可遇不可求的忘年交”的杜润生,曾经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这句话让“发展组”的朋友们终身难忘,一生受益。邓力群、杜润生都强调“把农村发展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的重要性,都表示“对青年中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志的支持”,期待自己“去见马克思之前,可以看见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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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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