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以文化运动为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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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五四运动称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及“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无疑,中国革命与五四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界对两者的认识也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对汪晖的访谈,回顾了对五四认识的变化,认为“五四一代以文化运动为方法,重新界定政治议程的方式,值得我们再三思索”。】

  

   《东方学刊》:您似乎每十年都会回过头来谈论“五四”,是不是因为总有新的时势需要回应和新的问题意识需要表达?

   汪晖:“五四”是历史上纪念碑一样的事件。作为一个历史界标,人们从不同的时间节点来回顾“五四”,其实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知道自己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被不同的人看,反过来说,“五四”也看我们。20世纪80年代纪念“五四”,尤其是在1979年,从那之后就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后来80年代被描述为第二个“五四”。这一自我界定与特定的历史氛围有极大的关系。

   1989年纪念“五四”70周年,我发表了《预言与危机》,很明显是对80年代启蒙氛围的思考。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思考是在启蒙内部的,但另一方面与主流的启蒙论或“救亡压倒启蒙”论不同,我分析的是启蒙本身的内在矛盾。“五四”算不算启蒙,或是不是“文艺复兴”,有很多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叫新文化运动还是叫“五四”启蒙运动,我觉得都可以。它的确是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以觉悟、觉醒、唤醒个体、唤醒社会作为前提,而且它也包含知识的解放,强调人的自主。这些与启蒙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预言与危机》于1988年秋天构思,年末至1989年初写完。这个时候80年代的启蒙运动或者思想运动实际上走到终点了,其终结是由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作为标志的。这一点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有些相似。这篇文章通过对“五四”的内在矛盾的再思考,反思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运动的动机和冲动。在80年代,我们都卷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里面,但几乎同时,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运动的内在矛盾性也暴露得越来越多。《预言与危机》讲的是“五四”本身的矛盾性和最终走向解体的内在原因,也曲折地折射了我自己对于80年代的某些理解。不过,在文章中我并没有直接讨论80年代。

   从胡适开始,有很多人解释“五四”的终结、新文化运动的终结,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对立起来,觉得学生运动的兴起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终结。这个解释之前并不那么受重视,过去我们熟悉的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起源与“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紧密关系。但是,将启蒙与爱国运动对立起来的观点,或者说,“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80年代已经流行开来。1989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态很切近胡适对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终结的态度。这也是90年代“反思激进主义”的滥觞之一。“激进主义”不仅指涉学生运动,而且也指涉以“五四”为转折点的中国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学生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也是它的后果,而且所谓“终结”只是形态上的转变,我们也可以解释为绵延。在学生运动之后,“整理国故”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从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等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绵延。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五四”的终结意味着新一轮政治分化的开始,以及以此分化作为前提的政治转折。国民党的改组、共产党的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前提的大革命的展开和以国共分裂为标志的新阶段,就是这一轮分化的基本脉络。这个政治分化和重组是从文化运动内部延伸出来的,“五四”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不仅为中共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为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终结、共和危机、十月革命的影响等等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进程中持续存在和新增的内容,并非纯粹的外部,需要一个综合的视野才能给予解释。新文化运动本是因应时代变迁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因素均可视为其内在要素,只不过那时候这些不同因素存在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取向,故又在差异中存在着趋同性。

   我在《预言与危机》中用了一个概念叫“态度的同一性”,用以说明“五四”文化运动的同一性所在,同时又说明这一同一性的临时性和脆弱性。这一概念参照了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概括。欧洲的启蒙思想内部千差万别,但卡西尔认为在这些差异、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观念之中存在一种方法论上的同一性,即建立在理性概念之上的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同一性不但成为解构神学世界观的知识前提,也为此后科学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此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更为复杂, 很难在所有不同的取向中归纳出这一方法论上的同一性。但这一文化运动确实存在内在的同一性,我将其概括为“态度的同一性”。“态度的同一性”预设了共同的敌人和对象(比如礼教和专制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似的情感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运动兴起之时,各种思想相互汇聚,内部的矛盾是不彰显的,但当外部的敌人逐渐弱化,甚至分解或消失的时候,在新的时代契机的刺激之下,内部的矛盾就会展现出来,变成新一轮冲突的根源。在政治分化的时代,这一态度的同一性的裂解也为不同立场的确立提供了可能的条件。《预言与危机》从“五四”文化运动内部的矛盾性来着眼分析文化运动的解体,这是当时比较侧重的一面,但也不是简单的区分内外。

   《东方学刊》:2009年,您发表了《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对“五四”的解释有了变化。

   汪晖:是的。除了态度的同一性,“五四”文化运动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一性?到2009年我发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时,距离写作《预言与危机》已经20年了。回头来看,前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应了1989年提出的问题。90年代初期,我还写过一篇《中国的“五四观”》,收录在《无地彷徨》一书中,其中一节《保守主义的“五四观”》的日文版曾在日本的《野草》杂志刊出。《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是2009年初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其时恰逢“五四”90周年。我本来准备写三章,形成一本小书,但只写了一章,就被其他事情打断了,后面两章没写。第一章以《东方杂志》为主,讨论这一时代的“文化与政治”,第二章计划以《新青年》《新潮》为主,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第三章写政党政治的重组与兴起,讨论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与转型。这个思路写在第一章的序言部分。虽然未能完成全部的研究,但我此后对于文化与政治的解释,以及对政党政治和后政党政治的分析,都与这一问题有理论上的关联。

   《东方杂志》诞生于日俄战争时期,后来的主编杜亚泉是晚清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的主编。无论在刊物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东方杂志》代表的都不是旧传统,而是新潮流。然而在《新青年》初创时期,这份晚清民初新派刊物已经不再具有先驱色彩,而被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守旧派。新变成了旧,而他们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论点之一却是新也是旧。这份刊物不但远早于《新青年》约10年就开始发刊,又比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长命,影响很深远。我想分析这个“对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当然,除了《东方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敌人之一是康有为,晚清时期开风气的一个大人物,当年的激进派和新党,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态度的同一性,他转而被视为旧党和保守派。态度的同一性及其转换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化运动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章中,我用“五四”文化运动,而不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指涉这一时代的文化潮流,原因是如果没有对立面的持久而有力的存在,“新文化运动”很难独自形成。“态度”的同一性是在不同态度的相互竞争中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特指,是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文化刊物作为主要阵地的,他们以《东方杂志》及其他刊物为其主要对立面。重新阅读《东方杂志》和《新青年》,你会发现《东方杂志》很难被看作传统和旧派的,它的内容十分广泛,与《新青年》的若干文章也有交叉。这一既对立又交叉的状态,对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及其内在张力也很有意义。

   新旧问题也是我在90年代初期写成的《中国的“ 五四观”》一文的中心问题之一。我没有用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分法,而是采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的“五四观”。相比于史华慈的三分法,这一分析框架不是侧重严格的政治理论分野,而是采用模糊的“态度的同一性” 为依据。换句话说,这也是三种态度,此后对于“五四”的分析和看法大多是这三种态度的投射或延伸,而在理论上或知识上,三者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和重叠。态度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很复杂。在这三种态度之中,最有新意的部分恰好是保守主义史观的凸显。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中,康有为、《东方杂志》、《学衡》派等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部分,而是其对立面,很难构成独立的视野。但从90年代开始,由于出现了对于激进主义的思考,如何看待保守主义,终于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从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再探索,到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理论的翻译与引入,内外相互激荡,保守主义渐成潮流,康有为——尤其是以其晚期思想为重心——再度成为文化英雄。

   其实在“五四”的时候,保守主义的潮流是内在于“五四”文化运动的,除了《东方杂志》《甲寅》等等由辛亥一代掌舵的刊物以外,还有学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这些人,他们是从当年西方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出发的,或者倡导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者主张重返中国古典。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其同仁留学欧美,与《新青年》的部分核心人物本是一拨人, 他们早在《学衡》创刊前就在北美互相对话,在理论上、感情上和审美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态度。一定程度上,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讨论正是这一早期对话的产物。

   因此,《文化与政治变奏》用“五四”文化运动的概念取代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不是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是将其纳入一种对话性的、争辩性的关系之中。新文化运动代表了文化运动的一支,或最有能量的一支,但新旧的区分有相对性。新古典主义是新潮流,他们强调古典,觉得比新文化运动更新。为什么呢?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源自启蒙的传统,其运动也假设了新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但在《新青年》群体内,甚至李大钊都强调新旧调和和新旧折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新,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旧。这些复古主义的、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叙述也将自己的旧解释为新,并以此获得年轻一代的追随。典型的例子也包括科学方面,比如胡先骕是在伯克利学习生物学的,当时生物学里面最新的发展质疑了达尔文的学说,或者强调生物进化里面的断裂性,或者分析返祖现象,或者指出进化过程中传统因子的重要性,都不支持直线进化。相比于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是生物学的新潮流。因此他们认为从科学的根据上说,古典主义可能反而是新的。而新文化运动接受达尔文的叙述,进步主义成为其主调。

80年代的启蒙潮流高举“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预言与危机》分析的是这个冲锋陷阵的姿态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危机。因此,即便对于1980年代而言,“五四”是预言,同时也是危机。到2009年重访“五四”时,我突出的不是启蒙与救亡的辩证关系,而是文化与政治这一对范畴。“五四”的真正贡献不仅是高扬了民主与科学,而且在于其方法,即以文化运动作为方法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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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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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五四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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