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以“五四”超越“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5 14: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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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  

   今天承蒙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我来讲几句话,个人感到十分荣幸。由于准备不及,我无法做一次严肃的学术性演讲,只能略为谈谈个人多年来的一点感想以及对五四运动的一些看法。尤其这些年来,一般对于“五四”有过许多批评的意见,个人更觉得应该对这些意见,稍作回应。

   我要讲的题目是以“五四”超越“五四”。光从题目上看,我所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了。如果要批评“五四”,当然可以从许多角度下手,而我所强调的,则是从“五四”本身来超越“五四”。

   要讨论这个题目,自然会牵涉到几个根本的问题。首先,五四运动的定义、名称、范畴与时间界限等问题在观念上便应加以理清。拙著《五四运动史》在一九六〇年发表以来,便有些美国学者提出这方面的疑问。如耶鲁大学的Mary C. Wright教授在她所撰的书评中,便指出:“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究竟应该合在一起讲,还是分开来谈,可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她也曾经跟我当面谈论过这个问题。

   实事上,我在写作那本书之前,对这个回题,已经考虑过很久,在该书的绪论中,也涉及这个问题。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多年间,无论是大陆或海外,一般都是用“五四运动”一词来涵括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后来的广义的用法,在一九一九年“五四”事件发生时,原来并没有这样的用法。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广义的用法便己广泛流传,普遍为人采用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至少可以上推到一九一七年,而学生反日运动,起码也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五年。这些事实都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前。当年我还在哈佛,正好郭廷以先生到美国访问,看过我的书稿,就很高兴地称许我在描述五四事件之前,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在此之前学生爱国运动以及白话文运动、新思想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把史实的先后次序,任意颠倒。那么,为什么经过这些考虑后,我还是决定采用“五四运动”一词呢?这是因为我认为,虽然新文化运动乃至白话文运动本身都可以独立处理,各成专书,但在讨论这些运动时,还是无法忽略一九一九年后,那些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来推动这些思潮;如果没有这批人的推动,可能新文化运动便搞不起来,至少也不会发生那样大的影响。因此,如果把这些运动分开来谈,固无不可,却不足以说明整个时代的潮流与趋势,也不能窥见整个时代的全貌。所以我反复思索以后,仍然使用“五四运动”的名称。不过,我在书中曾经说明,这些事件本可分开讨论,大家要作进一步研究,自可再就每一主题继续深入分析;而我的目的,则是要反映那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间各方面思想潮流的转变。经过这样的说明,我觉得名称上的问题比较小,甚至已经不成重要问题。三十年代,冯友兰描写“五四运动”时,他所谈的便都是思想文化运动,而绝不是单纯的学生爱国游行等事件。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在名称和范畴上,可以说已不成问题。

   至于“五四运动”的时限,我在书中曾指出,当时的思想转变与学生活动,主要集中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这五年之间;不过,我同时也强调,这个运动不应只限制在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扩充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这十年,因而我在哈佛出版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时,索性便把标题明白标示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一九二四年定为五四运动的下限,主要是因为是年国共正式合作,着手以武力和党的组织推翻北洋政权,所牵涉的是军事与党派斗争,与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思想运动已有所区别。这项转变极其重要,“五四”潮流后来所以未能顺利发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碍。十年前,台北召开“建国七十年学术研讨会”,陶希圣先生在会中宣读了一篇讨论五四时期自由民主思想的长篇论文,要我担任评论。我当时的批评,便是认为陶先生讲“五四”这一段的自由民主思想,写得很好,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国民党过去不太讲这方面的回题,尤其要我来讲评,更是破天荒头一遭。可惜的是陶先生没有继续往下讨论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国民党的转变,不免有些不够完备之处。总之,关于五四运动的时限回题,我所采取的是一种相当宽松的态度,亦即具体的断限,应视个人研究的目的而定:在抗战前夕或抗战之初,陈独秀先生还认为当时仍属五四时代。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呢?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从某方面而言,五四时代的精神,恐怕直到现在仍然保留着一部分。当然,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说法。重要的是,“五四”时代的时间界限,并不能完全截断。

   其次,我认为,近六七十年来一般人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归纳而言,大致上有几点很重要的意见:

   第一,许多人都觉得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评失之过火,当时的言论趋于极端,并不公平,而反对方面的意见始终受到压制,声音微弱,以致整个“五四”思想不免走得过头,有欠平衡。我想这个批评大致不错,我在书中也指出过。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五四”时代的改革者主张全面性的改革,而且是要从思想文化方面来整体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前我在哈佛修改论文时,我的同事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便持有这种看法。他以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抱有“全体主义”(totalistic)式的观点,而这种全体主义的倾向,则是继承自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一元论全体主义思维模式。不过,我个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固然,“五四”时代的确有许多人抱持这样的观点,但是也有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绝对无此倾向。以胡适之先生为例,早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就明白指出并没有一种单纯的主义、一个万灵丹,可以把中国的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文化的建设,一定要靠一点一滴的不断努力。他这种意见,在当时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我们怎么可以把他这类意见不算是“五四”时代的思想主流,而只把一些比较偏激的人物,如李汉俊等人的主张,看作是“五四”思想的代表呢?李汉俊在《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再鼓次改革必须全体推翻,重新改造,不能部分改革。我认为,李汉俊这班人的意见,起码在“五四”中期以前,乃至整个“五四”时代,亦即在二十年代初期以前,并不是思想的主流。如果我们今天只把这类意见当作是“五四”的主流思想,完全忽略掉胡适、蔡元培、蒋梦麟这些人的看法,然后再把这项罪名加诸“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正确。史华兹教授是很优秀的学者,我同他私人情谊甚笃,也很饮佩他的学识,但是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和他有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所以有全体主义思想倾向,主张思想文化的全盘改革,是受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一元论全体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换句话说,“五四”知识分子虽然批判传统,其所用的却是传统的方式。然而,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期以至“五四”以前,像康、梁这些知识分子提倡改革,照他们所说,反而并没有受到传统全体主义思想的影响,倒是批判传统、反对传统的“五四”知识分子,却受到传统的影响呢?因此,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负有点自相矛盾,不太说得通。“五四”与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海外,也一再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五四”时代反传统、反儒家、“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色彩相当鲜明。我在《五四运动史》书中,也提到由于当时的环境异常闭塞,“五四”知识分子为批判现况,对传统的攻击不免过火。不过,我当时所用的字句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全面反传统”,我的意思便是以为“五四”知识分子并非真正要反对整个中国传统。事实上,“反传统”(anti-traditional approach)这个词汇,可能还是我最先使用;但是,这个词汇实在不太合乎科学。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反传统。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而白话文正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其他如陈独秀、吴虞等人也都从道家、墨家等中国传统那里,找出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没有人能否认道家、墨家是中国传统的一支,即使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也不能不算是近代中国传统的重要成分。所以,光是要界定“传统”的意义,便已经大成问题。我认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其实反的是“传统主义”。当时的确有些守旧人物相信凡是传统都是好的,“五四”知识分子所反对的乃是这种“传统主义”。至于他们对儒家的批判,也并非全无道理。儒家传统也确实有些成分已经不合时代潮流,像陈独秀所批评的“父死,三年不改其志”“男女授受不亲”等等礼法观念,不能不算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如果依然坚守这些传统,现代民主制度便无从树立。其实,西方的古代思想传统,其中也有很多不合时宜的东西,扬弃这些传统,并不就是要把整个传统连同其中精粹完全推翔。“五四”时代所以激烈反传统,固然有点矫枉过正,但是当时的思想环境中,一般人的论调和心态,都是非常闭塞,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批判,当然无法持平,而一定会走向激烈的道路。如果以此苛责“五四”人物,实在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与时代需要所致。

   另外,还有一种论调,认为现在已无纪念五四运动的必要,鼓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膨胀”,因而对于纪念“五四”之举往往多方讥讽。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是很成问题的。平情而论,中国近代史上多项现代化运动以及非武力的改革运动,除却知识分子,还有谁来领导?即使是辛亥革命,其大部分领导者,也都还是广义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于海外——尤其是台湾——部分人士的这种论调,我觉得实有加以辩正的必要。

   再有一种批评,则牵涉到前述的时限问题。这种意见认为“五四”已成过去,而历史不会重演,也不能再版,“五四”的潮流既已衰老,甚至已经死亡,我们也就无须承继“五四”的传统了。这种看法,相当普谝,我的一些朋友,以及部分学者作家,也都持有这种态度。可是,事情是否真是如此?前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台的召开过一次讨论会,我曾受邀前来参加;大陆上则举办了两场讨论会,一场是由北京北大、清华一批教授以中国文化学院名义所召开的比较私人性、独立性的讨论会,另一场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主办的规模较大的官方学术会议,我也都受邀躬逢其盛。同时,香港浸会学院另有一场会议,我也接受到场出席。依我的看法,五四运动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事件。一般的历史事件事过境迁,随即为人遗忘,只能供学者由书本中加以研究;而“五四运动”却是一段活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有着活泼旺盛的力量。学生们所以认同“五四”,当然是认为“五四”所提出的目标、“五四”的精神,对他们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因而觉得必须继承“五四”的传统,才能继续推动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运动。我并不想为哪一种特别的东西宣传,但是事实证明,七十年来,无数次的学生风潮,基本上都是受到“五四”的启发。学生的做法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他们那种抗拒外侮、关心国事的精神,却正是承自“五四”的影响。当然,这种“五四”精神所承袭的还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只是表现得更为炽烈。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关切民生、忧心国事为己任,而不单是一个狭义的专家,这与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有着一些区别。这也不是好坏优劣的问题,而是事实究竟如何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所谓“五四”已经过去、“五四”已经死亡这一类的看法,对“五四”以及近代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了解不够。

再有一种意见,则认为“五四”当时会提出许多很好的主张,虽有缺失,也有不少优点,我们现在的目标则是要超越“五四”。我以为这是一种比较正确、合理的看法,我们本来就应该超越“五四”,而不能永远停在“五四”这个阶段。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超越。我刚才已经讲过,“五四”与其他历史事件不同,它是一段活的历史。如果拿“五四”来和中国近代几个重要运动相互比较,便可看出其间差异。如晚清的戊戌变法也是由当时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出面推动,可是它所悬的目标以及它对后世的启发吸引,几乎无法与“五四”相提并论。戊戌变法所悬的改革目标,后来多已经陆续达成,它所能托付给我们承继的任务比较少,因而一般都只把戊戌变法当作纸上的历史来看待。再如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数千年君主专制政体,无疑是影响到近代思想乃至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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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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