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寻找“新的政治”——“五四”前后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19-10-11 0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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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有论者言,自1850到1949,“从史实看,在这个‘屈辱的世纪’里,种种转机预示了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崛起。中国政府不断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推进改革以寻求富强,与其他国家比肩”。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便是“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政治家们所秉持的意识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追寻富强,以求重获甚至提升和扩大其国家主权”。可以说,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

   就此而言,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事件,五四运动的思想言说中固然具有一面宣扬民族主义、一面憧憬世界主义的“两歧性”。但正如论者所言,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仍是理解他们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设想世界主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应说是潜藏而不是丧失”。而民族主义在现实层面的最主要表现,便是对国家形态与内外秩序的不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社会、世界主义、思想文化、个人等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源于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反思。同样,对于新社会形态之憧憬、新个人面貌之展望,归根结底,与希望由此而产生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合理的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因此,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忽视当时参与者对国家问题的强烈关注,即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好的国家,而非用一种反国家、去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类议题的内在联系。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结合思想语境与相关史事,讨论陈独秀(1879—1942)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与思考。陈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已毋庸多言。他的许多言论,不但风行一时、影响深远,还极具时代典型意义。深入分析其思想,或可抓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悲于歧路:对民初政治的消极感观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来到安庆,出任故乡安徽的都督府顾问。他向都督府提出政治改革意见,主张清除政府机构中的旧官僚,革除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弊政。然而关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一般政治情形,正如汪荣祖所论,当革命爆发之际,“革命党未能指导群众运动,更勿论动员人民”。而革命之后,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士绅在地方上的独立性更为突出,以至于“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几全赖士绅的经济支持,根本不能冒犯包括‘劣绅’在内的士绅阶级。”因此,陈独秀的政治改革计划自然难以实现。1913年,陈独秀积极响应讨袁,失败后流落上海,通过在亚东图书馆编写出版文字学著作维持生计。总之,民初的陈独秀,所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挫败。

   与之相应,民国成立以来,和先前所期待的种种美景绝不相同,呈现于世人眼前者乃是乱象频仍。对新政权的期待与乐观,不旋踵遂变成极度抑郁与苦闷。对陈独秀而言,种种景象,难免使他产生强烈的幻灭感。他开始质疑那些自己曾不懈追求的政治理念。他深怀“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回忆起昔日的革命同志,觉得自己苟活于世,“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称自己为“不祥之人”,咒斯世为“不祥之社会”。

   这一时期,陈独秀非但在情绪上低落、消极,甚至开始从学理上否定清末以降风行一时的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等政治思潮。在发表于《甲寅》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人所理解的“爱国”,基本等同于“忠君”:“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祖吾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迄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

   作为与中国状况进行对照的“他者”,陈独秀对“欧洲各国”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如何分析中国的政治状况。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给他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陈独秀认为:“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国家成立之精神。”可见,相比清末,他进一步定义了国家的内涵。而以此为标准判断,“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因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国家”,“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如此,“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总之,在他看来:“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

   当时,陈独秀最主要的政治情绪,自然是对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作为感到极度愤恨。他痛感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实为替袁氏掌权张目。这里所说的“国”,一方面固然指此刻存在于世间的那个“政权”,但是联系上下文脉络,既然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共谋福利之团体”,那么不正表明,作为代表了历史与文化延续性的“国家”,其自身也不具备合法性吗?照此看来,被纳入“中国”这一没有合法性基础的实体中的民众,不论从历史流变中还是从现实处境来看,皆不具备陈氏眼里“合法”的政治身份。

   面对令人万分失望的国内政局,陈独秀很容易将中国与那些处境类似的国家相提并论:“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皆是也。”墨西哥效仿美式共和,政治基础长期不稳,致使国内时局动荡,不但陈独秀有见于此,康有为更时常举此例作为中国不能行共和政体之证。土耳其内有民族认同危机,外临列强环伺的地缘政治,其状况确可为中国之鉴。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对已被日本殖民的朝鲜之论述:“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具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按照这一认识,陈氏进一步申论:“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所无。”根据此处之意,朝鲜自古政治状况恶劣,而自从被日本殖民之后,治绩反而有所好转,因此彼处反抗殖民统治实无必要,否则“见其损,未睹其益”。既然中国现状与被殖民以前的朝鲜不相上下,不如让中国人“托庇于法治国主权”。

   这一思考逻辑,固然是由于陈独秀服膺“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这样的政治理念,但更和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理解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认识息息相关。换言之,如何保障个体权利、如何组合成团体,本身并非一个抽象思辨的议题,而是关乎个人心中蕴含的中外政治现实图景。

   对帝国主义深有洞察的章太炎曾说:“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放眼世界,“今之伐国取邑者,所在皆是”。正如其言,近代列强的全球扩张,在攫取经济资源与政治利益之外,存在一套颇为精致的“教化”工程,涉及街道分布、学制设定、知识分类、生活习俗、监狱管理、法律诠释、治理程序等各个方面。被殖民地区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受到规训,渐渐深信这些举措乃进化之阶梯、文明之实践。精心打造的教育体制,甚至培养出了一批符合殖民者统治标准的本地文化精英。而陈独秀对中国现状感到绝望时,很难从感知与学理层面抗拒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别是在后者占据话语权的情形下。其实,袁世凯政权也是在列强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维系,甚至中国政治破碎、经济丧失自主权、政权运作急需向外国银行团借款,这些现状反而有利于列强的在华利益。换言之,从现实角度出发,列强需要一个袁世凯式的中国。而这一切,只有当陈独秀拥有了更具批判性的理论武器后,才能逐步体会到。

   陈独秀虽然强调“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足惜”。但是国家并非空洞之物,内部一定包含了生活于其中的国民。自晚清以降,无论革命派、立宪派,都主张向民众宣传国民意识,动员后者参与国家建设。因此,从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思考习惯上讲,革命之后国家若还破败不堪,很容易就会将反思重点从袁世凯那样的当权者转移到全体国民身上。于是陈独秀指出:“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清末陈独秀还相信“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但他经历了民初的政治挫败后,开始感觉到应由全国民众共担其责。陈独秀之所以对“爱国”感到消极,归根结底缘由在此。

   如何从学理层面回应陈独秀的观点?政治败坏至此,哪个群体才是真正的祸首?作为政坛老手,梁启超一下就抓住了核心问题:“吾国人民究为善良耶?为非善良耶?吾敢迳答曰: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什九皆不善良者也。故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之老百姓其人也;而此一线之希望孰断送之?则如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国家曷为设官?位置士大夫而已;国家曷为费财?豢养士大夫而已。”此论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就大多数“读书人”而言,所引为典范的仍是以士绅支配为主的“贤人政治”,或如论者所言,乃“披着人民主权外衣的士绅共和国”。因此,政治之莨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阶层的思虑考量与纵横捭阖。即便真有陈独秀所想象的“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按照当时的政治支配格局,也很可能仅为“士大夫”者“垂涕而迎之”。真正占人口大多数、处于无声状态下的大众,在民初历史舞台上显得十分边缘化。陈独秀把国家处于困境的“罪责”加之于他们身上,未免有失厚道。

  

   仰慕远西:憧憬近代“新国家”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希望改变当时的文化气氛。在他看来,“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列”。而欲将此“新鲜活泼细胞”传播到弊病丛生的社会里,则必须将长期以来“陈腐者”所形塑的各种不合时宜的“偶像”彻底清除。所以他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或许是秉持之前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也属于人为构建出来的“偶像”:“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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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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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五四·青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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