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关于毛泽东对处理陈独秀问题总结的三点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77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17: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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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就主持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并被推举为书记,当时只有5名党员。1921年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独秀在没有到会的情况下仍被推选为党中央书记,可见当时他的威望之高。接着,他担任一至五届党中央总书记达6年之久。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从“一大”的50多名发展到57000多人。陈独秀为建党和党初期的发展立下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共产国际诿过于人,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罪于中共中央及其总书记陈独秀,并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937年8月,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由于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和鼎力帮助,陈独秀在南京度过近五年的牢狱生活后提前获释。8月23日,在晚年伴侣潘兰珍、三子陈松年等的搀扶下,历尽沧桑、饱经磨难、年已58岁的陈独秀终于走出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重新获得自由。

  

   陈独秀走出牢门,可以享受灿烂的阳光,呼吸清新的空气了。但是,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人将一条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摆在他的面前,必须要他作出抉择。社会各界也都在密切地关注着:陈独秀向何处去?

  

   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中统局要员丁默村奉命来接他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住下的建议,而是到原北大学生、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家暂住,后又到原北大学生、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钟凡家居住;拒绝了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请他参加他们的所谓“低调座谈会”;拒绝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要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拒绝了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政会的提议;拒绝了蒋介石派朱家骅以提供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的条件,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的设想;拒绝了蒋介石派人劝诱陈独秀当劳动部长的收买。托派则要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也被他断然拒绝。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表示要与他们“各奔前程。”(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30页)有人要他去香港,他也不作考虑,他认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出狱后,依然铁骨铮铮,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做官;拒绝当政客,拒绝做国民党当局的摆设;拒绝成立什么“新共党”;拒绝离开抗战区,远走香港;拒绝离开祖国,到美国“象牙塔”里写自传;拒绝到上海滩,重整托派组织……。所有这些道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

  

   陈独秀本意想到延安,但延安方面要他承认错误,公开检讨,陈独秀不能接受。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要他写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这样,陈独秀到延安的设想就化为泡影了。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来到当时属于四川省的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五举乡石墙村过上农家生活。1942年5月27日,蒙冤负屈、贫病交加、艰难窘迫的陈独秀戴着一大摞莫须有的罪名,在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鹤山坪含冤辞世,当时他还不足63岁。

  

   长期以来,反动当局对陈独秀的污蔑、通缉、逮捕、审判、关押姑且不谈,单就他亲手创建的组织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对陈独秀的诬陷和处置也是非常严酷的。毛泽东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评价很多,跨度很大,既有大褒,也有大贬。其中曾多次谈到在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三点教训。

  

   一、“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来电,指责中国革命近期的失败,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要求“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作政治报告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仅过两个月,1927年7月12日就被共产国际代表宣布停职,从此“不再视事”。在其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作出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党籍的决议案。

  

   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先生说:“关于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不负责任的问题,斯大林说得最绝:中国革命在广州时期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完全是正确的’,到了武汉时期,‘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谁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有错误,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中共中央,而连任中央五届书记的陈独秀自然是首当其冲了。”(《陈独秀大传》第437页)

  

   既然上面为了逃避责任,那么,他们必然要找“替罪羊”,必然要罗织罪状,必然要定性很重,直至耸人听闻的程度。因为,只有把“替罪羊”整倒,一棍子打死,才能推卸掉本来应当由他们自己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没有“治病救人”可言的。纵观古往今来,制造冤假错案、把莫须有的罪名和结论强加于人者,无一不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语)这是规律。

  

   二、“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李立三错误路线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证和强调了毛泽东的观点,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责任在谁身上?斯大林一直以“一贯正确”自居,当然不会主动承担责任。布哈林也不承认自己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那么,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责任,只有把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又是一个不会绝对顺从、经常提不同意见的人,他当然成为共产国际整肃的首选人物。

  

   个人是承担责任的载体,整人必然要把 “重得可怕”的罪名强加在被整者的头上,必然要格外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推卸掉责任,才能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

  

   三、“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针对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谈到党的“六大”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时说:“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毛泽东还强调:“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

  

   意欲整人,直奔主题,不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需要全面分析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功绩与错误等诸多因素,不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分是非曲直、青红皂白,以把处置对象尽快一棍子打死为目的,这样既简单易行,又方便省事,下一份处分决定就解决了问题。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出现的问题,找一个替罪羊,把所有的罪过统统强加在他的头上。这样可以马上消弭危机,转嫁责任,翦除异己,此类事例,古今中外都是屡见不鲜的。在政治生态不健康的环境之中,这种现象必然更加突出。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分歧和决裂

  

   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决定抛弃陈独秀,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敢于批评在华发号施令、坐镇指挥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于是便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强加在陈独秀的头上。

  

   陈独秀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初就希望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这是陈独秀创建党的初衷。中共“一大”闭幕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8月17日,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陈炯明极力挽留。陈独秀只好借口身体有病离粤。9月9日,陈独秀接受了广东当局为他的饯行后即乘船回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不顾长途的舟船劳顿,第二天就与马林见面商谈党的工作。然而,陈独秀上任第一次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的会谈就产生分歧。据包惠僧回忆:“接连谈了两次,对于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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