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关于“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8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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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是笔者在10多年前结合自己所从事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而提出的, 希望以此作为拓展和深化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 (1) 这些年来, 笔者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 对这个新的方法论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探讨与运用。在这里, 把自己的所思所得, 以“再思考”的形式作一概括性说明, 以求教于方家同道。


一、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分


“哲学史”与“思想史”, 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并为学术界广泛使用, 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新文化运动中, 胡适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 》,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并撰《史学思想史》讲义, 就是这两个概念在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证明。此后近百年间, 中国学者撰写了许多部题名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

但长期以来, 这些被称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 往往并没有作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明确区分, 或者把“哲学史”和“思想史”看作是大同小异的概念, 或者认为思想史包含了哲学史、哲学史被包含在思想史中。特别是一些标明为“思想史”的著作, 主要论述的其实还是哲学史的内容。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以及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 实际上都是以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的书写方式, 在今天的一些思想史学者看来, 只是一种“大号哲学史” (1) 。

中国学术界以自觉的学科划分意识, 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各自内涵及两者关系进行深刻反思, 并真正地把哲学史与思想史明确区分开来, 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1983-1984年, 中国学术界曾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哲学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文章, 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 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2) 这场讨论是完全学术性的, 规模并不算大, 参与者也不很多, 但对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在于厘清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各自内涵, 从而使哲学史与思想史开始明确区分开来。通过讨论, 人们不仅认识到哲学史与思想史是两种不同的学问, 而且认识到哲学史与思想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哲学史属于哲学学科, 思想史则属于历史学学科。作为哲学学科的分支, 哲学史所研究的是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逻辑开展;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分支, 思想史所探讨的则是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发展的历史, 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群体性心理的具体研究。简言之, 哲学史着重于探讨形而上的“思”, 思想史则着重于探讨非形而上的“史”。“思”是指哲学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 “史”则是指历史运动的现实性、经验性。由此可见, 探讨“思”的哲学史与探讨“史”的思想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两者并不是大同小异的, 也不是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的。

基于对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新认识, 哲学史学者与思想史学者分别作出了努力, 凸显了哲学史的“思”的特征和思想史的“史”的特征。在哲学史方面, 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的“泛化”与“纯化”问题。周继旨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一文, 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哲学史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认为“一部内容过于‘泛化’了的哲学史, 就混同于一般的思想史, 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特点”, 因此需要“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来一番‘纯化’, 把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排除’出去” (3)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盛行的哲学范畴研究, 旨在把抽象性、逻辑性的“思”与现实性、经验性的“史”分离开来, 体现了哲学史学者在“纯化”方面所下的功夫。在思想史方面, 葛兆光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问世, 鲜明地体现了思想史学者把思想史区分于哲学史的自觉。尽管人们对葛著有不同的意见, 但有一点看法当是一致的, 这就是它已不再是那种以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了, 改变了那种“大号哲学史”的思想史书写方式。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思想史着重于非形而上的“史”, 并没有任何贬抑的含意。形而上与非形而上, 在这里只是就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言, 形而上意味着“思”的抽象性、逻辑性, 非形而上则意味着“史”的现实性、经验性, 不是说后者不如前者重要。一些对思想史有自觉认识的学者, 也是这样看待思想史的。如孙歌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一书, 自序的题目即《在形而下层面结构原理》 (1) , 强调了思想史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在于立足“形而下层面”。

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 就会发现由于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和把握哲学史与思想史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使得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获得了各自独立的发展空间, 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开展。


二、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重构


哲学史与思想史被明确区分开来以后, 给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局限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凸显了对形而上的“思”的重视, 更重视哲学史内容的抽象性、逻辑性, 从而凸显了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开展, 使中国哲学史研究更具有哲学意味, 深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到20世纪90年代转而进行的中国哲学问题探讨, 可以看到哲学史学者从“思”的方面逐渐深化哲学史研究的轨迹。局限的一面在于:这种对形而上的“思”的重视, 又不免疏离了非形而上的“史”, 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由于过分强调抽象的逻辑开展, 而忽视了来自历史文化的现实性、经验性。这样一来, 中国哲学史研究往往只知在纯哲学的思辨中打圈子, 而看不到还有许多这圈子之外的来自历史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对于哲学史的探讨, 当然少不了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的揭示, 但又不能使这种逻辑缺乏现实性和历史感, 成为了一种纯粹在思辨中开展的抽象的东西。

针对由此所导致的哲学史研究中“思”与“史”的疏离, 中国哲学界的有识之士又提出把“思”与“史”重新结合起来、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要求。在这方面, 笔者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在1989年写过一篇题为《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的短文, 表达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泛化”与“纯化”问题的新思考:“鉴于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 往往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浑杂难分, 我们曾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 厘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 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 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 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但进一步考虑哲学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 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 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 文化, 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们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 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1) 他在这里所说的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哲学史研究的“泛化”方法, 所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2) 的思想, 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坚持。从主张哲学史研究的“纯化”, 到重提哲学史研究的“泛化”, 实则提出了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重构问题, 要求在哲学史研究中把“思”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篇短文只有几百字, 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作更多的论述, 但却是十分富有启发性的。

类似的思考在冯契那里也提出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冯契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带领一批中青年哲学史学者, 把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拓展为以社会思潮史为主体的思想史研究。他在丛书总序中写道:“收入本丛书的著作, 它们所研究的, 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 或者政治思潮, 或者文化及宗教思潮, 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 但作为丛书整体, 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 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 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 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 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 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 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 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 从而使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 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 所以为了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 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 (3) 这清楚表明, 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需要有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 这不仅是一个研究范围的扩大问题, 更是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这一思维范式转换的根本点在于, 由哲学史所强调的“思”而转向思想史所强调的“史”。萧老师曾同笔者谈到冯契与他的关系, 称这一关系为“师友之间”。据笔者的研究和体会, 两位先生之间确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在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的问题上, 两人也有相似相通的地方, 这就是重视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性和历史感。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特别是受到萧老师这篇短文的启发, 笔者结合自己所从事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提出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以求在哲学史研究中把形而上的“思”与非形而上的“史”结合起来, 改变那种只注重哲学史自身的逻辑展开而忽视哲学史与历史文化之间联系的状况。具体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的关联, 要着重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由历史文化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二是建立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三是凸显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环境的联系。下面, 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 具体说明如何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三、从思想史发现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


哲学史要重视问题的研究, 这本来是哲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90年代, 由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明确区分, 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史研究对哲学范畴的重视,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曾一度被遮蔽、被淡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哲学史研究由对哲学范畴的重视转向对哲学问题的重视, 问题意识之于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哲学史学者的共识。笔者在199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 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重心由哲学范畴向哲学问题的转移。

但是, 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有哪些?这些哲学问题从何而来?在这些问题上, 哲学史学者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在许多人看来, 哲学史中的哲学问题当然是历史上的哲学家所提出来的, 并为以后的哲学家们反复探讨而逐渐深化, 但很难说那个哲学家能够成为这些哲学问题的终结者。张东荪就说过:“一部哲学史不是问题的解决, 乃是问题的翻新。” (1) 这些哲学问题, 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哲学史的核心问题, 如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 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有的问题虽然不能算是哲学史的核心问题, 如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 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的问题。哲学家们环绕这些古已有之的问题所展开的反复思考与不断探讨, 就构成了哲学史开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 指出哲学史上提出的广义认识论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二是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三是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 (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 ?四是人能否获得自由?这些问题都属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因而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必须从这些问题入手。当然, 他又指出, 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 因而对这四个问题的理解各有特点:西方哲学家更注重对前两个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中国哲学家更注重对后两个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由此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各自的特色与精义。但这四个问题都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则是没有疑义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 除了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这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来自历史文化、来自社会生活、来自时代, 总之是来自马克思所说的“现实世界” (2) ;特别是在那些历史文化发生巨变、社会生活充满矛盾、国家民族前途面临选择的时代, 就会从现实世界中提出一些需要反复思考与不断探讨的重大问题, 受到忧国忧民的哲学家的关注与求索。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不是哲学史上古已有之的, 也不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 因而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相比, 不具有那么强的思辨性和那么浓的哲学味, 往往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 以致被人们看成是思想史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史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由于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 且需要经过哲学家的反复思考与不断探索, 因而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 特别是对于显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哲学史的特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20世纪中国, 正是这样一个经历巨变、充满矛盾、选择道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家, 不仅要面对来自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而且要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正是这样, 冯契在衡论19-20世纪中国哲学时, 根据自己青年时代投入革命洪流的亲身感受, 特别凸显哲学问题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特别强调“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 (1) 、“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2) 。可以说, 这种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密切关联, 这种哲学对时代之问的回答, 正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因此, 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应当关注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把这些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家反复探讨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大问题。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的开展中,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中, 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只有当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需要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作出选择时, 这个问题才会尖锐地提到中国人面前, 成为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就指出, 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 “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 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3) 。因此, 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 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 是革命家, 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热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4) 然而, 由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特殊性, 在许多人看来, 这个问题只是思想史问题而不是哲学史问题, 因而容易为哲学史学者所忽视。

这类容易被忽视的来自现实世界的哲学问题,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还有很多。例如, 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家又探讨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问题, 诸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这些看似不属于哲学史而只属于思想史的问题, 却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开展的主要内容。政治哲学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广泛重视, 但是研究者们或者只重视罗尔斯的著述, 或者只重视古代儒家的思想, 希望从这些地方发掘出建构21世纪中国政治哲学的资源, 而很少关注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环绕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艰苦探索, 以此作为21世纪中国政治哲学的直接源头。其所以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感到这些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探索, 时代性、现实性很强而思辨性、抽象性较弱, 既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 又不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过, 只是属于思想史的内容而不是属于哲学史的内容。

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相联系, 还有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一些问题。历史观与文化观的一些内容, 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如历史的进化问题、规律问题、动力问题, 文化的华夷之辨、文质之辨、古今之辨, 都是古已有之的;但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来说, 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更主要内容却是今才有之的, 是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中国文化的重新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所发生的天翻地覆大变局?如何看待由此而来的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来自现实世界的问题, 引起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 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关注和探讨也还在继续之中。这种关注和探讨所形成的思想成果, 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 而是对中国历史走向和中西古今文化关系的具体阐发, 因而往往被看作是思想史的内容而不是哲学史的内容。

提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就是希望从思想史视域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域加以拓展, 把这些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的问题, 把这些看似不属于哲学史而只属于思想史的问题, 都纳入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来, 作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因此, 在看待19-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时, 既要重视来自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 又要重视来自现实世界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特殊的问题, 将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作一综合性考察和总体性理解。这就形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层次性和结构性。从逻辑上看, 即从哲学问题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看, 这些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在最抽象的层面上, 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在居中的层面上, 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最具体的层面上, 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样一来, 就使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拥有了更为宽阔的问题域, 获得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历史感, 能够更完整地展现这一时代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 更系统地反映这一时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贡献。


四、从思想史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


拓展哲学史的研究空间, 对于推进哲学史研究来说, 是一项重要工作。从方法论上看, 这一拓展工作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哲学史内部的拓展, 另一是哲学史外部的拓展。哲学史内部的拓展, 主要是对哲学史的内在逻辑进程进行重新梳理, 以及对进程诸环节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哲学史外部的拓展, 主要是建构和拓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 把更多的与哲学史有关联的思想史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这种哲学史外部的拓展, 也就是从思想史拓展哲学史的研究空间, 构成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 如何从思想史拓展哲学史的研究空间, 把更多的与哲学史有关联的思想史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呢?关键一点, 在于进入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 从中发掘出、梳理出那些具有哲学史意义的思想史内容, 由此来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在这里, 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史内容尤其值得发掘和梳理。

一是哲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进入20世纪后, 现代学科体系取代传统经学体系在中国得以确立, 成为现代学术、教育和知识发展的基本框架。由此而来, 不仅有了专门的哲学学科, 而且有了哲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这种联系从实质上看是一种思想史的联系:哲学为其他学科提供思维框架, 其他学科则为哲学开展提供更大空间。不论是哲学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联系, 还是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联系, 都具有这种思想史的意义。因此, 从思想史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 可以从哲学与相邻学科的这种思想史联系入手, 从中发掘出哲学对这些学科的影响, 梳理出这些学科中所蕴含的哲学因素, 将这些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在这方面, 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富有启发性的开拓工作。前述李大钊撰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 其着力点就在于阐发史学思想史中的历史观开展, 指出:“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 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 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 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 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 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 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 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 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1) 他所说的“新史观”, 就是唯物史观;而他所说的“旧史观”, 则是唯心史观。正是从这些历史观中, 他敏锐地发现了史学思想史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发现了哲学与历史学的思想史联系, 由此开展了唯物史观史的研究, 从唯物史观史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成为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特点。因此,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部思想史著述, 对于从哲学与相邻学科的思想史联系入手, 发掘和梳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将这些思想史内容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 具有示范意义。

二是观念史研究。观念史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尽管今天人们还很难就何谓观念史达成一致的看法, 但大概都会认为观念史是思想史的一种形态或一个分支。作为思想史的观念史, 当然重视“史”, 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内容, 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演绎。但一般的思想史所重视的“史”, 有许多不是以观念形式所表达的思想碎片, 甚至表现为群体性的心理动向和精神诉求;而观念史对“史”的重视, 集中在思想史中的重要观念的生成与演变, 这些重要观念都是由哲学家、思想家所创造和阐释的, 也是由以后的哲学家、思想家所承继和发挥的, 是思想史中用文字表达、有脉络可寻的内容。这些重要观念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 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而这些重要观念的变化, 则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变化。由此可见, 观念史与哲学史之间存在交叉、贯通之处。从思想史来拓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空间, 可以从观念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入手。19-20世纪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大变化的时代, 许多新观念为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所引入、所阐发、所高扬, 用以建构中国人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自强”“进化”“维新”“革命”“科学”“民主”“平等”“社会主义”等, 就是这些新观念中的特别重要者, 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变化, 高度凝练了中国人复兴民族的理想追求, 对塑造现代中国发生了深刻影响。19-20世纪中国的时代主旋律和思想世界的总体走向, 正是通过这些重要观念的提出、演变及其影响体现出来。这些重要观念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就在于它们不仅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而且具有着理论的品格, 或者就是哲学观念, 或者具有哲学内核, 或者多少带有哲学意味。正是这样, 这些重要观念的提出、演变及其影响, 应当成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社会思潮史研究。社会思潮史同观念史一样, 也是思想史的一种形态或一个分支。所谓社会思潮, 都是针对并为解决某种重大社会问题而出现的, 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吸引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响应与参与, 甚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正是这样, 社会思潮史又与观念史不同, 不是凸显历史中观念的发生与演变, 而是凸显历史中群体性的思想运动, 这就必然涉及更为广泛的“史”的内容。19-20世纪中国,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发生发展及其彼此消长、相互影响, 激起了不同形态的社会思潮起伏纵横于中国思想世界, 并在不同程度上转化为变革中国社会的实际运动。诚如冯契所论:“在短短百年间, 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 如此多的思潮纷呈涌动,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前例的, 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条件下, 思想的空前活跃, 争鸣的空前激烈, 精神的迅速高扬。” (1) 社会思潮虽具有广泛的民众性, 但并非就与哲学无关。一个能够产生持久有力影响的社会思潮往往具有哲学内核, 这个哲学内核在社会思潮的开展中有着自己生成、辐射与更新的过程。因此, 就这些社会思潮最核心的内容言, 仍然是以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的, 而非仅为群体性的心理认同和心理表达。特别是一些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具有鲜明奋斗目标的社会思潮, 其间都存在经过哲学家、思想家的自觉创造而形成的哲学内核。这是因为, 一个社会思潮只有具有自己的哲学内核, 才能形成自己思想的原创性的活水源头, 才能在较长久的时间中有力地保持自己思想的活力与激情, 才能在理论上说服人、在思想上吸引人, 从而形成自己掌握群众、动员群众、激励群众的理论力量。在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 那些曾在长时间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社会思潮, 往往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哲学内核。改良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 作为社会思潮是如此;一个世纪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社会思潮更是如此。正是这样, 对这些社会思潮进行研究, 阐发其中的哲学内核, 不仅是19-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且也值得纳入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来。

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史内容清楚表明, 进入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 了解和把握其中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具体联系, 就能够把更多的与哲学史有关联的思想史内容发掘、梳理出来, 纳入哲学史研究中来。由此观之, 从思想史视域出发, 确能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拓展出一个相当大的空间。


五、从思想史考察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文化环境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还在于从思想史考察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文化环境。历史文化环境无疑是影响哲学史的重要因素。但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 存在把历史文化环境简单化的问题, 基本上只注意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而没有看到影响哲学史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特别是一些鸦片战争后才出现的新的历史文化因素, 如近现代报刊的出现、现代大学哲学系的设立、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 就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这些新的历史文化因素进行专门性研究, 现在主要是思想史学者的工作, 哲学史学者则很少问津。但是, 若要从历史文化环境入手, 拓展和深化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就需要认真看待思想史的相关研究, 从中吸取有启发性的内容。

自19世纪中叶起, 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 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中国古代社会从未有过的纸质新媒体, 不仅使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方便、快捷、及时, 而且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 一些中国哲学家自觉地与报刊建立密切的联系, 不仅积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而且还亲自参与创办、主持报刊。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哲学家, 如严复、章太炎、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东荪、张君劢、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 都曾有过主办报刊或主笔报刊的经历。近现代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相关密切者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时政—思想性报刊, 二是学术性报刊, 三是哲学刊物。时政—思想性报刊在报导时政要闻的同时, 往往兼有思想性内容, 其中也包含哲学的内容。这些哲学的内容虽然有限, 但却因与时政评论、时代思潮结合在一起, 能够于一时之间对中国思想世界投下很大影响。学术性报刊主要以大学学报和学人刊物为主, 也包括一些报纸上的学术副刊。这类报刊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 能够容纳更多的哲学内容, 特别是能够发表一些专业性强的哲学论文, 使之在学术圈和哲学界内传播并产生影响。专业性的哲学期刊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出现。由尚志学会和中国哲学会先后主持的《哲学评论》, 是20世纪上半叶办刊时间最长、学术影响最大的哲学期刊,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先后参与编辑部工作。这使得《哲学评论》与当时中国哲学开展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20世纪30-40年代, 正是中国哲学家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的时期, 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和“知识论”相继建构, 这些体系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标志性成果。《哲学评论》发表了这些哲学家的许多专业性论文, 有力支持了他们的这一工作, 以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中将这一时期称为“《哲学评论》时代” (1) 。《哲学评论》还发表哲学青年的作品。冯契在师从金岳霖读研究生期间撰写了长篇论文《智慧》, 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在文章的开篇, 冯契提出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元学怎么可能”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以后他一直沿着这一方向探索, 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智慧说”这一中国化和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

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国家对经学教育体制的长期支撑, 现代大学哲学系由此在中国开始设立, 为中国哲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文化环境。现代大学哲学系建构起现代哲学教育制度, 按照大学哲学教育的目标, 设置现代课程体系, 对哲学系学生进行专业培养和专门训练, 使之初步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1912年,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创建, 成为中国最早建立的哲学系;冯友兰是北大哲学门的第二届学生, 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由现代大学哲学系培养的第一个著名哲学家。1915年, 武昌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设立, 是为中国南方最早建立的哲学系;恽代英是中华大学哲学门的第一届学生, 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兼思想家。现代大学哲学系作为一种教学组织, 将不同学术主张的哲学家集合在一起共事, 使他们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和更多的交流, 从而促进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上述四位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的哲学家, 都任教于著名大学哲学系。随着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发展, 不同大学的哲学系之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传统。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国内最为著名的哲学系, 分别聚集了一批著名哲学家在其中任教, 北大哲学系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张颐、贺麟诸子, 清华哲学系有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张申府、张岱年诸子, 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风格和传统的哲学共同体:北大哲学系更具有传统哲学色彩, 偏重于哲学史的研究;清华哲学系则更带西洋哲学色彩, 对哲学理论的创造更有兴趣。晚年张岱年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对此作过说明:“在30年代, 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哲学系, 学风有所不同。北大哲学系在胡适的影响之下, 重视考据, 重视历史的研究。清华哲学系在金岳霖、冯友兰的领导之下, 赞赏英国穆尔 (G.E.Moore) 、罗素 (B.Russell) 的逻辑分析方法, 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组建, 这两个大学哲学系融合为一体, 不仅形成了一个空前壮观的专业哲学家阵容, 而且汇聚了两个哲学系的不同治学风格, 使之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始创办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大学哲学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 李达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从筹办之始就确定了明确的目的, 要把武大哲学系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时任李达学术助手的陶德麟老师后来回忆说:“这种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 而是创办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学系。这个哲学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其他学科。” (2) 萧萐父老师也对笔者说过, 李达当年同他谈话时就明确提出, 重建后的武大哲学系, 不是办成以讲康德、黑格尔为主的哲学系, 也不是办成以讲程、朱、陆、王为主的哲学系, 而是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萧老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的承续者和发扬者, 实与李达指导下的武大哲学系这一具体环境相关联。 (3)

进入20世纪第二个10年后, 中国近现代文化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有了更大的发展, 现代思想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 就是典型的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现代思想文化运动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运动, 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作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 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所展开的猛烈批判, 特别是对孔子的批评、对孔教的抨击、对儒家纲常的否定, 为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促成了各种新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特别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新文化运动后, 中国哲学家进一步反思这一运动的哲学提问, 开始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 形成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因此, 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左翼文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所兴起的现代思想文化运动,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承继和发扬。这一运动中的唯物辩证法运动, 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 都是其重要成果。因此, 这些现代思想文化运动, 不仅发展出延续至今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端与发展, 更是与这些现代思想文化运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 近现代报刊的出现、现代大学哲学系的设立、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 这些鸦片战争后新的历史文化因素, 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史考察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文化环境, 这些内容都是必须予以关注、加以研究的重要因素。


六、完整理解“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作为19-20世纪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这个方法论的提出, 其具体背景是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明确区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思”与“史”的疏离, 而其学理根据实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哲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 强调“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 强调哲学“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1)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就是要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体现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精神。

因此,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固然重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 但并不是要把属于哲学的哲学史变成属于历史学的思想史。提出和运用这个方法论, 旨在改变哲学史研究中忽视哲学史与历史文化之间联系的状况, 并不意味着在哲学史研究中可以忽视或遮蔽哲学史自身的逻辑开展。哲学史之为哲学史, 就在于从历史上纷纭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思想碎片中揭示出哲学开展的内在逻辑进程。这也就要求在重构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时, 对这种新的联系的把握仍然要以哲学史为中心。也就是说, 哲学史研究在重申“史”的意义时, 不能离开“思”来讲“史”, 不能只有“史”而无“思”, 而在于把“思”与“史”有机结合起来。

这样一来, 可以看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与历史学的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历史学的思想史所涉及的“史”, 往往是以历史上的思想碎片的形态呈现出来, 有的思想史学者通过对这些思想碎片的多方拼接来复原思想史的大致面貌, 有的思想者学者即以这些思想碎片作为思想史的本真原貌;而“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尽管也重视“史”, 也重视历史的思想碎片, 但又必须从“史”中探寻出“思”的内在逻辑与展开脉络, 从这些思想碎片中揭示出哲学发展的“一以贯之”之“道”。

这些都表明,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思想史研究, 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哲学史研究。

【注释】

1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在笔者为张世保著《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一书所写序中最初提出的:“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的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 尤其应当关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进程的哲学问题, 关注这些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基于此, 我在指导自己的博士生作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时, 提出了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希望引导一批同学有志于此。” (张世保:《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 东方出版社, 2004年, 序第4页)

2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三联书店, 2005年, 自序第3页。

3 参见《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4 周继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5 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序第1页。

6 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 《吹沙集》, 巴蜀书社, 1991年, 第41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20页。

8 冯契:《“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总序》, 《冯契文集》第11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739页。

9 张东荪:《哲学究竟是什么》,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 (1937年)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20页。

11 冯契:《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 《冯契文集》第11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513页。

12 冯契:《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冯契文集》第8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279页。

13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冯契文集》第7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5页。

14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冯契文集》第7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5页。

15 李大钊:《史观》, 《李大钊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229页。

16 冯契:《“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总序》, 《冯契文集》第11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737页。

17 金岳霖:《金岳霖回忆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173页。

18 张岱年:《北大哲学系的历史地位》, 《张岱年全集》第8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第552页。

19 陶德麟:《李达同志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重建--为庆祝武汉大学哲学系重建40周年而作》, 《陶德麟文集》,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808页。

20 参见李维武:《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萐父先生的思想贡献》,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20页。

(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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