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5 次 更新时间:2007-07-13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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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富有活力的领域。为了深入展开这一研究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思考。在这里,笔者想着重从方法论上探讨三个问题:一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二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三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潮,由此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作一种新的理解、新的开拓。

一、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

20世纪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它与以往中国哲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不同,更主要地是哲学形态上的不同。

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哲学形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但又不是凝固的、永恒的、僵硬的,随着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随着由之而来的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

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就是哲学的转型。所谓哲学的转型,是指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指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正是由于有哲学形态的转变,所以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

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历史上都存在着转变的问题,不可能固定在一种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因此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伴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传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与非西方民族原有的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促使非西方民族的哲学由前近代的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从而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哲学向“世界哲学”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正是这样,西方哲学的转型,就往往成为研究者们衡论不同民族哲学转型的一个尺度、一个参照系。在考察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问题时,也少不了使用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而且,由于20世纪中国哲学就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的背景下,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彼此争鸣、相互荡激、重新熔铸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与20世纪中国哲学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不是研究者们简单地从外部强加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进程上的。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本身就蕴含着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

通过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来看中国哲学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自19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下经历了从前近代的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在具体进程上,中国哲学的转型与西方哲学的转型有着相似相通之处,也呈现出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转换。只是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型表现得十分急促,十分短暂。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思想的发育十分充分。但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从发生到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只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不像西方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思想的发育也不可能十分充分。具体地说,从19世纪中期的龚自珍、魏源到19世纪末的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就是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从发生到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严复建立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同时又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开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经过新文化运动而进入全面的发展时期,至今仍在生气勃勃地展开之中。

因此,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可以说,这种哲学的转型,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显著的标志,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其他时期中国哲学相区别的地方。

但是,在肯定西方哲学转型的尺度、参照系有其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转型的一面,又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因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是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通过由传统形态中国哲学而近代形态中国哲学而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实现的,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或照抄西方哲学转型的结果。20世纪中国哲学尽管出现了形态上的巨大转变,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中国哲学的性格与传统,仍然从总体上属于中国哲学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转型的这种特点,概括起来,表现为两种哲学运动:一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样两种哲学运动,在实际的哲学发展中是合为一体的,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从逻辑上把它们分开来看。

先看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强,西方哲学中的各种理论、体系、思潮也先后传入中国。但是,这种传入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而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作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某种联系。只有经过这种新的理解和阐释,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某种联系,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曾把现代中国哲学按对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态度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纯宗西洋哲学”,一是“兼综中西哲学”。前一系统是照抄照搬西方哲学,西洋现代有某派哲学,中国现代也有某派哲学,如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新唯心论。后一系统则有一种创造的意味在里面,是揉合中西两种哲学而组织成功的,如唯生论、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在这里,孙道升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有一部分派别是纯粹由外国引进的,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外国人的东西的。但他所列举的西洋哲学派别,在引入中国后实际上都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并没有那种“纯宗”的性质。如实用主义哲学,在由胡适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作了与其原来的意义不尽相同的变形。本来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并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也不仅仅是对科学方法的看重和强调,但胡适却极力凸显了实用主义看重和强调科学方法的方面,进而把实用主义解释成为就是一种科学方法,纳入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中来,从而使实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狂飚突进相伴随而影响一时。又如被称为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不断的中国化的过程。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到30年代毛泽东的“实践论”,到90年代冯契的“智慧说”,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解读的成果。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东方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到中国哲学的发展中。

再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早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的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在自己的古代形态中已孕育了近代形态的因素,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并没有能够发育成熟,从传统形态的母体中产生出来,形成近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种“难产”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文化的撞击、激荡、交流、融会,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引入中国,才使得古代形态的中国哲学遇到了来自外部的挑战。在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们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古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力图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又有与西方哲学转型不同的特点。一方面,与西方哲学发展相比,近代形态中国哲学经历的时间相当短暂,发育的状况很不充分,向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转换又甚为急促。另一方面,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有着自成一系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就使得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现代化主要是对哲学的近代形态进行批判和超越,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则主要是对哲学的古代形态进行批判和超越。但在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一个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转化古代哲学资源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与现代形态作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的两重对立面,又有了某种相沟通之处。中国古代哲学在与近代形态哲学的比较中,显示出对现代人类生存仍具有启发性的智慧。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又包括积极地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吸取思想资源。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既有与西方哲学发展相似相通的一面,又有与西方哲学发展不相同的一面。相似相通的一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改变了中国哲学原来的长期封闭状况,而使之汇入了世界哲学进程;不相同的一面,则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将继续从中国古代哲学资源中吸取智慧、承绪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根性,而与其他民族的哲学相区别。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两种哲学运动造成了中国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重构和转变。这种重构和转变,对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历史来说,无疑是空前的。在中国哲学历史上,也曾有过外来文化及其哲学的冲击和影响,也曾对于外来文化及其哲学作过交流与融合,特别是从公元 1世纪到公元 8世纪,中国本土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进行了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并由此而熔铸了宋明哲学,把古代形态中国哲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但这两大哲学就其形态而言,毕竟都属于东方哲学的古代形态,在思维方式上仍有相近相似之处。如魏晋玄学与大乘空宗,在致思趋向上就有类似之处,从而为中国哲人理解、接受、消化印度佛教哲学提供了基础和前提。而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之相比则有明显的不同,要求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作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和转折,确立新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这里不仅包括了对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批判和突破,而且还包括对于近代形态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所发生的变化是空前的。

二、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

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集中表现为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的改变。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由此而显示出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在这种转型中所出现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首先就是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因此,开展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重视对哲学问题的探讨。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重视,与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其指向、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实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以逻辑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史观;而对哲学问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以历史文化方法为基础的哲学史观。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于:文化历史确定了哲学观念的特殊性及其在哲学史上的位置。哲学观念尽管有其抽象性、思辨性,但其根源仍在于文化历史之中,是经验世界的升华物。正是这样,哲学观念被分离为一般与特殊两种类型。哲学观念的一般类型,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这类问题是哲学与科学、宗教、政治相分离而形成的,从形成以后,它们就为以后的哲学家们反复探讨、不断思考;而它们一旦形成,便起着过滤器的作用,使经验世界的内容经过其间的过滤而升华为哲学的内容。这些经过过滤的哲学的内容,构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哲学观念的特殊类型,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在这里,不仅有基于时代和传统的不同对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且还有直接来自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如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在20世纪中国所引发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就是这种直接来自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换言之,这些问题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并不是其他民族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正是这些哲学观念的特殊类型,使得哲学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各异的民族风格。这些问题的提出、思考与探讨,不仅显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独特的内涵与风貌,而且又反过来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文化历史运动。

因此,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存在着两种提问方式。20世纪中国哲学所经历的转型,一个方面对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换,在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上多有创获;另一个方面则对于那些直接来自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作出了思考,对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大问题予以了回答。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使得20纪中国哲学呈现出绚丽多彩的色调和鲜活跃动的生命力。

然而,在哲学观念的两种类型之间,在哲学的两种提问方式之间,长期以来哲学史家们往往更为关注前者,而不大关注后者,甚至认为后者的一些内容根本就不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把它们摒弃于自己的视域之外。特别是一些以西方哲学为各民族哲学发展唯一尺度的研究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以西方哲学的尺度去裁量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为这些直接来自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最多只能是思想问题,似乎只有谈康德、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才算是谈哲学,而谈孙中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就不算是谈哲学。这就使得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总是停留在纯粹的哲学范围里,沉浸在形上世界的思辨之中,演绎于抽象的概念范畴之间,而不甚关注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的提问及其思考,缺乏由形上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兴趣。其实,这些哲学问题同样是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同样是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问题进入到哲学史研究中,哲学史研究才能保持同人的文化历史、同人的生活世界的更为密切更为鲜活的联系,才能保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根性,也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特别是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百年之间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上下求索,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无数足迹。当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功地进入21世纪的时候,去回溯这些思想足迹,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其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过,更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纯逻辑的东西,但却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自己激动人心的地方,有自己值得哲学史家认真研究、反复发掘的思想底蕴。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应当关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进程的哲学问题,关注这些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一个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且还深刻地反映了哲学史观的不同。 近年来,笔者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提出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即意在重视研究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的哲学问题,把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纳入到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来。早在1989年,萧萐父老师就在《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一文中指出:“鉴于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往往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浑杂难分,我们曾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厘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但进一步考虑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们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萧老师的这一思想,对于哲学史方法论,不仅是一拓展,更是一深化,可以说把握了哲学史方法论更本质更深刻的内容。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笔者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构想,正是在萧老师的这一思想启示下提出的。

从逻辑上看,即从哲学观念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看,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具有多层面的内容。这些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哲学自身长期以来探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本体论问题尤为古老。随着哲学形态的发展,本体论变换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在对本体论的反复探讨中,哲学家们或建构一个个哲学体系,或解构一个个哲学体系,由此而申发理想,寄寓希望,倾注感情,寻求智慧,重建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西方哲学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是环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而展开的。20世纪中国哲学转型,同样也是环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们基于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传统,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回答,从而以抽象的形式探讨并建构中华民族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近代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通过这种思考和探讨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通过这种思考和探讨来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因此,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提问,是以本体论及认识论问题为其中心和重心的。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对于历史观、文化观、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探讨,都是与这种本体论及认识论的探讨相联系的,都可以在这种探讨中找到自己的形上根据。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却是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国文化的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巨大变迁的历史,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而造成中西古今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的历史,是中国由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历史。如何看待这种翻天覆地的文化历史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得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而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又是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历史观和文化观问题,不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而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相联系。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哲学对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一些中国哲学家也从西方政治哲学中吸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变迁中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所没有的,也往往与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而较少思辨性,但对于20世纪中国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反复的思考与探讨。正是通过这种反复的思考与探讨,最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外,20世纪中国哲学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提出的,如女性主义问题、乡村建设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相交融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哲学对史学、文学影响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教育相联系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宗教相交叉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佛教哲学问题;有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在某一阶段中存在的问题,如哲学的个性化失落与重建问题、哲学的大众化与广大群众学哲学用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多方面的联系。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这些问题也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三、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潮

环绕20世纪中国哲学诸问题,中国哲学家们于百年间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与不断的探讨,由此而形成了各种哲学思潮。所谓哲学思潮,是指一定时代的哲学家们由一定的致思趋向和价值认同所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开展。同一思潮中,往往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他们一方面有着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另一方面又有着大体一致的致思趋向和价值认同。通过对思潮的研究,既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走向与学术贡献,又可以从一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这就使得哲学史研究有了比较明晰的线索。因此,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重视对思潮的研究十分重要。

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时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诸多哲学思潮风起云涌、分合流变。在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么多的思潮。但这些思潮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相互的交叉、彼此的纠缠。这样一来,就使得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把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划分得过于简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哲学家衡论当时的哲学思潮时,这一问题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例如,艾思奇在 1933年所写《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哲学划分为三大思潮:一是种种输入的资本主义型之哲学;二是对封建的哲学传统的不断复归;三是唯物辩证法哲学。贺麟在1945年所著《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把近50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划分为三大思潮,一是实用主义,其政治背景是自由主义;二是辩证唯物论,其政治背景是共产主义;三是古典哲学的新发展,其政治背景是三民主义。在最近20年中,随着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展,很多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三大主要思潮。笔者则在199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中,提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三大主要思潮。十多年过去了,笔者感到自己的这种理解,固然仍能适用于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解释,但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就很难作周延的解释,需要作一种新的拓展。

第二个问题是把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层面的思潮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第一个问题导致的。由于对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划分得过于简单,因而往往把一些有交叉内容或近似内容的不同思潮,都视为一种思潮。如科学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思潮,这本是三种不同性质的思潮,但由于其中存在着交叉的内容,如胡适既是科学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西化思潮的提倡者,因而就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三种思潮混而视之,以为就是一种思潮。其实,这三种思潮所探讨的问题并不是相同的: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的意义与价值作了放大,强调哲学要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哲学要不要沿着本体论的路向发展;自由主义思潮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讲的是一种政治哲学;西化潮则凸显了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是一种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像胡适那样将这三种思潮集于一身者,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张君劢、徐复观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典型的自由主义者,都他们都不赞成科学主义和西化主张,而是哲学上的人文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张君劢作为玄学派的代表,与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就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在50-60年代台湾中西文化问题论战中,徐复观与胡适、殷海光、李敖等西化思潮主张者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就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又如,金岳霖是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却不是西化思潮的主张者。他在建构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时,强调“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概念,并吸取“道”作为自己本体论的最根本的概念。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本体论有“中国味”,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情感和追求。因此,把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内容的思潮混为一谈,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深入研究。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笔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应当把哲学思潮的划分同哲学问题的划分结合起来,即根据各种思潮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来区分不同性质的哲学思潮。因为某种哲学思潮,总是针对某种哲学问题而发生、而发展的。正是环绕不同层面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根据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可以把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潮作一种结构性的划分。

第一,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环绕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及其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现在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着知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有代表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都是在这三大思潮的探讨与互动中建构的。

第二,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环绕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民生史观三大历史观及其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形成了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三大文化思潮及其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其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又有十分复杂的思想派别,不可一概而论。在这些思潮的复杂联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前期冯友兰的历史哲学、晚年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都曾吸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吸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吸取了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直接结合起来。此外,在20世纪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环绕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也会形成一些存在时期并不长、但在当时却颇有影响的思潮,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战国策派思潮即是一例。

第三,在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思想世界中,许多政治哲学思潮泛起一时,产生过阶段性的影响,如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政治哲学等。经过这一时期的思想论争与政治实践的选择,环绕政治哲学问题,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潮及其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等,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吸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需要说明的是,从这三个层面的问题来划分思潮,并不是要把这些哲学思潮作一种截然的分开。一些不同层面的思潮,在实际的历史中本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就是如。但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说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的复杂性,在这里作了不同问题层面的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作了三个问题层面上的展开;现代新儒家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作为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而在文化观问题上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派。不同层面问题上的思潮,其间当然也存在着联系,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科学主义与进化史观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科学主义思潮以进化论为科学方法,以此解释历史、说明现实,导致了进化史观风行一时;又如,现代新儒家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他们建立的本体论体系分别称之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就很直观地反映了两者间的联系;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由他创立而后成为了国民党政治哲学的三民主义之间,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除了这三个层面的哲学思潮外,在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展开中,还产生了一些以哲学为内核的社会文化思潮,如女性主义思潮、乡村建设思潮、教育哲学思潮、近代佛学思潮等。这些思潮既有许多非哲学的成份,同时又具有哲学的内核,因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边缘性思潮。这些思潮尽管在哲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但却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有其自身的活力与价值,并在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哲学的诸多思潮,通过这一结构性的划分,可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疏和比较清楚的展现。由此来看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能够透过纷繁复杂、起伏纵横的哲学思潮,对其基本格局和基本框架有一个更为明晰的把握。如果说哲学问题是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的网上纽结,那么哲学思潮就是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的网上主线。以问题为中心,以思潮为线索,这样一来,就可以比较好地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了,比较好地展开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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