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收集与利用:点滴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 次 更新时间:2019-03-23 2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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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是做好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史料价值。但由于这套资料属于内部发行, 印刷量很少, 海内外图书馆的收藏非常零散;“读秀”“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提供的资源虽然相对较多, 但也并不完整, 且在整理编排上存在不少混乱之处。此外, 这套资料在利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关于这套资料编辑的初期情况, 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曾有一个简略介绍。笔者因近年在这套史料的收集和利用上有所努力, 故不揣冒昧在此谈点个人体会, 以就教于方家。

  

一、“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编辑与发行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开篇即提道:“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 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这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公布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从1982年到1999年, 中央档案馆先后与20家省级档案馆合作出版“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由中央档案馆负责提供档案和出版审查, 由地方档案馆负责编辑。大多数地方汇集的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 也有少数地方汇集的文件时限延续到1949年。该文件汇集是供党史学界内部使用的, 被称之为“馆存本”或“馆藏本”, 其中又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卷数较多, 按照组织机构和时间分排, 印数一般在2000本左右;乙种本为甲种本不宜刊布的史料, 卷数少, 印数也更少, 一般在1000本左右, 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发行乙种本。这套史料总计有366册, 估计字数在七八千万字。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 将这套文件汇集的详情列表如下 (见表1) 。

  

表1“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与“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发行密切相关的是, 从1984年到1994年, 中央档案馆或单独或与省级档案馆合作, 还在内部发行了若干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文件, 详见表2 (其中鄂豫皖分局和湘鄂西分局的文件已汇入表1) 。

  

表 2 “中央局及中央分局文件汇集”

  

二、“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重要价值


   “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从省到县区各级地方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群团组织的通告政纲、公函往来、会议记录、登记表册, 有些还汇编了当时的报刊资料, 内容十分丰富生动。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央档案馆, 史源可靠。而编者在编辑中均按原件刊印, 保留了文件原有的面貌和风格, 是研究中共地方党史的第一手文献。这套文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它有助于研究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实现从“制度史”到“实践史”的研究推进。传统的党史研究对制度层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较为关注, 而对制度的实践和运行则较为忽略。其实,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因此, 著名学者邓小南就提倡中国古代史研究应该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 即从现实出发, 注重制度的历史过程, 注重制度与组织、制度与人事、中央与地方等诸种关系。尽管中共制度史的研究深度远不能与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深度相比, 因此仍需要继续大力深化, 但现在亦亟须同时在制度的实践层面的研究拓展。日本学者高桥伸夫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率先展现这样一种以实践中的关系为核心的“活”的制度史研究的风貌。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 举凡下级报告中的诉苦抱怨、上级巡视中的问题展示、会议记录中的众生百态、各种纠纷矛盾的滋生和化解过程等, 都为党史学界开展制度的实践研究提供了最原始、最生动的材料。

  

   它有助于研究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实现从“总体史”到“地方史”的研究推进。传统的党史研究大多着力于总体史的书写, 地方史常常被看作总体史的缩影。中共领导的地方组织和军队固然受到中央组织与政策层面的直接影响, 但各个地方的情况差别甚大, 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交通万千阻隔, 信息严重不畅, 革命者来源芜杂, 社会生态复杂多变, 这就使中共的地方史尤其是根据地史各有其浓厚的地方性特点, 如果满足于用“缩影”来理解地方革命史的进程, 无疑会严重曲解历史的复杂性。因此,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共党史的著名学者范力沛 (L.P.Van Slyke) 多年前就一直大力倡导“根据地研究”, 他培养出的一批学生也正以功力深厚的中共地方史研究见长, 甚至被人称为“斯坦福学派”。毋庸置疑, “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是中共地方史研究赖以立足的基本史料。

  

   如果说前述两点已多有学者注意到的话, 那么还有一点是少有人论及的, 即这套史料还有助于研究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实现从“流变”到“渊源”的研究推进。无论是国内传统的党史研究还是海外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常常聚焦在抗战时期。即使是提倡根据地研究的“斯坦福学派”亦如此, 如陈永发研究新四军的华中和华东根据地, 贺康玲 (Kathleen Hartford) 研究八路军的晋察冀根据地, 保尔森研究八路军的山东根据地。抗战时期 (也可称为“延安时期”) 既是中共在政治文化和思想路线成熟起来的时期, 也是中共领导的军队茁壮成长以及在统一战线上大放光彩的时期。因此, 对许多研究者来说, 这一时期是理解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相对而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 都常常为“左”倾路线所左右, 革命力量损失惨重, 革命道路艰难曲折。因此, 以往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相关研究, 常常追寻的问题是革命为什么会屡遭失败?然而, 这种简单割裂革命的失败和胜利、切割政治路线的幼稚和不成熟的做法, 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表现。史学大师陈寅恪坚信“唐之文治武功, 交通西域, 佛教遍布, 实为世界文明史上, 大可研究者”,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 他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著作并没有落笔在盛唐或赵宋上, 而是倾力研究隋唐制度的渊源和政治的兴替。这大概是因为他把“分析其因子, 推论其源流”看作更紧要的事。陈寅恪的治学思想给研究者的一个启示就是, 在政治文化的理解上必须先“察其渊源”, 而后才能更好地“观其流变”。就此而言, 中共早期历史尤其是苏区革命史, 对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而“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总计七八千万字的史料, 约有一半以上是苏区革命史料, 对于党史研究者深入探析中共政治文化的渊源, 构筑起了最坚实的学术基础。

  

三、在利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首先, “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能完全替代原始档案的查阅工作。这套史料毕竟是编者在众多的革命史料中挑选出来的。编者对史料的取舍会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史实复杂性的全面把握。所以, 尽管普通研究者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中央档案馆, 到省级档案馆查档也困难重重, 但研究者还是应该尽可能尝试到地方各级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

  

   其次, “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在编辑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 不少文件没有标明写作的年月日,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经过自己的考证后会在文件上标明具体时间。但既然是后人的考证, 也就难免会出错。笔者在研究中就发现, 江西文件1929年第1卷中的《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 (1929年5月2日) 》与1929年第2卷中的《中共赣西特委关于赣西游击战争与减租抗租斗争等情况给江西省委的报告 (1929年9月26日) 》的内文略有差别, 实际上是同一个文件, 但这两个文件版本各有一些错误。综合其他史料可以判断, 这个文件的时间不是5月2日而是9月26日, 但9月26日版本中“郭、罗、伍等都是负队长秘书干事主要责任的”是错误的, 应为5月2日版本中“郭罗汪等都是负队长、指导员、秘书长等重要责任的”。诸如此类的错误在文件中比较多, 需要特别小心比对。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收集原版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非常困难或者价格过于昂贵, 现在许多研究者已经习惯于通过“读秀”等网络资源获取这些文件的电子版。但“读秀”在制作电子版的过程中又会出现不少新的错误。一种错误是电子版在制作过程中本身产生的错误。比如, “读秀”上的封面标有“陕西革命历史文件1942”, 其内文却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另一种常见的错误是这些电子版没有书脊, 甚至没有封面、扉页和封三, 许多文件只标有单位和时间, 而缺乏甲种本或乙种本的编号, 需要读者自行判断, 而在此过程中常常出错。比如, 湖南文件电子版能找到甲1—10, 也能找到甲12—17和乙种本, 却一直没有找到甲11。如果核对原书才会发现, 乙种本的书脊编号为11, 即甲种本和乙种本在湖南文件中是连续编号的, 而不是分别编号的。又如, “读秀”上的封面标有“陕西革命历史文件1941年1”“陕西革命历史文件1941年2”“陕西革命历史文件1941年”三个不同的文件, 让人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三个文件的编号分别为陕西文件甲16、甲17和乙3。此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即陕西文件乙3原书内含了“陕西省党组织清洗工作总统计表”等四张重要的表格, 但电子版制作时因为技术困难而将此表格完全略去了。总之, 通过“读秀”获得电子版虽然极其方便, 但也使史料出错的机会倍增, 研究者需要将电子版与原版对照校核后才能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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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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