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2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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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总结了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并分析了这些时间观的误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另外五种时间观——由经济和军事权力性质造就的积累性发展时间,由意识形态权力性质造就的多样性时间,具有一定主宰性的政治时间,能促使事物往反方向发展的道家时间,以及现实历史过程中所呈现的复合时间 (积累发展、多样性时间、主宰性政治时间和道家时间的复合)。本文讨论了这些时间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有机地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是历史社会学的要义所在。本文认为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本体论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道家时间、时间本体论、时间序列叙事、结构/机制叙事、社会权力、历史社会学

  

   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在国内成了显学 (成伯清,2015;冯仕政,2012;渠敬东,2016;孙砚菲,2014,2018;肖瑛,2016;应星,2016;周飞舟,2015, 2016)。相比于十多年前以社会分层和市场转型为核心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但是在推广历史社会学时,我们的学者往往有把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门专门研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社会学分支,一门有利于竖立“文化自觉”的学问,等等。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偏差的。要理解笔者的这一说法,我们需要从人类讲故事(叙事)的方式说起。

  

   人类叙事只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结构/机制叙事,二是时间序列叙事。【注:时间序列叙事的核心是溯因法(adduction)。它的基本手段就是为某案例建立一个年表(chronology),然后在年表中找出导致某一后果发生的关键性转折点。溯因法是历史学最为核心的推理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建立年表是历史学研究中关键的一环。】如果某人说“我能去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是因为我有钱的父母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在青少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此人所采用的就是结构/机制叙事手法;但是如果某人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其实和我的父母关系不大,而是因为我初二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我因此来到了普林斯顿”,此人采用的就是时间序列叙事手法。这两类基本的叙事方式在近代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即分析某些结构/机制与社会后果之间关联的社会学,以及分析时间序列中的某些关节点上的重要人物或事件对于社会后果产生转折性影响的历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最为核心的基础学科。

  

   结构/机制叙事和时间序列叙事在经验上并不对立。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是结构条件所致,可以是自身在某一关键时期决策的结果,同时也可以是结构条件和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然而,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有充分的专业化发展的今天,这两种叙事手法却经常处于对立。具体来说,社会学家往往会过度关注结构/机制逻辑而忽略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具有转折点性质的作用,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会轻视结构/机制逻辑而一味强调历史的各种偶然性。笔者认为,从人类叙事的基本手法这一角度来说,即使分析当代甚至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照样可以采取历史社会学视角。换句话说,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发生在过去还是当代,也不在于我们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而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的分析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历史社会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

  

   问题是,时间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应当怎么结合?笔者认为,时间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结合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理解时间的结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或者会无意识地遵循某种结构性的时间观,或者会有意识地论证某种结构性时间观的正确性。对时间的性质,或者说对时间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就成了学者们看问题的不同出发点,或者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学者们不同的本体承诺。

  

   本文首先扼要讨论当前西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背后蕴含的五种常见的时间观,以及它们各自的弊端,随后阐述笔者在多年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几个对时间的结构性的理解。这些理解的总和就是笔者的时间观,或者说笔者做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时所坚持的本体承诺。

  

   如果说有机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是历史社会学的真谛,那么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本体则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

  

一、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性


   需要说明,以下所总结的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涉及到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两种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两种常用的研究方法。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学者并不见得对某种时间观或者说史观会有特别的阐述和坚持,但是两种方法背后却蕴含了各自对时间性质的不同假设,或者说这些时间观是这两种方法在逻辑上能成立的基础。 后三种时间观(即进步时间、循环时间和无规律多样时间)则是西方哲学家对时间的三种不同理解。学者一旦主动地,或者不知觉地接受了某种史观,该史观就会成为该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收集经验材料的出发点。虽然这五种时间观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但就本文的议题来说,这两个层面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一)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研究

  

   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比较,因为我们必须通过案例之间的差异才能了解某一案例的特殊性。社会学研究也离不开历史,因为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历史后果的影响总是在时间过程中发生作用。但是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却是随着一种在本质上对时间不敏感的横向比较研究的发展而发达。采取横向比较研究的学者一般会找几个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历史阶段的案例进行比较,其目的是寻找造成案例之间某些差异或相似的结构性原因。他们的问题可以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英国走向了民主、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发生了革命?” (Moore,1966);“为什么在一些近代欧洲国家,战争摧毁了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并促成了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兴起,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却在战争中得以保存并促进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 (Downing,1992);“为什么在十八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 (Ertman,1997)。对于采取这类研究方法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除了那些能用于解释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外,不同国家在其它方面的差异,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响,相对来说都只是一些非关键性的差别,或者说历史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能为我们揭示某些社会结构/机制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社会学中,横向比较研究产生了众多名著。然而,虽然有些做这类研究的学者(比如Moore)在他们的具体叙事中展示了对历史进程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他们的结论也不见得一定就不正确,但这类研究因为在方法论上不能解决以下两个问题而饱受诟病:第一,社会学比较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实验很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能做到控制样本之间任何不想看到的差异,他们的结论因此比较可靠。但社会科学的案例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作者不愿看到却不能控制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案例之间某些差异的结构因素和机制不见得就是造成那些差异的真正原因(赵鼎新,2015)。

  

   第二,此类研究注重结构因素,忽略行动者的策略和误判、以及重大转折点性事件等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所研究案例之间产生的差异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很难被对个案有深度了解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比如,根据斯考契波(Skocpol,1979),法国、俄国和中国之所以都发生了社会革命,是因为它们有三个结构共性:资本主义经济对本国传统经济的摧毁,战败造成的财政和合法性压力,传统农业经济的形式以及农民相对于其他阶层的独立性。就中国来说,她把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几乎混为一谈,强行地把晚清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和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其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际影响、国共合作、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日本人全面侵华和八年抗战、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完败等等似乎都不重要。难怪她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被中国近代史专家几乎完全忽视,而她的书刚一发表就受到了法国革命专家苏威尔的严厉批评(Sewell,1985)。

  

   (二) 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研究

  

   在做这类研究时,学者们的目的往往是想指出某些历史上的文化和制度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指出时间过程中不变的一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制度对于当代政治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西方因此被广为关注,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学者就是白鲁恂 (Pye,1968,1981,1988; Pye and Verba,1965) 和裴宜理(Perry,1993,2012;Wasserstrom and Perry,1992)。比如,白鲁恂(Pye,1988) 的《官宦与干部》分析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列宁主义之间的紧张,以及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主导;裴宜理(Perry,2012) 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的传统》 则分析了儒家文化、秘密社会组织和民间宗教传统在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组织、动员和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所起的作用。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的政治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从逻辑和方法上来说,文化论必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或者说品种繁多的文化剧目(cultural repertoire)。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科学案例中,行动者的行动很少能穷尽所有的文化剧目。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某些行动者采用了某些文化剧目,而不是另外一些文化剧目(Zhao,2010)。我们千万不能看到一些人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就说这是杨朱、陈亮思想的影响,看到另一些人非常保守就说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说法什么也没有解释。

  

第二,古代和今天肯定有许多相似,但这些相似中,哪些是来自文化传承,哪些是因为人类处理此类事务的方法手段本来就不多?比如,如果有人准备要办一个有数千人参加的宴席,他就必须找上几个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让他们主管场地、财务、采购、烹饪、后勤、礼宾等环节,而每个主管手下又不得不找一堆人来帮忙,并且作更细的分工。如果这晚宴要办得成功的话,准备晚宴的人还必须职责分工明确。如果“准备晚宴”此类事情变得经常,一个科层体制在有没有文化传承的情况下也都可能会逐渐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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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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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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