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8 次 更新时间:2020-10-20 22:52:47

进入专题: 知识研究   历史社会学  

郦菁  

   内容提要: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发展不仅包括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也内含研究议题的变革。本文从其中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出发,来讨论这些议题如何体现历史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内核,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文章重点阐释了知识-权力装置的建构、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知识生产时刻这三个知识研究的可能面向,并回顾了诸多西方学界近期作品来加以阐发。

   关 键 词: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权力;理论

  

   一、历史社会学的议题转变

   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思潮中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于行动主体和历史或然性的关注逐渐取代了对于超级结构主义(hyper-structuralism)的迷恋,而对于事件和过程的重视则取代了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研究方法。我在此不予赘述,亦可参考此前中文语境中的综述(郦菁,2016;钱立成,2019;徐晓宏,2017;严飞,2017)。在英文语境中,《再造现代性》(Remaking Modernity)一书对于历史社会学本身做了一个知识考古,不啻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一种诞生宣言,也是最重要的总结和论述之一(Adams,Clemens & Orloff,2005)。然而在此之外,此书的编者还提出了“第三波”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与时间想象变化相伴随的研究议题变化。

   概而言之,“第三波”从传统的有关现代社会形成与变迁的政治经济议题转向了文化,导致了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从对国家强制和制度权力的关注转向日常生活中毛细血管般权力的运用;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压抑和贬低的所谓“非理性”面向,如宗教、情感、习惯等,也在“第三波”重新复兴;最后,政治和经济精英之外的多元社会群体,如庶民(subaltern)、女性、LGBT群体、少数族裔、非西方社会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Adams,Clemens & Orloff,2005:22-23)。这些新议题对于批判和重构“第二波”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如国家、革命、阶级、世界体系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新鲜素材和视角。

   本文将主要概述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所谓“知识”,是对于信息流的特定组织方式,一方面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有别于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如理念、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等。简言之,“意识形态”作为一整套连贯的话语,内部更为统一,并以国家、教育机构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来建构、再生产和灌输;而“知识”内部并不连贯一致,可能有多元的范式,并对应多元的生产者/持有者、生产空间和认知模式。而与广义的文化概念和因素相比较,知识则更系统,是更有意识地组织信息的方式,往往明确地与一定的制度场域相联系,并因这些场域和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显见的变化。因此,知识研究的兴起与广义的文化转向关系莫大,但仍有所区别(Swidler & Arditi,1994:306)。早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的知识社会学更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知识分子政治(曼海姆,2002),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动向有机结合,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本文将用以下三个部分来逐一论述各方面的理论贡献和实证层面的切入点,并简要介绍代表性的作品。

  

   二、知识-权力装置

   首先,由于对权力作用机制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知识研究抛弃了社会结构和结构性地位单向度、决定性形塑个体的论调,转而关注知识-权力的一整套装置(apparatus或dispositif)是如何建构并起作用的(Foucault,1980)。福柯自身也从未对“装置”下过清楚简洁的定义,但似乎至少包含:(1)保证知识生产与分发的各种制度和行政工具;(2)知识的形式、认知模式与传播方式;(3)知识的具体话语本身以及有效性;(4)技术。正是因为此前对于普遍的、超历史的真理的想象已经几乎走入死路,福柯主义实际上把关键问题转向了对于真理的言说。换言之,现在最重要的是所有知识、概念、话语是如何生成的,通过怎样的装置、何种历史过程获得了普遍性,并巩固了权力;通过此番操作,福柯主义把此前的哲学难题都消解为了历史问题(韦纳,2018:36)。并且,用“装置”替代“结构”,与“第二波”后期历史社会学家开始用“制度”替代“结构”的运动类似,在“个体”与“结构”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避免了机械僵化的结构主义,为引入多样性与时间性打开了空间。此外,福柯主义还力图还原历史和社会事实的特异性:因为对于知识-权力装置的发现,可以看到被建构的连续性所掩盖的断裂,观察不同时空现象如何被合并为同类项,普遍性如何被制造出来(韦纳,2018:37~68)。这都为“第三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用以纠正“第二波”内在的目的论和功能论。

   此处先单举一位深受福柯影响的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知名教授,此前他以《怀柔远人》《英国的课业》等作品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收获了相当的赞誉。在其2008年出版的《防卫帝国:不列颠的殖民知识及其在亚洲的帝国建构》一书中,何伟亚力图描绘从1880年到1940年英帝国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军事情报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而重新构建了有关不列颠殖民地的知识,并维系了帝国本身的权力体系(Hevia,2012)。在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竞争升级,英国需要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控制,而英国国内亦发生了崇尚统计工具、在议会内部新建专门的政策委员会、公务员系统建设等行政方面的制度改革,军队系统也开始引入新的行政和后勤技术。在此背景下,伦敦在1872年建立了负责整个帝国战略的情报部门,随后在1878年建立了“印度陆军情报分部”。

   正如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中指出的那样,军事/外交和商业情报是17世纪以来的一种重要知识(Burke,2013:ch7)。何伟亚则通过一种历史学家的细腻叙述技巧,把19世纪后半期英帝国内部支撑和生产这种新知识形式的整套“装置”加以剖析。

   首先,这种军事知识被重组为“路线手册”(route book)和军事报告(military report)这样的标准形式,而此前情报系统大抵只负责绘制地图。此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多层丰富信息,如地理概貌,人口数量、族裔分布的统计,各种势力军事力量的面貌和测算,物资分布情况,殖民地区及周边的政局等,而后者只有地理的单层信息。这与统计技术在19世纪后半期进入西方国家治理技术核心(Woolf,1989)以及工程师出身的新技术精英进入情报系统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这种知识形式也是通过一整套新的制度和实践生产的,比如横跨亚洲收集军事统计数据的侦察活动实现了制度化,而不再是浪漫化的探险;搜集到的情报进一步通过整个亚洲的使馆、领事馆和战略据点的网络来流通;对于情报的整理、存档和检索系统的建设;此外,还有绘制地图和统计等新技术的运用。

   最后,这一新知识形式使得备战和军事规划成为制度化和长期化的活动,并重构了帝国的权力结构和知识基础。因此,在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取代帝国的时代,殖民帝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反而增强了。帝国通过这些知识-权力装置将亚洲客体化,而这种特定的知识反过来又被亚洲所内化,成为它们理解自己的方式。

   此外,著名的人类学家提摩西·米歇尔(Timothy Mitchell)在《专家治理》一书中,通过分析埃及的殖民历史中的知识建构,更有力地说明了知识-权力装置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他指出,“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领域、社会科学知识的对象、统计与政策的对象,是晚至20世纪之后的历史现象。埃及作为一个相对边界明晰的经济体的建构过程,最早正是在殖民时期一整套装置的作用之下完成的。

   首先,三角定位法(triangulation)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测绘行政机构的建立,使得地图的“精确”绘制成为可能,一个统一的可测量的空间从此诞生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空间知识并没有“增长”,也并不必然更“精确”,而知识的再分配确实发生了,知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被创造出来,使得专家和官僚获得了操控空间。其次,通过把殖民前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当地统治者的土地政策与法律制度污名化,私有产权在殖民时期被合法化,成为新经济体的重要基础。这种新的产权制度,正是通过地图测绘、新法律制度和庄园内部束缚农民的空间政治来达成和维系的,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白人殖民者。最后,关于国民经济的统计技术和统计机构的发展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棉花在殖民经济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对于这一单一商品的统计使得复杂的经济关系被大大简化和同化,很多经济活动被遮蔽了。而以此为基础的统计发布,又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及其听众。当然,统一货币的发行、城市发展等也是重要因素(Mitchell,2002:ch 2 & 3)。

  

   三、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

   知识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学最新发展的另一贡献,在于重新找回了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在“第二波”的研究中,行动者如果不是结构的牵线木偶的话,也总是无法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相抗衡。个体的理念、行为和动机无非是“深层结构”形塑的结果,因而并不是长时段历史解释的恰当层次与最终动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知识研究关注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关注知识在这些主体之间的流变,关注不同知识/理念的竞争,实际上极大地提高了能动性与文化的权重,并引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或然性,打破了原来的解释框架。更进一步的是,知识研究极大修正了此前对于行动的一些基本假设。在原先典型的解释图景中,个体或群体行动者有明确的目标,不论此目标是经济或政治的利得,还是文化或超验的价值,往往是由其结构性地位所决定的。而实际上,恰恰是行动者所拥有的全部文化工具或全部剧目本身(repertoire),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决定了行动的目标及其手段,而不是先验的、先定的。换言之,行动目的是在历史情境中涌现的,是行动本身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对于行动者的知识图景、理念和文化工具的具体分析,以及对于历史场景的理解,才能有所查知(Biernacki,2005)。在此过程中,个体才被建构为“主体”,而行动的对象才产生了。除此之外,与特定知识生产、传播与旅行相关的布迪厄主义的“场域”之诞生,其内部网络的形态、不同行动主体的地位和社会资本、权力关系的面貌等,亦是新历史社会学可以大展身手的研究议题。

当然,知识研究作为一个松散的集合,内部也有多种取径,背后隐含的时间性也很不一样。其中有一种关注了行动者,但更接近“第二波”的解释图式。比如,社会学家萨拉·巴伯(Sarah Babb)追溯了墨西哥是如何从20世纪50年代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变为70年代之后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在此过程中,核心的学术机构以及学术权威发生迁移,经济学家的政治角色和制度基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她认为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的结构变化(Babb,2001)。再比如,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话语共同体》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变迁与阶级结构如何影响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想运动的发展,知识的主体和话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Wuthnow,2009)。而另一种更激进的知识研究对于行动主体的想象是这样的:知识主体的更替、知识范式的更迭、知识场域的转型,才是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力。这一过程充满了能动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知识研究   历史社会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221.html
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京)2020年第12辑

3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