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9-02-17 2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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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  

   内容提要:日本开港后,内外交困的幕府为自救自强,自1854年至1867年接连推行了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即幕末改革。从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幕末改革迈出先期探索的第一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政策思路、工厂设施和人才梯队。在此基础上,明治维新得以全面展开并实现社会转型的第二步。维新期间,前十年的欧化改革,决定性地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产生了财政困难、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等问题;以天皇亲政并介入改革为标志的后十年改革,维新官僚及时纠正失误,全面调整近代化政策,走出困境并最终使资本主义在日本扎下根。政策调整成为决定维新成败的关键。甲午战争前,光绪朝的中国官绅精英多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马关缔约后,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明治维新转而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

   关 键 词:明治维新  幕末改革  近代化  欧化改革

  

   2018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中国版维新即戊戌变法第二个甲子。日本因明治维新由弱变强,走上武力崛起之路,中国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和梦醒者。在中国学术界,有关明治维新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仍有若干问题值得再思考。

  

   一、再议源起: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曾出现过讨论明治维新性质的热潮。周一良先生认为明治维新是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重申“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①吴廷璆先生也强调明治维新源自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认为“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②此后,明治维新源自内外矛盾和危机,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明治维新与开港后幕府主导的三次改革,即安政改革(1854-1857)、文久改革(1861-1864)和庆应改革(1865-1867)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若有,此种关联因何而产生,又如何表现等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几无提及。③有鉴于此,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揭示明治维新与幕末改革的关系。本文认为,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是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在时代背景、方针政策和人才机缘上存在连续性。换言之,使日本初步完成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源起于幕末改革。理由如下:

   第一,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时代背景相同。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得到全面增强,开始了全球扩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通过坚船利炮,不断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尔后将东亚国家陆续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858年,关注东亚局势变化的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④西力东渐、组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构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大的时代背景。

   欧美冲击之下,东亚国家要实现图存救亡,只能选择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概括起来,日本的近代化启动于开港后幕末改革(1854-1867)的先期探索,初步完成于明治维新。两者之所以形成历史逻辑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面临的历史课题大同小异。自1854年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到1858年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五个国家签订修好通商的“安政五国条约”,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税率制度等不平等条款严重损害了日本的主权独立。至1866年,《江户改税协定》规定欧美进口商品一律“值百抽五”,日本进一步沦为欧美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日本面临跌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民族危机,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主权完整、实现民族独立等课题被提上日程。

   基于以上状况,就不难理解为何从幕府将军到明治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与万国并立”或“与万国对峙”的国家目标。1867年10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大政奉还上奏文》中,首次提出“保护皇国,必可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⑤明治政府继而承之,此目标成为明治初年官方言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如1868年《王政复古大号令》的“挽回国威”和《宣扬国威宸翰》的“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869年《版籍奉还上奏文》的“与海外各国并立”,1871年《废藩置县诏书》的“与万国对峙”,1874年《殖产兴业建议书》的“与各强国并驾齐驱”等。⑥明治初年,日本面临的历史课题并未因幕府灭亡而自行消失,与欧美对等的国策目标遂被一再重提,展示出同一时代背景下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一以贯之的对外逻辑。

   建政伊始,明治政府即把修改不平等条约列为外交要务之一。从1868年12月日本政府向欧美各国驻日公使表态要修改条约以后,泽宣嘉、副岛种臣、寺岛宗则、井上馨、大隈重信、陆奥宗光等历届外相都费尽心思,提出多个修约方案。至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修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方废除领事裁判权,适度增加进口关税。再至1911年与美国签订新条约,日本才完全收回海关主权,实现了幕末以来“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为此,明治政府频繁发动侵略战争,牺牲邻国、损人自肥,甘当其时世界首强英国的鹰犬。

   第二,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在近代化政策思路、硬件设施建设上存在连续性。富国强兵、组建近代陆海军,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国策,其基本思路源自幕末改革期间提出并践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幕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1)设置陆海军学校,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安政改革期间,幕府在长崎开办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士官传授海军技术;在筑地铁炮洲创设讲武所,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洋式战斗队列。庆应改革期间,讲武所改称陆军所,增设步骑炮士官学校,由法国军事教官团任教;军舰操练所改称海军所,聘请英国海军士官为教官。(2)创建洋式军工厂,制造枪炮舰船。安政改革期间,设石川岛造船厂、浦贺造船所和汤岛铸炮厂。文久改革期间,由荷兰技师指导,建成长崎制铁所;建关口大炮制作所,研制近代火炮。庆应改革期间,与法国订立贷款协议,用于购置枪炮、军舰和建设横须贺制铁所。(3)组建近代陆海军。文久改革期间,勘定奉行、军舰奉行等兼任“军制挂”,计划设置含步骑炮兵三兵种的陆军常备军,兵员1.3万余人;在全国组建含6个海岸舰队、370艘舰船、总兵员达6万余人的海军。⑦设置陆、海军总裁,发布《兵赋令》,命令幕臣领内的农民服兵役,致使老中体制和“兵农分离”准则受到冲击。庆应改革期间,继续编组近代军队,至1867年12月,编成近代步兵17队、骑兵1队和炮兵4队,总兵力达到1万余人。⑧可见,富国强兵意识在幕末改革期间已深入人心,明治政府成立后,无须再对此作过多政策强调。明治维新期间,政府接管并扩建、新建幕府时代遗留的军工厂等硬件设施,培养人才,全力打造欧式陆海军等,均沿用了幕府强兵改革的基本举措。

   幕末改革的殖产兴业模式也在明治维新期间继续发挥作用。安政改革期间,幕府新铸并发行劣币等金融举措虽乏善可陈,但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殖产兴业国策。文久改革期间,幕府干预流通,统管市场,包括:下达《五品江户回送令》,控制杂谷、灯油、蜡、绸缎、生丝等五种日常商品的买卖;新设主管经贸的“国益主法挂”,控制物价、振兴贸易;派出官船“千岁丸”前往上海,开启对华贸易。庆应改革期间,幕府发布《生丝蚕种改印令》,对江户生丝批发商加重征税;允许运货马车使用官道,大米自由流通;撤销品川、新宿等处关卡;开通大阪至江户的货运航路;允许诸藩在开港地区设置贸易公司和仓库。此外,还与法国合资,成立日法商业海运联合公司;派德川昭武率团参加巴黎博览会;准予美国商人修筑江户至横滨区间的铁路等。

   最高行政当局主导殖产兴业的模式为明治政府所承袭。1870年,明治政府新设工部省,主管修筑铁路、灯塔,兴办官营军工厂和模范工厂,引进欧美技术设备和技师。1873年,成立内务省,主管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土木、地理等事务,成为殖产兴业的重要部门。1874年,访问过欧美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建议书》,首次完整地阐释了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方针,即“依靠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要求政府官员“制定办法”,指导民间创业,充当保护者与诱导者。⑨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模式与幕府别无二致。

   再者,幕末改革放弃了孤立主义的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安政年间,幕府不惜违反天皇的旨意,接连违敕与外国签约,敞开国门。文久年间,幕府被迫转而采用公武合体方针。为取悦京都朝廷、促成皇妹和宫亲子内亲王下嫁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幕府派出赴欧使节团要求推迟开港开市,还违心宣布“全国大攘夷”。实际上,长崎、横滨、箱馆照旧开港,幕府军队未向欧美舰船开过一枪一炮。庆应改革期间,德川庆喜对法国驻日公使罗修的建议言听计从,劝说朝廷缔约开港。1868年元旦,兵库、新潟开港,大坂⑩和江户开市。幕府关注、引进欧美文明,聘用欧洲的军事、技术顾问或教官,即请进来、“用客卿”的政策,对明治维新不无启迪。

   同时,幕府顺应欧美文明的冲击,采用振兴洋学、培养人才的政策。安政改革期间,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蕃书调所,续增英语、法语、德语和数理化等新科目,培养人才。文久改革期间,蕃书调所再改称洋书调所,增加物产学科。新设学问所奉行,制定包括创办小学在内的学制改革计划。洋书调所又改称开成所,办学宗旨强调“调查各国之强弱虚实、水陆军之状况和器械之利钝”,研究“为海内万民有益之技艺”。(11)幕府还向荷兰派出榎本武扬、西周等首批留学生。庆应改革期间,又向俄国、英国派遣了留学生。\r

   1868年,明治政府发表《国是纲目》,强调文明开化的要点是“掌握世界万国学问”,“勿失如欧洲各国文明开化之千载良机”。(12)在政府规划下,官立与私立洋学校并驾齐驱,派出留学生与聘请洋教授相辅相成,法国式《学制》通行全国,生活方式、社会礼仪、历法计时等与欧美世界接轨。就政策的广泛性而言,明治政府远超幕府;但在坚持对外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等根本点上,两者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

   第三,无论是应对时代赋予的历史课题,还是适时推行近代化政策,均需人才梯队发挥作用。从政治史的视角来看,开港后的政争博弈与明治新政,构成了一场决定近代日本发展方向的倒幕维新运动。从近代化的角度观察,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构成先期探索、全面展开的前后两个阶段。投身其中的佼佼者通过交叉博弈之间的人际往来,形成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人才梯队的人脉机缘。开港后,诸藩与幕府几乎同时推进改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由利公正等一批新锐人物在改革中崭露头角,并在尊王攘夷、公武合体或武力倒幕的博弈中,互通声气,声望倍增,组成决定幕末政局走向的人脉网络。通过1868-1869年席卷本州岛和北海道的戊辰战争,新政府横扫幕府及其残部,实现政权更替。凭借倒幕的功勋,大久保、西乡、木户等倒幕志士获得俸禄和地位,又在明治初年不间断的官制调整过程中排除守旧的公卿和大名,由倒幕功臣转而成为执掌实权的维新官僚。

这些经历倒幕运动残酷淘汰的幸存者,年富力强且能文能武,精通权谋术数,具备弃旧布新的头脑、眼光和魄力。成为维新官僚之后,能够在短时期内提出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远超幕末改革,进而导致质变的近代化政策。换言之,如若任由幕臣为维护德川家族统治而胡乱作为,幕末改革势必适得其反。安政改革的强硬派首领、大老井伊直弼为维护幕府权威,策动安政大狱,彻底激化了幕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刺杀井伊的“樱田门外之变”,成为文久改革期间幕府转变政策的契机,但维护德川家族利益的底线并未发生改变。庆应改革的参与者、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和栗本鲲等幕臣为取得拿破仑三世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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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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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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