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 次 更新时间:2017-09-20 16: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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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  

  

   内容提要: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历史的国家,但是其日本研究则开展得较晚。不同的时代,研究理念、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却均有中国的学术特色。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的日本记述与研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增添新内容,异彩纷呈。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的日本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反思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不无意义。

  

一 1949年之前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传统视角和方法


   (一)古代中国正史的日本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

   在古代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首次记述,见载于班固编著《汉书·地理志》的“燕地”条记汉武帝设置玄菟、乐浪郡的史迹时,顺便提及“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仅19字而已。此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正史的日本记事内容日益丰富。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为倭国正式立传,记入其地理方位、物产风俗以及倭奴国、女王国与东汉的交往,全文计696字,为研究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以1987字的篇幅,更加详细记述了邪马台女王国的地理方位、宫廷生活、官民等级、对外交往,以及倭国物产和倭人习俗等内容,留下了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的千古论争话题。

   《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所谓视角,即“外辨华裔之别”,《倭传》和《倭人传》均将日本列入“东夷传”,虽以天朝大国的尊大姿态,俯视着这个偏据海岛的“蕞尔小国”,但并无恶感。在当时人看来,“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所谓方法,其一,采用纪传体,记述文字庄重而平实,内容大体可信,具有实证的特点;其二,夹叙夹议,以记述为主,附有画龙点睛式的前序后赞,再加以议论和总结;其三,提出对倭国的整体认知框架,结合周边民族或国家与中原王权的关系态势来为倭国定位。自《新唐书》起,中国正史接受日本遣唐使“恶倭名,更号日本”的说法,“倭国传”改称“日本传”,但记述视角和方法,乃至文字风格亦一如《倭传》、《倭人传》。

   所谓研究(research),是主动和系统方式的过程,是为了发现、解释或校正事实、事件、行为或理论,或把这样事实、法则或理论作出实际应用。在古代中国,两次日本研究“热”均出现在明朝。第一次“热”与剿灭倭寇直接相关。有明以来,朝野备受前期倭寇的袭扰之困,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3),后期倭寇愈加猖獗。身处“北虏南倭”压力中的明朝有识之士,开始琢磨这股来自海上、肆虐中国沿海的劲敌,对日本的研究应运而生。剿灭倭寇期间,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多达数十种。其中,既有总督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倭国事略》,也有以诸将名义编著的研究著作,如李言恭等《日本考》、薛俊《日本考略》、郑舜功《日本一鉴》等。这些著述注重探索倭寇的缘起及攻防之策,真正的编著者当为随军进剿倭寇的幕僚。例如,入幕胡宗宪、戚继光帐下的昆山人郑若曾,先后编著《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论》、《江防图考》、《江南经略》等著作,纵论日本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倭寇由来,以及明朝兵务总论、江南海防与江防等,内容丰富,考备翔实,堪称嘉靖年间日本研究的第一人。

   第二次日本研究“热”出现在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朝鲜之役”猝发。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忧急而亡,侵朝日军败退回国。这场战争促使明季中国人再次关注日本。《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明外史·日本传》等史著,对朝鲜之役均有详细记载。郑若曾《江南经略》,也在万历四十二年重刻。时人王圻、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对“日本国”记述为:“倭国,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九百余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寥寥数语,道出了万历朝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恶。

   明朝人的日本研究,可以从康熙、雍正年间编纂、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通典》收入的《日本部汇考》六卷和《日本部总论》中得知其概貌。其中,《论倭疏略》、《论倭》、五篇论题相同的《议倭》、《日本部纪事》、《日本部杂录》等,研讨了日本风俗、地理形势、倭人“狡诈而狼贪”的民族性格、挑战中国并“为边境患唯此一国”的日本特色、“不可以礼义化诲怀服”的对日政策,还考察了倭寇的日本刀、鸟铳、袭扰作战的“蝴蝶阵”等问题。上述著作大体反映了明季中国士人的日本研究水平。观察视角依然是“华夏上国”的居高临下,研究方法则以实证为主,也不乏言之有据、视野宏大的评析。

   (二)清季的研究成果及其视角和方法

   鸦片战争后,清季中国的国势衰微。1874年日本兵侵入台湾,朝野震动,迫使中国人再次睁眼看日本,日本研究又逐渐升温。陈其元《日本近事考》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主张出兵东征,荡平祸乱之源。金安清《东倭考》,对明治维新给予相对客观评价,反对贸然东征。这一期间,还有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道员王之春《谈瀛录》、王韬《扶桑游记》等考察日本的论著问世。至19世纪80年代,刑部主事顾后焜《日本新政考》、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等著述也相继问世。90年代甲午战爆发之前,黄庆澄《东游日记》等著作刻印刊行。上述著作多以平和的心态,评述以明治维新为焦点的日本近况。各著论述的视角,依然未脱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日观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华夷有别”有色眼镜,阻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准确、深入地认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败于日本且被迫缔约,特别刺痛了中国朝野之心。言其败,则“天朝大国”居然被东洋“蕞尔小国”击败,而且败得很惨;言其约,则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剧为鸦片战争以来所仅见,劫掠者恰恰又是千百年来深受中华文化恩惠的日本。

   冷酷的现实,促使国人不得不认真而全面地审视武力崛起的日本。新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应运而生。其中,孔广德编著《普天忠愤集》14卷,收入光绪帝宣战上谕、群臣奏章、时人议论、诗词颂赋多篇,均为壮怀激烈、忠君爱国之作,展示了中国士人因败于日本而被迫割地赔款、优越感与屈辱感混合交织而成的无比强烈的精神冲击,因忠而愤的扶清憎日的激愤情感。同年,曾经客居东瀛多年的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大部头著作《日本国志》出版。这部书共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以此著的问世为标志,中国士人第一次调整居高临下观察日本的传统视角,开始比较客观、全面而实证地研究日本。几乎在同时,康有为编著了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以资戊戌新政。

   这些研究,树立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史包括世界史时注重实用的传统。用黄遵宪的话来说,就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这种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现实政治需求挂钩的传统,无非古代资治通鉴的近代版,有利有弊,不可作片面论。

   (三)民国期间的日本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和方法

   民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将中国保护国化;1927年制定肢解中国东北的《对华政策纲领》;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将14年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迫使当时的中国人下大气力去认识、研究日本,各类研究成果陆续推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即有李宗武《明治维新》(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真理出版社,1937年)、郑学稼《日本明治维新大纲》(西安新中国文化社,1940年)、张永淇《日本明治维新前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41年)、何兹全《日本维新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等专著出版。此外,《民国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和《东方杂志》、《建设杂志》、《宇宙风》杂志等媒体,成为梁启超、蔡元培、严复、周树人、陈独秀、戴季陶、林语堂、郭沫若等知日家发表日本研究最新成果的园地。以上人文学的日本研究者,多有在日本长年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构成民国时期中国知日派的庞大群体。就日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言,持中国传统学风者有之,受日本影响而趋于新学者亦有之。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此而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力作,当属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日本论》和1938年出版的蒋百里《日本人》。两本著作均涉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诸方面,既评论其现状,也追溯其历史,并且都很重视对日本国民性格的深入研究。著作问世之时,正值中日两国处于尖锐的武力对峙或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虽然《日本论》对日本评论的基调褒多于贬,而《日本人》则贬多于褒,但是促使国人认识交战敌手的精神世界,则是两著的异曲同工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痛感“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提议报上开辟专栏,以史为鉴,警醒国民。为此,推举王芸生担任主编。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与读者见面,连载由王芸生编辑点评的史料。1934年5月,汇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该著共66章,记述1871~1919年的中日关系变化历程,大量采用档案史料,翔实周密,得到社会的瞩目与好评。

   总之,民国时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心怀报国之志,借助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国学根基,注重史料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运用犀利笔锋,为国人审视、认知日本并战而胜之提供了思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可谓五花八门,从传统的考据学、文字学、民族学到文明论、唯心论、唯物论等,各有其追随者。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在结论部分,他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论,一例也。”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各色理论的广泛影响。

  

二 1949~1976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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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京),2012年第1期,第102-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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