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再谈“明治百年祭”论争与日本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6 次 更新时间:2018-02-28 0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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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  

  

   与东京奥运年会和大阪万国博览会五彩缤纷的大演出相比较,“明治百年祭”也许规模不算庞大,但论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牵涉到如何评价近代日本百年史的严肃与敏感的话题。

   正如前面所述一般,当时日本社会正呈现“国论二分”的状态。对于明治以来百年所走过的道路,日本的知识界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评价者认为,明治时代英明的圣贤果断地引领了日本人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促使日本成为亚洲史上最初,也是唯一曾经拥有殖民地的亚洲工业强国。

   反对者认为,正因为百年来日本效仿西方列强,奉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弱肉强食”路线的结果,日本最终落得一败涂地战败国的悲惨地位,并成为亚洲的孤儿。

   对外膨胀的百年史

   不少历史学家指出,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就是一部日本对外膨胀的历史。他们对明治“先贤”下列国策的选择,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西乡隆盛的“征韩论”(1873年,明治六年);出兵台湾(1874年);消灭琉球国设置冲绳县(1879年),为日本的统合制造既成的事实;军人敕谕(1882年);教育敕语(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1890年),主张保卫“主权线(国境线)”和“利益线”;甲午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俄战争(1904年至1905年)。

   他们认为,正是在如此这般“国益”“国威”至上、“扩张有理”的国策引导下,日本不断向邻国伸出其魔爪,先吞并琉球、朝鲜半岛,后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全面开展其“大东亚战争”,而最终把日本带到惨败、痛苦的深渊。他们表示,盲目歌颂明治维新“先贤”的功绩及其道路的选择,无疑意味着日本并未吸取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

   他们主张借此良机,把明治以来错误的道路作为反面教材予以反思,他们尖刻地批判战前的天皇制,以及知识界在战争期间的“协力行为”。

   对于明治维新,歌颂者最大的理论依据,或者最大的武器,就是“日本近代化成功论”。

   “近代化”路线与“义战论”

   所谓“日本近代化成功论”,当然不是始自今日或者“百年祭”的1968年。

   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醉心西学并已取得一定成果的日本“先贤”就将日本定位为“开化之国”,将中国清朝定位为“因循陋习之国”;于是乎,“文明国”讨伐“野蛮国”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其“职责”之所在。日本就是高举着“义战论”的旗号发动这场战争的。这个“义战论”,既是欧美帝国到海外开拓殖民地的“白人负荷论”的变种,也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到亚洲各地开疆拓土的“亚洲解放论”的理论雏形与原点。

   说也奇怪,对于日本“近代化”靠何起家了如指掌的美国日本史学家、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所长赖肖尔(E.O.Reischaeuer),在1961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后,却在大事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日本模式论”,而成为了礼赞日本“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最大鼓吹者。

   当时日本学界称之为“赖肖尔日本史学”。其主要观点包括将日本定位为“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迅速成为产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后进开发国的模式和指南”“对德川时代的封建制给予肯定的评价”等。这些论点曾引发日本学界的热烈讨论。

   针对赖肖尔刻意忽视日本依靠武力、掠夺邻国财富的基本事实,大谈其“近代化”的神话,比我早几年留学日本,致力于研究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的台湾大学的许介麟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日本能够这么快速达成现代化,而中国却远远地无法步入现代化轨道?’如果从美国学者‘现代化’这种价值观看来,日本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正是可以被肯定的了。”

   许教授这番谈话,对于时下某些不明就理、轻率提出“日本能,为什么中国不能?”的“近代化一切论”者,无疑也是敲响了一记警钟。

   当然,身兼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赖肖尔之所以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称赞日本为“优等生”,也与他当时致力于加强“美日安保条约”的职务,和以美国“国益”至上的基本思维密不可分。时逢日本国内反战声势达到顶峰,日本民众不仅对战前老路深恶痛绝,也强烈批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他们担心日本再度卷入战争。在反战的游行队伍中,除了“粉碎日美安保”“打倒佐藤政权”之外,另一最常见的标语,就是“反对越南战争!”

   对此,赖肖尔最大政绩之一,就是当机立断,镇压撒播“反对越战言论”的舆论界。《每日新闻》国际新闻部长大森实就是在赖肖尔的威压下被迫离开报界的。足见“史学家大使”在那时刻礼赞日本的“近代化”,还有其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而非“纯粹的学术论争”。对此,“大东亚战争”的遗臣们心领神会,自不在话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就是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下出笼的。

   如何看待太平洋战争

   了解了“明治百年祭”围绕“近代化”问题展开论争的现实意义,我们再回头考察战后日本官方与某些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史的总结,当局舆论诱导的方向就更加清楚了。

   在“近代日本难道一无是处?”议题设定下,出题者真正要说的话是,明治百年并非像反对者所说一般,都是负面的。在反战、厌战、恐战居主流的年代里,当局十分清楚,要全面否定战争的祸害,一次到位地清理民众的不满情绪是不可能办到的。为此,将近代史分割成“光明面”与“阴暗面”两部分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司马史观”,便受到热捧而被誉为“国民作家”。

   所谓“司马史观”,简单而言,就是将明治史和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剥开,并肯定前者为“光明的年代”,后者为“黑暗的年代”。其弦外之音是,明治以来的对外扩张政策并非全是“无谋”之战和一无是处。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防卫战争”“公平的战争”。

   他认为,日本之变质是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司马辽太郎如此这般重叙历史的写法,对于战败后丧失“民族自信心”,对军国时代日本弥漫不满、悲观、不安情绪的日本人来说,无疑起了激发和重启其“爱国心”的作用。日本的电视台和一部分报刊之所以要反复重播或连载其长篇小说《坂上之云》,是有其道理的。

   同样的,在为日本部分战争史“正名”的知识界当中,也有个别被喻为“开明人士”。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研究家的竹内好。竹内是日本亚细亚主义的研究者和阐释者,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但他对自己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与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行为时,公开发表支持的声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却始终不肯认错和收回。

   他在战后总结这场战争时,还振振有词地写道:“日本进行的战争,既是侵略战争,但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日本人对于侵略战是负有责任的,但对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一部分,就不能只是要日本单方面负责。”

   竹内这种把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予以区分的看法,无疑为后来的村山内阁的外经贸部长桥本龙太郎1994年10月发表的“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此种旨在减轻战前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或者缩短其侵略战争时间段的做法,与“司马史观”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日本的亚洲扩张史当中剥开,摘掉其“侵略战争”的帽子,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慎防重新包装的“亚细亚主义”

   尤有进者,近二三十年来,在人们对战争逐渐模糊与遗忘的年代里,与战前日本军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亚细亚主义”,也有重新被包装与解读的趋势。

   针对有关动向,笔者在日本战败50年的1995年曾为日本《每日新闻》“亚洲动向”专栏,写了一篇题为《来自东京、令人生畏的亚细亚主义》的评论。评论着重指出,“亚洲人最怕的就是听到来自东京、形形色色的‘亚细亚主义’”,理由有三:

   一、对于不少日本人来说,“亚细亚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无法说清楚,但却容易诱人堕入“大国梦”的圈套和陷阱。在一个事事讲究次序排列和力量对比(即弱肉强食,强者有理),且自居亚洲第一的日本社会里,任何形式的亚细亚主义在实际上恐怕都难逃“日本乃亚洲当然盟主”的结论与命运。

   二、近日日本国内“美国乎?亚洲乎?”之类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重视(亲美)派”与“亚洲重视(亲亚)派”之间看法的对立,但认真分析,却纯粹是以日本利益为依归的“日本重视派”。正如战前亚细亚主义其实就是东洋主义的代名词一般,今日日本大众传媒引为时髦、定义不明且轻易使用的亚细亚主义,在精神实质上与样样只照顾日本利益的日本主义并无太大差异。

   三、对战前名为“解放东亚”,实为取代白色人种、奴役亚洲人民的战前“兴亚”口号,迄今还有日本人信以为真,或者以此作为借口,否定历史事实。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间接承认侵略中韩的部分史实,但却否认对弱小东南亚国家与民族进行侵略(这其实也正是大国欺侮小国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一部分地方会议冀图通过感谢前皇军“协助亚洲独立”的追悼议决案,更说明了时过50年,不少日本人仍然还无法摆脱和清理战前“大东亚理念”的遗毒与包袱。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的差距,与其说是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

   “150年祭”低调中的不低调动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与1968年高调纪念“明治维新”的时代背景相比较,对于当局来说,今年的明治维新150周年已欠缺“百年祭”时动员国家机器,大事渲染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进入“总保守化”的时代以来,日本国内种种为战争辩解、翻案的言行(包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已逐步可以拿到桌面,成为“舆情”的主流。“明治百年祭”当时旨在分化反战阵营,争取其中的“厌战”“恐战”的“病患者”的策略,基本上已经奏效。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遮遮掩掩,仅在日本国内销售的战前理论“ABCD包围圈”论和“近代的超克论”(以超越西学为名,实则配合“大东亚圣战”出笼的构思)等,也有被重新包装和出口转内销的趋势。就连外国人(包括受害的亚洲人)也有人认可或体谅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乃“不得已”或者有其“超越欧美”“驱逐英美”“解放亚洲”的“复杂的”一面,日本人哪有不走出“明治带来战争罪恶”阴影的道理。

   “明治维新肯定派”对此感到心花怒放,自不待言。换句话说,对于当局和保守派人士来说,明治先贤的“荣光”及其“英明抉择”(以“富国强兵”和“弱肉强食”为座右铭的“近代化”路线),已经再次获得日本国民“肯定”而达成“共识”,“国论二分”时代对“军国日本”深恶痛绝的“国民情绪”已经不多见。

   从这角度来看,与兴师动众,旨在激励“民族自信心”的1968年“明治百年祭”相比较,今年的“150年祭”显得相对冷清和低调,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当局和保守人士此刻最关心的,是如何集中心思,筹划和落实已成定局的宪法修改大事业。首相安倍晋三就曾扬言要在2020年付诸实现。果真如此,今年的“明治150年祭”虽未大事渲染,但在不久的将来,师从“先贤”路线的安倍政府将会献出其最大的祭品——抽去“不拥有军力”的第九条条文的新宪法,屆时再隆重纪念也不迟。

   “明治祭”与当今日本政局走向,看似毫不相干,实则紧密挂钩、互为表里,此其理也。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是作者不久前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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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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