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讲中国故事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8 次 更新时间:2019-02-14 21: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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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半年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

  

   带着从哈佛访问回国后的纯真和兴奋,我欣然答应了财新好友张进的邀约,将在哈佛半年的所观所想以文字的形式留下来。可以想见的是,在忙里偷闲地交出上篇《哈佛何以一流》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又逐步回归“旧常态”。近日《中国改革》新的一期截止交稿日的善意提醒,唤起我内心犹存的使命感。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下完成已经做出的承诺,是一种多么大的挑战。但是,回归真实进行的比照,说不定有别一样的效果呢!于是,重拾曾经的天真,写下了本轮访学的下篇——如何讲中国故事。

  

一、强大的中国研究气场


   我是带着对哈佛的敬畏走进校园的。理由很直白,这里是全球闻名的中国研究大本营,费正清、马若德、史景迁、傅高义、孔飞力、裴宜理……,一个个有着比中国人还考究的中文名字的“大牛”们不得不让你肃然起劲!在哈佛这一中国研究重镇诞生的作品,不仅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直接影响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且成为我们了解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窗口,丰富了国内学人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方法。

  

   办好入学手续后的第三天,我就来到位于哈佛园东北侧的费正清中心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的中国研究主要在这两家机构下进行,是全球研究中国问题学人向往和朝拜的圣地。

  

   费正清中心(JohnKingFairbankCenter)原名东亚研究中心,1955年由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教授创建。

  

   在费正清教授荣休时,为了纪念他在教育和出版方面的贡献,该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7年更名为费正清中心,以显示哈佛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实力。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与费正清中心齐名,但历史更悠久,成立于1928年,初始资金来源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MartinHall)捐赠给哈佛和燕京大学的遗产。这两个机构在研究上有所侧重,后者自始以推动人文视角的汉学(Sinology)为主要宗旨,前者以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当代中国学研究为主。费正清中心的历任主任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除了作为创始人的费正清本人,还有历史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尔、社会学家傅高义、历史学家孔飞力、社会人类学家沃森、政治学家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的六任社长都是汉学家,他们是叶理绥、赖世和、佩泽尔、克瑞格、韩南和杜维明。这两个机构的并立使哈佛成为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学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为美国70-80所大学培养了数以千计从事中国学和东亚学的学者队伍。费正清中心名下还联络了100多名主要供职于哈佛各院系的学者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

  

   除此之外,我访问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也有很强的中国研究力量,前者由当代中国政治学和地方治理研究权威赛奇(AnthonySaich)教授旗下的阿什中心领导,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教授领导的原国际发展所的部分专家也并入该中心。

  

   我进到中心的第一天就感受到这里的浓浓中国味,办公楼里的墙上、学者办公室、会议室里满是中国字画、图片,赛奇教授每次见到我后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交流,让我感到是在没有隔膜地讨论中国问题。哈佛法学院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的法律研究。旗手是著名中国法专家安守廉(WilliamP.Alford)教授,主要围绕东亚法律研究项目进行,这是美国研究东亚各国法律史以及这些国家与美国互动关系的最早最大的学术项目,设立于1965年,旨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法律及法律文化。

  

   与哈佛因其名教授而傲然于学林一样,哈佛的中国学研究也因那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牛”而为人们景仰。由于篇幅,这里仅列举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

  

   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在哈佛受到的尊敬至今犹存,哈佛师生向我讲述他从事研究和带学生的轶事时在幽默中充满敬意。费正清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他留给哈佛乃至全球的智慧财产当然是1955年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在他的开创性努力下,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人文视角的汉学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当代研究,他创造的“刺激-反应”方法曾长期支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他的《美国与中国》中国有知识的人应该不止读过一遍,他组织编写的《剑桥中国史》应该为许多中国人书架上的必摆作品。他是40年代末预测毛泽东与共产党会获胜的中国通之一。他因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被称为“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John”之一。1991年9月12日上午,他将最后一部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的原稿亲自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作,两天后辞世。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但是,我在哈佛时听的每一场关于中国的讲座,都能见到他魁梧、挺直的身影。这个起中文名为马若德的文革史专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冷峻的脸颊带着和善,深邃的眼睛洞穿世事。麦克法夸尔师从费正清。他是迄今研究中国学术影响最大的《中国季刊》的创办人。他于197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成为文化大革命领域的扛鼎之作。提起他在哈佛开课时的盛况,至今为哈佛教授羡慕。

  

   麦克法夸尔教授于1988年春给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申请学生达800多人,最后不得不控制在700人,要知道当时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6000多人!当时由于校园里找不到如此大的教室,这门课的上课地点不得不改在一般只有重大庆典时才用的桑德斯剧场(SandersTheatre)。如果没有这一先例,如今的经济学大牛曼昆是否能享受在这里讲授《经济学》的特权?!

  

   见过傅高义(EzraFeivelVogel)教授的人,都对他的谦和与随和而印象深刻,他的待人接物和交流方式会让你忘掉他是一个外国人。傅教授给我的印象是他丰富阅历下的一种绵里藏针与执着,以及从交谈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他一辈子干的最重要的事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和理解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日本在70年代末崛起让美国人不安时,傅高义教授于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更是越来越让美国人不安,傅高义教授洞察到未来对美国和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转型,他先是以在广东的扎实研究写成《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接下来又十年磨一剑,写下《邓小平与中国转型》,成为年度畅销书,是客观研究邓小平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傅高义教授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

  

   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他的研究纵横近现代中国史、中国思想史、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三大领域。他以三本代表性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奠定了他在美国乃至世界中国学界大师级人物的地位,成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1964)被誉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是他一生中国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顶点,此书获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学会詹姆斯?亨利?布里斯底特奖以及爱默生奖等多项学术大奖。他的中国学研究拓展至人类文明研究,以比较方法探讨“轴心文明”和人类文明共同点,批判“西方中心论”,思索当代人类摆脱困境之道。在哈佛他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学者的学者”。

  

   孔飞力(AldenKuhn),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师从费正清和史华兹两位巨匠。他是一位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大家,以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见长。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时间,其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孔飞力每本书的出版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现代中国的起源》。

  

   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是一位出生于上海的女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女掌门人。走进裴宜理教授的办公室,她桌上和书架上摆满中文书籍和杂志。我去拜访时,她正拿着新出版的《战略与管理》在认真阅读。主要学术方向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以及美国的中国研究。裴宜理的博士论文研究华北农民运动,讨论华北的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对暴力的形成有何影响。1979年第一次回到中国之后,她开始转向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有《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近代中国的抵抗运动和政治文化》、《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以及新近出版的《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在哈佛期间,燕京图书馆是我借阅图书最多的地方。每个到过这家图书馆的学人无不为之震撼,也从中受益。该图书馆现有藏书100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微缩胶片8万多件,期刊5700多种,报纸32种。这些资料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还有大陆出版的地方志。你不得不佩服这家图书馆主人的独到眼光和远见。这里的图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学校教授和学生推荐的图书都会第一时间去购买,因此,东亚图书馆的书都是非常专业的,那些“注水”的书很难在这里招摇过市。更体现哈佛水准的是,这里有一些按专题收集的资料非常系统,且连续性强,非常便于学者进行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如这里的红卫兵资料集就是最早从美国国务院复制而来,并不断追踪,看到这些资料时我想,如果没有如此专业的图书资料,麦克法夸尔也难以完成他那立于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二、“中国通”说中国

  

在哈佛安顿下来,对这里的一切熟悉以后,很快就进到正常的学习与交流。在哈佛要了解谁、哪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问题,你就上各系去浏览教授和研究员的主页,察看各系本学期的各类讲座、会议,很快就能一目了然。就我在期间,费正清中心的中国系列讲座就举办了11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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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201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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