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我的母亲和她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08 次 更新时间:2024-03-14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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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母亲走了。

她给自己选了一个好日子,2024年2月4日立春,太阳高照,气温回暖,她是怕我们在操持她的后事时受寒受风。

这一天也是农历小年,她选择这个点离开,也是为了让我们好过年。按照中国习俗,第三天办完丧事,还有三天是除夕,给了我们平复心情的时间,让我们春节期间没有了揪心,只有对她的想念。

母亲这次走得看似很突然,实际上是她有安排的。母亲的最后一程在我弟弟家度过。在走之前半个月,弟弟的电话多了起来,都是关于母亲的。一些信息预示了她要走的征兆。一次是她找她多年未戴的手镯,一次是要戴她早年曾经戴过的耳环,还有一次是她说梦见我已经去世的舅舅带着金条在她身边走过。听到这些,我心里有种预感,回来看她的次数也勤了些,明显感到她的心理在起变化,已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和对生命的气息。

母亲这次进医院的起因是:她在我弟弟他们毫不知晓时,推着轮椅前往我家,在按摩椅上按完摩,吃完我爱人给她做的饭后,由我姐姐把她送回弟弟家。她应该不是为了一顿饭来我家的,一定是对自己的状况有感觉,专门去她大儿子的住处来看看,带着留恋作别的。

回去以后,母亲就患上了感冒,咳嗽。当天下午我从学校赶回来,陪了她一晚上。第二天,母亲早早起床,一上午坐在沙发上盯着我干活,看到她精神还不错,我便按原计划带学生去了山西长治调研。第三天,弟弟给我电话,说母亲喊头疼,决定把她带到附近的医院做个检查,片子出来结果很不理想,肺部感染已经很严重。

那晚10点钟,我赶到医院,母亲的血氧饱和度低到70左右,必须上呼吸机,母亲已开始靠呼吸机维持,眼睛紧紧闭上再没有睁开过。第二天,母亲转到ICU病房,在那里等待她一直牵挂的女儿和几个孙女作别。

第二天下午,从上海赶来的妹妹一家见她时,母亲还呼喊着她最疼爱的小女儿的名字。

第三天,她的大孙女从杭州赶回,下午在加拿大的二孙女赶到,她还能用手紧紧抓住她们。

等到第五天下午,她与从多伦多飞回的最后一个小孙女作别。母亲在见到她所有想见的亲人后,不再有我们每次见她时的激动,各项指标迅速下降。

第六天早上8点51分,母亲的心脏已不再工作。我们九十高龄的母亲不带任何遗憾,不带任何牵挂,没有一丝的不满足,带着慈爱、平静、安详、圆满地离开了。

母亲生于1930年代,亲历了中国那个年代的改天换地。加入一个已经家破人亡的家庭,爷爷被抓去坐牢,奶奶上吊离世,父亲不幸右眼被冲担刺伤,难以想象母亲和父亲是怎样度过的那段不可能扛过去的日子。母亲身上所拥有的超常的执着和坚韧,一定与这段经历有关。好在母亲和父亲的善良和为人,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儿女才没有受到村里周边人的欺负。

集体化时期,母亲和父亲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父亲在集体的表现抢眼,每年得先进积极分子,拿一些瓷缸、毛巾之类的奖品回来。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先进,但她在这个年代,则以“小生产者”的努力为我们一家度过饥饿而操劳。比如,村里和周边村的鸡鸭猪狗粪等都是她带着我们几个捡拾的,这些副业经济可以折一些工分换回粮食;她在每年秋收和冬收后,会约了村里最好的朋友去田里拾稻穗,碾成米以后做粥喝;她还在最热天去湖里或院塘里捕鱼虾,这成了我们家最美味的餐食……

农村改革后,母亲不需要再为这些“小生产者”行为遮遮掩掩了,而是干起了堂堂正正的商品经济,她“经商”的头脑大显身手。母亲会批发一些芝麻大饼挑到兴水利的大堤上去卖、还批发一些玉米卷到镇上换回大米。她经常起早贪黑把从一个集市的产品倒到另一个市场去卖,同时把另一个市场的产品倒到这个市场来卖,通过差价,换回来一些活钱,一方面解家里柴米油盐之需,另一方面则是供我们几个上学的学费和学杂。

母亲没读过书,但我们的学习是她最在意的。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除了排行老大的姐姐没能上成学以外,我弟弟、妹妹和我都把书读下来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一个孩子读书就足以让一家致贫,何况三个。但母亲和父亲没有放弃,更没有农村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

母亲一生从未跟人红过脸,但她在学习的事情上是最拼命最较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有两次,也是我见到的母亲最上火的两次。

一次是我初中升高中的事。我初中被我们的公社中学录取,但是,其间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加湖北省洪湖市第二中学的补录考试。当时,中学补录考试通知书是托邻村的一个高年级同学带回来的。但是,那个同学可能是因为赶回来在村里停留的时间太紧,忘了把通知给我。过了几天,母亲得知此消息,非常生气,找他们家理论,甚至怪罪他们家孩子是故意。从此,母亲一辈子没有原谅过这家人,再也没有搭理他们。就是在我考上复旦多年后,母亲也没有原谅他们的这一行为。

第二次母亲发火也是由我引起的。我在1980年参加过第一次高考,当时考的是理科,由于考物理时,折面的两道题没打开,早早交卷出来,最后以七分之差与高考失之交臂。收到高考结果后,我极度失望,决定放弃高考这道独木桥,在家垂头丧气地睡了三天,把书和高考资料全烧了。

对母亲来讲,考不上高考,就是天塌了。到第三天,母亲发了她一生对我的唯一一次火,骂我有本事把书全烧光,把家里的破屋子也烧了,说出了一连串她经常说的人生哲理,“桑树条从小育”,“有志不在年高”,好儿女走四方!骂我在那破屋子破地方生闷气有什么用!

母亲的大火震醒了我。我很快振作起来,和高中的邓校长研究对策,分析各门课的情况,最后决定复读时从理科转文科。后来,我幸运地考上了复旦大学。当邓校长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父亲的激动溢于言表,拿出家里全部积蓄,请全村人吃了三天。母亲则非常平静,也没有见她激动,她一定是比任何人都高兴的,一定是最心满意足的。她一定感到天亮了,有望了。

1988年,我从复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原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按照农村人的看法,这可不是一般的天亮,是真正的人上人了。老天真是对我父亲不公,在我工作一年不到,父亲得了脑血栓。听到父亲患病的消息,我径直赶回乡镇医院,父亲居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在镇医院的治疗下,父亲躲过了第一次的死神劫。但是,家里的农田全靠父母伺弄,在繁重的劳累下,父亲第二次脑栓,这次没有救过来。母亲在老家为父亲守完灵堂后,1990年的春节,我把母亲和妹妹接到北京。

在一般人看来,这么大一家人在北京怎么呆下来呀!但是,母亲在我们家这一重要转折阶段成了开路者。她一到北京,就在附近寻找机会,一周后,她在我办公和居住的六里桥附近发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她激动地告诉我,这里人很多,天气又热,附近也没有让赶路人解渴的地方。于是,她就带着我19岁的小妹,在这里摆摊干起了卖茶叶蛋和茶水的生计。

她开张的场子是一张方木凳、一个铝制汤锅,60个茶叶蛋,两个开水瓶,与之相伴的是炎炎的烈日。在我内心里这全是心酸,但母亲传导出来的全是喜悦和希望。甚至有一次,她在车站附近找厕所时迷失了方向。我后来找到她时,母亲没有丝毫恐慌,还把它当幽默。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母亲第一天卖完所有茶水和鸡蛋后得到60多块钱的激动!母亲从未在我面前有过丁点儿抱怨,也绝没有任何到北京就是来享福的意识,俨然一个创业者,感到遍地是机会,把她在农村的小商品经济意识发挥到极致。

一年后,因为特殊原因,我的单位调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来的地方没法住下去了。对母亲来讲,最遗憾的是失去了六里桥车站的地盘。到菜市口后,单位给了我一间十几平的过渡房。母亲和妹妹晚上睡觉时,把沙发打开,拉上布帘,条件非常艰苦,但母亲琢磨的是新的创业。

到新住处后,母亲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发现在菜市口百货商场和虎坊桥附近有人摆地摊,她毫不犹豫地带着我妹妹加入这一行列。一年后,在老家种地的姐姐一家也来到北京,母亲和妹妹一个摊位,姐姐一个摊位。我爱人那时在雄县锻炼,正好从白沟将一大包一大包的小商品和小百货批发过来。这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我们最旺盛的创业期,母亲就是一个企业家,她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带着全家找路,利用市场经济的机会,杀出一条血路。

进入1990年代,我们这个大家庭赶上了好时代,也没有辜负时代。在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和我弟弟利用英语比较有优势的人力资本,加上母亲传给我们的勤奋、诚实和对市场敏感的基因,带着一家人干起来被称为“二渠道”的图书出版,日子不断往上走。

我们干的这些母亲并不熟悉,但她会以自己的眼光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那时候这个行当全是现金交易,每次订货会回来,母亲会从我们脸上的笑容判断交易的情况,打心眼里分享我们的喜悦,当然也忘不了她一辈子对所有人的叮咛:“人心隔肚皮”“在外面过点细”!

她对我们那些二渠道的朋友特别热情友善,一些人的名字她一直记得,估计她知道这些人帮过我们。她也会帮着我们打包,把这些书运往全国各地。她给我们最大的支撑是精神上的,那时我们办公和住都在一起,母亲会经常坐在我们身边,帮我们倒水,深情地看着我们干活,有时也会在旁边打趣:“这个挣不挣钱啊”!到了深夜,她看我们还在干活,会跟闹钟一样催我们睡去。母亲在从不闲着,她帮我们带孩子,几个孩子那么喜欢她,估计与她们成长时期与奶奶的这种亲和有关。

母亲大字不识,一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她身上修得的品德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塑造了我们的为人做事,规范了我们走路的格式。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坚毅的人。对于自己认定的事,她不会用言语表达,但会一直坚持,无论在我们看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她一辈子没有过畏难情绪,没有过因为苦和不顺而生的抱怨。母亲那对一切都淡淡地微笑的笑脸,既是她办成事后的表情,也是她在应对苦难时的神态。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牵挂人的人。她一辈子只操除她以外的人的心,她对儿女孙辈重孙辈的惦念不分男女、辈分、亲疏、远近,只要是她的亲人,她就念叨,谁有困难就挂记谁,谁不在身边就念叨谁。母亲见到她所有的亲人,只有三句叮咛:“多吃点”“多穿点”“多歇息”。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善良的人。她一辈子除了和那个忘了给我补考通知的人生过气外,没有和家里人、身边人、村里人、周边人红过脸,尽管她受过一些人的委屈,但她从不还击,从不和人计较,从不说任何人的不是,对待任何不公,她都是以行动和做到最好来证明自己。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知感恩的人。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只要人家给她做点事,她都会说谢谢。她第一次骨折住进医院,做完手术后从手术室推出来时,麻药未醒的母亲摇着手向所有的医生护士说“谢谢”,所有人为之动容。她对家里人说得最多的一句是,给你们添麻烦呢!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人。见到她的人都夸她美,她也喜欢美,每天把自己拾掇得利利索索,特别喜欢照相,会配合你摆各种拍。母亲的美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每个见到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质朴。母亲的美是一种对尊严的映衬,到最后也没有失掉一丝体面。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优雅的人。她只是没有书本教的知识,也不看电视、听收音机,但拥有崇高的素养和美德。见过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夸她是否曾经是上海哪个大家庭的大小姐。我最难以解释的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能有如此气质,我只能说,她的优雅是修得的。

母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没有丝毫她已离开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想着她的好,回味着她的一点一滴。她创造了一个农村人在大变革时代在城市的奇迹。她是平凡的,又是出奇的,她是普通的,又是出彩的。

(转自澎湃。作者刘守英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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