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法律解释权”行使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2 次 更新时间:2019-02-12 02:26:17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  

陈金钊  

   【摘要】 由于执法、司法活动等都离不开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因而“法律解释权”的存在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没有法律解释法,这就难以把实际存在的解释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法律解释权”进行规制、矫正的宪法原则。在我国的法律解释法没有出台以前,需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融入法律思维或者法律方法之中,以防止“解释权”的误用、滥用。法律思维不仅包括根据法律的思考,还包括对人权价值、制度的尊重以及对法律思维规则的遵守。这是在不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前提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文关键词】 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法律解释权;法治话语;法治思维

  

   法谚有云:“法无解释不得适用。”由此可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实际上拥有着“法律解释权”(以下简称:“解释权”)。[1]“解释权”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解释权”行使的宪法性和原则性规制。这一宪法原则的落实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解释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思维方法的支持。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制定“法律解释法”,另一方面也需要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法律价值和法律方法来限制“解释权”的任意行使。“解释权”不仅需要依文义解释的方法依法开展,还需要把人权价值融入其中。否则“解释权”的任意行使将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难以落实。“解释权”的行使是一种思维活动,无法完全通过行为规则来约束。因此,对“解释权”的规制就需要由法律思维规则来完成。笔者于本文中主要论述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引入价值指引,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研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解释权”的行使过程中如何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一、“解释权”行使中人权价值的缺失

  

   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表明了我国推进“人权保障”的信心与决心。自此之后,在宏观立法层面,“人权保障”的国家要求和宪法义务得到了认同。然而,在司法、执法等微观层面,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缺乏价值指引、有效监督和规则约束的“解释权”,有时会偏离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会因为忽视人权等价值而导致对法律的机械运用。更有甚者,披着“解释权”的外衣所进行的权力寻租还会对公民的具体人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解释权”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流失在了“解释权”的行使过程之中。这种情况决定了研究者需要及时探寻应对方法。

   (一)文义解释的绝对性需要加以限制,人权价值需要融入司法、执法

   在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存在“解释权”是正常的,同时,“解释权”的行使需要多种方法的运用。然而,在依法办事经过多年的宣传后,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认为依法办事就是在思维决策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办事,因而把文义解释当成了唯一的解释方法。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曾出现过,人们称那个时代为严格法治时代。在那个历史时期文义解释成了黄金解释规则,然而随着单一文义解释方法的弊端逐步呈现,体系解释规则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对价值、目的的强调,使得文义解释的绝对地位逐渐被“文义解释优先”所替代。“文义解释优先”意味着在法律运用过程中,需要首先使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同时还需要将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法律价值纳入解释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近些年我国一些有争议的案件中的法律解释,诸如“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展现的都是对法律的死抠字眼式的理解和解释。虽然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础性方法,对保障法律意义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将法律规定及其文义解释绝对化。“解释权”的行使不仅需要依凭文义解释的方法,还需要人权价值的释放以及体系解释的运用。

   法律解释具有“规范机能”,[2]法律解释的结论会经由法律适用环节对诉讼或纠纷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要满足“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解释权”的审慎行使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解释权”运行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注意到人权价值的指引,也不重视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方法的意义。某些解释结论不仅令普通民众大为诧异,也足以令法律职业共同体感到不安。这些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产生的解释结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人权价值的指引以及没有对法律进行体系性解释。

   “火车不是机动车”的解释结论因“高荣梅诉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以下简称:“高案”)、“[3]张萍诉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而进入人们的视野。[4]实际上关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依法”判断,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绝非个案。在“高案”中,吕明英(高荣梅之女)因下班穿越铁道回家时被货运列车撞伤致死,高荣梅向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时被该局告知吕明英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称火车不属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在随后提起的两审行政诉讼程序中,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可了这一解释结论。直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指出须从工伤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解释相关争点时,一、二审判决和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才最终被撤销。

   “玩具枪也是枪”这一解释结论由于“赵春华案”的迅速传播而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同时,“王国其案”“刘大蔚案”也作为类案引发了广泛争议。在“王国其案”中,[5]王国其原系来广州打工的河北省邯郸市农民,以在广州一德路卖玩具为生,2009年10月,王国其却因涉嫌枪支犯罪被捕。2010年5月,王国其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随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维持原判结束了二审程序。虽然在2012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并将王国其的刑期由10年减为4年,但涉案罪名仍未改变。2014年12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出撤诉被裁定获准,当王国其向法官询问是否会再次被起诉时,法官称其应向检察院咨询。带着困惑的王国其因不满来源不明的撤诉裁定,随后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该人民法院撤销了该裁定,并发回重审。2016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才向王国其送达了不起诉决定书,最终认定“王国其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

   法律的应用就是法律解释。仅仅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可能会产生错误。缺乏人权价值约束的“解释权”可能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假如“解释权”的行使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工伤保险是职工的社会救济权利,他可能就注意到这种权利的人权属性,就会从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从宽解释,而不是死抠机动车的概念,也就不会“依法”得出“火车不是机动车”的结论。[6]假如“解释权”的行使者能从被告人权保护的角度思考法律的意义,也就不会产生“玩具枪是不是枪”的争议。“法治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不是仅仅服务于建立和维护法律秩序,还是为了达成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这一事业的达成以确认人的尊严为条件,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目的。”[7]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的是对良法善治的追求,然而只关注法律规定“,解释权”的行使者却走向了良法善治的对立面。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不仅需要文义解释,还需要体系解释,尤其是人权价值的指引。

   (二)“有权解释”不等于可以机械运用法律

   马克瓦德(Odo Marguard)曾这样追问过解释的意义:“解释学是一门艺术,即从文本中得到其中没有的东西。问题在于:既然有了文本,还要解释干什么?”[8]这是对法律解释必要性的追问,表达的是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其深层含义是对过度解释的批评。然而,法律离开解释必定无法实施。正是因为有了法律文本的存在,才有了关于法律解释的学问。文本是法律解释的对象,文本的一般性、抽象性以及意义的流动性为解释留下了很多空间。按照保罗·利科的说法,“文本就是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9]文本是立法者用法律语言所固定下来的法律规范。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一般性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具有天然的缝隙,需要通过解释予以弥补。关于“有了文本为什么还需要解释”的追问,其实不是对解释必要性的否定,而只是对法律意义固定性的捍卫,所指向的问题是过度解释所带来的解释困境,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运用不需要解释。法律只能在解释中运用,但法律解释有多种方法,文义解释只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法治反对解释”仅仅意味着人们对清晰的法律只需要在认定意义上的解释。法律意义的整体性以及解释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指引和体系解释的必要性。

   从“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这样的类案中可以发现,“解释权”行使者解释时不具备体系思维能力,在解释有关概念术语时,既不考虑人权等价值,也不考虑法律的体系因素,只是以死抠字眼式的方式解释法律条文用语。如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的机动车概念去解释工伤保险事故用语,而不管法律是否与案件具有相关性。对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罪中的“枪支”的解释,只考虑法律用语的意义,而没有思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体系要素。可以说,在法律运用或法律解释过程中,对法律价值、目的的遗忘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失,助长了机械执法和司法的方式的蔓延。笔者对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一般人看来都会认为是荒谬的解释结论反而在司法实践中持续发生呢?原因之一就是权力的张扬,它致使一些人认为,只要有“解释权”,能够找到决策的所谓“法律依据”,其判断就是正确的,只要“依法办事”,符合文义的要求,体系解释的方法就可以不使用,人权价值、法律目的就可以不考虑。

   “解释权”如何行使是法治建设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们需要意识到,任何法律运用都不是单一法律方法的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价值引导的除弊解释等构成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一方面,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权力“,解释权”的行使无疑必须符合规范性的要求,即恪守法律的含义,根据具体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行使者以合乎立法目的、合乎人权保障的方式推进法律解释活动,死抠字眼式的执法和司法的方式,除了带来“解释权”对人权价值的伤害之外,更会对形式法治的声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的确有些人认为,机械司法、执法是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机械司法并不是形式法治的必然结果,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运用形式法治方法”。[10]形式法治并不是忽视实质价值因素,而是为了避免陷入过度的价值纷争。形式法治的核心是强调“在法律适用的形式平等和法律制度的安定性之下,人们可以有依据地规划其未来的生活,从而使得人类生活变得可以预期和可以控制,社会秩序和安全感由此得以形成”。[11]形式法治的理论抱负绝不是为了机械的适用法律,而是为了在方法上促成法治。机械执法司法的形成与形式法治无关。特别是中国的机械司法和执法者,内心往往缺乏法律方法的意识。很多人之所以机械执法司法,除了缺乏法律思维和科学的法律方法指导,更多的是在回避法律适用的理性论证义务,以“合法”为幌子逃避社会对法律适用的追问和责难,用貌似“合法”的思维来掩盖不讲理的行为,或用“法律依据”掩护“解释权”的简单粗暴行使。法律解释必须排除死抠字眼式的执法和司法,需要坚持价值引领和其他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否则,类似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玩具枪也是枪”的解释结论还会重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失落在“解释权”的行使中,也会一再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033.html

1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