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5-08-14 2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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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  

   【摘要】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关键字】法治;法治思维;法律方法;法律解释;法律解释规则

  

   目前基层法院很多法官在方法的运用上,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而不是自觉状态,法律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基层的实际需求有很大的距离。法官们常常抱怨法律不够用,理念不好用,方法不会用,政策老变化,因而期盼上级法院能为基层搞些经久实用的裁判规则,并能提供一些固定的办案思路和方向。不迎合这种要求,就有理论脱离实践的意味,而迎合又难以做到。不脱离实践的经验性描述不能称为理论,但脱离实践就会成为纯粹的理论。所以我们需要秉承一种看似矛盾的姿态:理论研究的思维走向必须脱离实践,而研究理论的功能需要面向实践、服务实践。就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来说,无论它多么接近实践,但其主要表现形式还是理论形态,与那种纯粹的理论研究相比,法律方法论能够做到的也只是挖掘一些贴近实践的思维规则,并用于指导关于实践的思维决策。

  

   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治思维也可以称为法律思维,两者的叫法虽有些细微差别,但从总体上看是一回事。一般认为,法律思维规则是技术性的,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将证明意识形态对法律思维规则影响很大。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法官们会选择不同的法律思维规则。法律思维规则包括法律发现规则、法律解释规则、法律论证规则、法律修辞规则、法律推理规则等。从总体上看,法治思维是一种以简单应对复杂的思维方法,法律人在解决复杂案件的时候总是拿已经明确的法律规则来衡量具体复杂的案件。然而,在真正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简单的法律与复杂的案件、一般的法律与具体的情景纠缠在一起,对那些在立法者看来简单的法律需要重新解释和论证。这意味着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规则运用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传统文化、案件情景、人情关系、价值取向都在影响着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并且,要想准确地理解法律,不仅需要对思维规则进行排列组合、重新解释,还需要一些经验积累。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把经验上升为思维规则。阅读现成的法律思维规则不是件难事,但要把其变成法律人思维的常态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在这种整体辩证的理论支配下,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经验始终左右着法律人的思维,以至于我们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始终难以进入对思维规则的运用研究。法律思维的规则没有成为法治思维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与法治相匹配的思维规则难以主导法律的运用。我们深知,在任何情况下对法律思维规则的选择都不可能离开意识形态,但我们必须清楚法治对意识形态的约束作用。笔者重点分析法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解释规则的影响。

   (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区分出现相互矛盾的思维规则

   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研究,一方面使人们更加清晰了法治的内涵,但同时也给法治思维带来了混乱。把法治划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是一种法治意识形态。这种划分左右着法律话语权的地位。在形式法治之下,法律话语权地位较高,而在实质法治之下,法律话语权衰落,政治、道德、价值言辞地位上升。问题在于人们可能对这两种法治意识形态不符条件地随时转换。一般认为,形式法治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适应,强调严格运用法律的方法,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倡导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用法治方法改造社会。形式法治确定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诸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程序等,并把这些原则写进法典。法律的法典化(或者说判例法已经有足够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依法办事是形式法治的显著特征。在思维方式上或者所使用的方法和规则,主要是法律发现和法律推理,对法律解释方法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警惕,害怕解释方法对法律意义安全性构成威胁。不过,在思维方式中突出强调规则和程序的刚性,对实现法治的限权有重要作用。形式法治在对法律意义的探寻中突出了法律文本的固有意义,导致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压抑。在法国曾经出现过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拒绝审判的现象。其中折射出的理论问题是,由于过度强调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和判断的法律属性,而使法律与社会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法律与社会、规范与价值等方面的冲突,影响了法律判断的可接受性。随着资产阶级对政权的牢固把握,早期用于限制贵族权力与任意的法治已经触及到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因而要求改变过于严格的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成为超越文义的正当性理由。

   法治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多年的进化,即使从资产阶级法治算起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然而,“世界上有60亿人口,超过一半的人们在法治领域之外生活。他们所在的地方,将法律视为障碍,而不是进步的工具;把法律看成威胁,而不是希望。在他们眼里,法律是一种需要绕行的东西,而不是需要接受的东西。他们不理解法律”。[1]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只是法治进程中的一个侧面,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愿。法治原本就是精英选择的产物,并不是民主决策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形式法治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然而,随着法律的法典化以及对法律权威的绝对化,人们的行为都被圈进了法律的笼子,于是人们就开始了对法律的突围。理由就是法律的篱笆太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过于机械的司法、执法,使法律显得过于僵硬,因而需要引进更多的实质因素以松动法律的刚性。对实质法治的呼声不绝于耳,最近一百多年的法学主流,如现实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批判法学以及后现代法学的主调基本如此。从法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也经历了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或者由现代法治向后现代法治的发展。严格说来,现在也不是后现代法治,而是一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混合模式。

   在中国研究法律方法论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即以欧美为代表的法治思维在走向上与中国是错位的。欧美国家在经历了严格法治时代以后,开始挣脱形式法治的约束,要用看得见的实质正义去实施法治。欧美法治思维的发展,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从克制司法到能动司法、从文义解释到社会学解释、从规则解释到原则解释、从文本解释到目的解释的转变,这大体上标志着西方法治思维的发展轨迹。但是,在中国权力还没有进入笼子,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甚至可以说在没有迈开步伐的时候也跟着西方呼吁实质法治,这就是思维方式的错位。在没有经过严格法治的时候,径直呼吁实质法治;在法律还没有权威的时候开始把能动司法作为理念;在法律解释方法上,文义解释还没有搞清楚,政治上的目的解释已经占领司法意识形态;在法治思维上还没有认真对待规则的时候,泛义上的原则解释已经有代替规则解释的趋势。传统的法律方法还没有娴熟把握的时候,修辞论辩、外部证成的方法已经成了学界欢呼的法律方法。不是说这些法律方法不重要,而是说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需要有恰当的定位。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法治建设上,中国是一个后进的国家,法律、法治、法学紧跟西方,应该属于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很多人不假思索就把西方的药方用于诊治中国的病症。很多研究者的思想老是停留在是否能够正确地理解西方的思想,而没有放到如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注意到中国法治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能够自然地接受西方的现实主义法学以及后现代法治理论。或者换句话说,后现代法学等所批判的分析性文化的缺点,恰恰用的是整体性文化的优点,所以我们很难接受分析性文化,但却很容易接受融贯论的实质法治理论。这就造成了中国法治还没有走向分析或称之为现代的时候,就被动地接受世界法学发展的后现代潮流。在西方解构法治的时候,中国恰恰需要严格法治。中国需要用西方的分析性法治思维来弥补整体性思维的缺陷。分析性文化带动西方人的思维逐步接近法治,虽然不时出现机械司法的法治之恶,但也保持了法律的权威。这是中国整体性文化所不具备的。中国文化对法律意义的整体性稀释使得我们的法治建设似乎不像是法治,更像是对法治的解构。对形式法治我们过早地看到了它的缺陷,在整体性思路下我们更愿意接受实质法治。

   法治观念发展致使法律解释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有人认为,“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2]这表明,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那种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一刀两断的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原本形式法治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设置了法律规则与程序,从而保障市场的自由和保护资本的权力。然而,“市场经济从来就是有毒的,不仅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精神教父亚当?斯密也认识到了。他说,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们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无形中促进了大众利益。人们为斯密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吸引,却忽略了他思想的重要前提:市场是以人性中的恶作为动力的,每个市场经济中的主体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则是无心插柳。一个人牺牲他人来保全自己,并不违背市场的利己法则。正是由于对于人性恶以及市场毒性的清醒认识,西方人才努力给市场经济戴上两个笼头:信仰和法治。代表前者的是基督教,代表后者的是宪政与法治”。[3]

   (二)中国当代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其法律解释方法的变化

   西方法治与法律解释方法的演变,特别是关于实质法治的思想对中国法治思想影响很大。因为这种思想与我们固有的关于法治的看法有很多相通之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粗糙的政治法治思想中,一些人奉行形式主义法治理念,设想首先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然后严格按照法律来依法办事就能实现法治。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这一基本要求在思维路径上没有问题,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关于罚款的法律被过度使用;关于权利保障的法律实施很不到位;对权力实际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特别是在政法思维主导下,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从当今法治建设的需要看,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并没有过时,十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更精致表述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但是,与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基本要求相伴而生的却不是形式法治,而是对这些要求的破解。正面的反对之声没有,但侧面的消解却随处可见。

   很多法律人从这种原则性的要求中悟出的是:法治就是有了法律以后,有人去执行就可以实现了。

这是把法治思维过于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可以忽略法律的权威和法律方法存在的程度。[4]近几十年来,司法执法没有或者很少有法律方法的需求就是这种思想的折射。这不仅是因为法治的基本要求不等于法治的现实,更主要的是因为那时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无法可依的问题尚未解决,更难言依法办事。现实的情况基本是法律由于过度的体系化而显得繁琐。法律多得已经到了连法律人都不可能全部把握的程度,然而,人们依然感觉到法律不够用。法律人根本就没有穷尽现有法律的功用,只是在简单的法律与事实对比中,发现了法律的不足,或模糊、或漏洞、或难以和案件吻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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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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