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树:“德国学派”?——康德、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20-12-16 08: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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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树  

   作者简介:崔建树,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如同在哲学研究领域一样,德国思想家厥功至伟,如在领土国家形成初期莱布尼茨对主权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普芬道夫对绝对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研究做出了极具创新性的贡献(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10页)。在德国思想家中,伊曼努尔·康德、格奥尔格·黑格尔和卡尔·克劳塞维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更引人注目。康德着眼于未来,关心人类共同体的命运;黑格尔面向现实,探讨民族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克劳塞维茨则关心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和战争性质。三人前后相继,形成了以关注人类共同体与国家命运等宏大主题为特色的德国国际政治思想学派。

  

   一 以人类共同体为中心:康德的国际关系“永久和平”理念

  

   康德是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因思想深邃和论证绵密而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高峰。尽管“三大批判”各有侧重,即分别研究人应该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和人应该希望什么,但归根到底,就如他在《逻辑学讲义》中指出的那样,他关心的是“人是什么”。他的国际关系思想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乎个人幸福的安全问题是其关注的当然内容。另外,康德在思想上深受卢梭影响,而卢梭曾经对圣皮埃尔(St Pierre,1658—1743年)提出的通过在欧洲建立“牢固的持久联邦”实现欧洲和平的方案有深入研究[让·雅克·卢梭:《通过欧洲联邦实现持久和平与战争状态》(Jean-Jacques Rousseau,A Lasting Peace through the Federation of Europe and The State of War),伦敦:康斯泰伯有限公司1917年版]。他在《判断力批判》《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永久和平论》等不同著作或论文中,从不同角度检视了卢梭问题,并提出了被其视为“一部哲学规划”的著名的“永久和平”思想,这与同为经典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约翰·洛克提出的宪政国家与宽容思想、边沁提出的国际法与互惠思想有显著区别。

   康德为什么高度关注“永久和平”问题呢?这与康德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看法有关。他认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权利(Recht),权利的基础是道德,而道德“至善”的实现单靠个体是无法做到的,它需要把人类组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它将“建立一种力量和一个国度,它将宣布对恶的原则的胜利,并且对它对世界的统治下保证一种永久和平”(康德著,李秋零译:《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此外,康德认为,历史目的论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另一内在动力。他把人类历史发展视为“大自然的一个隐蔽计划”的实现,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大自然通过人的“非社会性”迫使人类“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状态”,并最终发展出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对于这一点,他坚信“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同上,第8、18页)。与圣皮埃尔提出的由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组成的欧洲联邦方案不同,也与卢梭提出的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欧洲和平方案不同,康德的“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立论更加高远,其着眼点直指人类共同体。

   那么,人类共同体之下的“永久和平”构想如何实现?康德给出的答案是:第一,通过改变国家体制实现“永久和平”,即共和和平。在康德看来,“永久和平”理想只能寄托于共和制国家,绝对主义国家间的“永久和平”只能在坟场上实现。康德给出的解释是,在君主制国家里,由于“领袖并不是国家的同胞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就可以像是一项游宴那样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做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作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同上,第107页)与此相反,由于普通民众是战争灾难和战争债务的最大受害者,如果民众成为国家主人,他们肯定会对发动战争持谨慎态度。第二,通过国家间商业交往达到维持“永久和平”的目的。康德尽管高扬道德“绝对命令”大旗,但他同时也认为“相互自利”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具有重要功能。这种相互自利“就是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而且康德相信,这种自利精神“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原因在于“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势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势力;于是各个国家就看到(确乎并不是正好通过道德的动机)自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并且当世界受到战争爆发的威胁时要通过调解来防止战争”(同上,第127页)。第三,通过“自由联盟”实现“永久和平”。康德在世时,名义上一统欧洲的世俗权力———神圣罗马帝国———尚未消亡,但他并未以普世性帝国为蓝本规划“永久和平”,而是寄望于“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他将“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称之为“和平联盟”(foedus pacificum),这种联盟不像和平条约(pactum pacis)那样用于结束一场战争,而是要“永远地结束一切战争”(同上,第113页)。康德的“和平联盟”设想引起后世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兴趣,凡尔赛和会上建立的“国联”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是第二次尝试。尽管“国联”在维护和平方面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联合国的运转也不尽如人意,但它毕竟为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方案。第四,通过各国调整外交政策实现“永久和平”。在《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一文中,康德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六项先决条款,即一国不得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取得另外一个国家,彻底废除常备军,不得为发动和进行战争发行国债,不得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国家间交往中不得使用暗杀、投毒、教唆叛国投敌等手段。

   由康德的上述基于人类共同体的“永久和平”主张可以看出,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下,该思想具有典型的乌托邦色彩,也屡遭历史现实的嘲讽与戏弄,但它指出了人类的现实期盼与终极理想,所以曲虽高但和不寡。每当旧的国际秩序瓦解和新的国际秩序形成时,总会有政治领导人或学者向康德寻求思想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稔熟政治理论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根据康德的“和平联盟”思想提出建立“国联”。尽管威尔逊深知,“国联”构想与康德的“和平联盟”构想一样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仍然坚持不放:“即使计划不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也要使它切实可行。”(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冷战结束后,西方持“民主和平”思想的理论家也是从康德那里获得灵感[埃里克·加兹克:“难道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吗?机会、意愿与民主和平的起源”(Erik Gartzke,“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Opportunity,Willingness,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42卷(1998年第1期),第3页;克里斯托弗·莱恩:“康德的理论到底对还是不对:民主和平的神话”(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nt: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9卷(1994年第2期),第5~49页]。另外,当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建立在批判康德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以此足见康德国际政治思想魅力之大与影响之巨。

  

   二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黑格尔基于国家至上理念的国际关系思想

  

   从思想上讲,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康德的激烈批判者;就国际关系思想而言,黑格尔不像康德那样关怀人类共同体的福祉,而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构筑出一整套国际政治学说。

   第一,黑格尔强调民族国家的至上性。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是伦理在现实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而考察伦理的视角只有两个,即“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节,第173页)。他坚持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的实体优先传统,反对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国家观。国家由于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因而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同上,第258节,第253页)。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凌驾于个别的自我意识,或者换句话说,国家就是个人的真理,因此成为国家这一“地上的神物”的一员就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同上)。可以说,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家”占据核心位置。关于这一点,梅尼克对黑格尔的如下评论是准确的:“在19世纪所有伟大的,具有完整国家意识,思考过国家的重要性、意义及其道德尊严的思想家,黑格尔足以位列首位。”(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5页)

   第二,黑格尔认为,国家的至上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在他看来,国家主权对内的至高性和对外的平等性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不同于用来规范个人关系的私法关系,后者“处在法院的管辖之下”,而对于国家,“还没有任何权力”能对之“作出裁判,决定什么是自在的法,并执行这种裁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0节,第346页)。所以从本质上看,国家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它们的权利不是由被组成为超国家权力的普遍意志来实现,而是由它们特殊意志来实现的”(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第三,高扬民族主义大旗。黑格尔国际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康德的人类共同体视角转向民族国家视角。在康德盛年时代,无力完成国家统一的现实使德意志思想界埋头于世界主义,就如莱辛所说,“关于对国家的爱,我没有任何概念;在我看来,它至多是一个英雄的弱点,我正幸而没有它”(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0页)。费希特(Johann G.Fichte)在1804年写作《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时,对民族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对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近似于阳光的东西”,一旦太阳落山,它便只能反身去追寻“光亮和正义的地方”(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70~71页)。但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民族主义横扫了德意志的世界主义思想,促使德意志由文化民族向国家民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费希特和格奈泽瑙(August N.Gneisenau)等德国思想巨人和伟大政治家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费希特在拿破仑入侵德意志后,冒死到柏林科学院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把民族高扬为神圣的道德组织,这一组织是民族个体精神生活的源泉和安身立命之所,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只有尽忠于他的民族或祖国,使之永远屹立于世界之中(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黑格尔接过费希特的民族主义大旗,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黑格尔看来,民族与国家血脉相连,“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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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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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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