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探国家盛衰之理,究世界风云之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16: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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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问:您的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

  

   答: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学者,我从小就有着强烈的读书愿望,初心未改。1987年,以东营市文科第一名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山东省东营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其间收获了初步的国际交流经验。与此同时,在与各种国际专业人士交往的过程中,深感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和提升专业技能的必要,感慨于曾国藩“千秋功过俱邈矣,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告诫,立志再返校园、重温书香。

   199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国际文化传播学。当时尚未志于学,选择学术道路,深受北大诸师影响,更与赵宝煦先生直接相关。我曾受命为先生处理英文信件和文稿一年有余,感受先生的儒雅淡定,从容不迫,丹心为人,睿智处事,这份历经沧桑的积淀代表了中国学界的高度,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从事学术研究的魅力。这份吸引力指引我在北大求学六载,为迈向学术道路打下了基础。

   1998年攻读博士学位,我选择了国际政治学专业,有幸成为王杰教授的弟子,慈母严师,授我学养,育我品格。其间,我从国际制度理论着手,选择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的专业研究开篇之路艰辛而扎实。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时,赵宝老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先生的教诲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行文之中,仍然存在匆忙的痕迹。”这份提醒,是对我学术道路的一份永恒关爱。2001年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同时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匆忙仍多,但会不时记起先生的叮咛,努力让自己把脚步放慢,争取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些。我的书房中挂着先生撰写和亲自装裱的一幅字,是先生录李白《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醍盘饭霜栗。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先生赠字,时年86岁,其笔力之遒劲,包含在静雅之间,使我常常驻足深思。正是有先生的教导,我一直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懈。

   2002年1月,我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跟随胡鞍钢教授从事以中国大战略为选题的博士后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探索进入中国国情研究的宏大视野。其间,我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挚爱被重新激发,时常肩枕手捧古书而眠,间或自嘲“故纸堆里觅乐趣”,先贤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赋予我深邃和审慎,这种学术回炉给予我真正的精神力量。2002?2004年,三年清修,完成专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更为我洗净铅华。

   上述努力给我带来了重要的学术积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获北京大学“学术十杰”称号,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邀请中外名家组织“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致力于将国际关系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与一般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开放包容的中国大战略框架,并将创造性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分析,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主编“大战略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为中国大战略研究的重要推手。其间,我于2003年被中央党校破格评为副教授,2005年破格评为教授。为日后从容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身处中央党校,同时感受政界和学界的风云变幻,我意识到学术交流和实践历练的重要。我曾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地访学,以文会友,在关键时刻经受风云涤荡,锤炼学术锐气。我也曾于2009?2010年被遴选为中组部“西部博士服务团”,到青海省行政学院挂职副院长。这一年,我深刻认识到社会风潮的变化,尽管不乏留任机关的诱惑,我却最终深刻领悟到,大转型时代,机遇无处不在,但对具体个人而言,机遇可能只有一个,余者往往意味着偏向。在这样的大时代,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的舞台,但不要期望自己时刻担当主角,而应该思考的是你想承担什么角色,你如何为此而准备。青海一年,让我进一步坚定了学术研究之路。

   2015年1月,我受邀担任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当年5月创办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我所期望的单纯学术生活就此开启。岁月匆匆,体味人生,洗尽铅华,源于学术,归于学术,始感岁月静好,人生这部大书,正在慢慢展开,容我轻装向前。

  

   问:作为中国学界较早研究国际制度理论的学者,您为何在研究初期选择了这样的选题作为学术道路的起点?您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果?

  

   答:选择国际制度理论作为我个人学术研究的起点,源于参与王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国际机制论”。国际制度理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最早的文献都来自西方学者,在研读、整理国际制度理论文献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整合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弥补自己的专业和知识体系缺陷,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立体型的理论体系。同时,我并不迷信西方理论和学术权威,而是致力于对西方国际制度理论的整合,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创新,努力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导师的鼓励下,我遍访学界,尤其重点向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和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教授求教。通过学习,我对国际制度理论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并因之加深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体味到理论研究的真正快乐之所在。理论研究是需要寂寞的,但理论学习并不孤独,与大师对话,其乐自在。而且,国际制度理论本身是一种边缘性的、实用性非常强的理论体系,对分析国际战略、中国外交甚有价值,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绝佳起点。

   从事国际制度研究,第一项成型的成果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我在梳理国际制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国际制度角度深入研究联合国集体安全,开启了从国际制度角度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尝试。2001年7月,我顺利博士毕业,2002年博士论文《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纳入国际关系学界最负盛名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

   从事国际制度研究,我想到的第一个选题就是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博士毕业之后,我有了从容选择研究课题的机会,2002年申请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02CGJ005)。2004年,该课题顺利结项,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我提出的制度霸权的概念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关注。2005年,该成果以《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研究》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源于对一个理想的坚持,我最终将对美国的理解延展成书。

   我关于国际制度研究的第三项标志性成果就是对大国崛起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探索,尤其是从战略角度研究二者的关系,成为我此后国际制度研究的主线。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包含着相关思考,该书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一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关于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和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著作,也成为我同年顺利破格评为教授的基石。

   我关于国际制度的第四项标志性成果就是关于东亚秩序的研究。2008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东亚一体化前景问题研究:地区秩序与中国战略”(08BGJ018)获得立项。在相关研究中,我关注地区国际制度建构问题,对中国的东亚制度战略进行深入分析。该课题成果2015年以《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为题纳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并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国际制度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持之以恒的关注不仅让我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战略比较有了深入的把握,也让我密切关注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赋予我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创新诉求,让我的学术研究有了较为深厚的根基。

  

   问:根据对您的研究路线的考察,我们发现您在21世纪初开始从国际关系理论转向了大战略研究。请问您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您在大战略研究方面的心得是什么?

  

   答:我的博士后研究主题确定为中国大战略研究,从而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成为深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的战略研究具有深厚渊源,从战略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是必然的学术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困境,也促使我深刻思考如何实现学术突破。21世纪初,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沉默期,西方亦难在宏大理论上再有突破。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迎来新的发展瓶颈,这就是如何回归到中国重心,突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开创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图景。我个人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需要我们有更加深入的积淀,应基于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战略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根脉。因此,这次学术转向,一方面是博士后选题对我的诱惑,我确实对自己未知的大战略研究领域充满了好奇;另一方面也是我对未来继续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储备。经过十余年的观察和思考,我更加坚信自己学术选择的正确。因为我早在21世纪之初就转向了中国研究,我不仅关注当代中国,更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传统中国,进行了近20年的学术储备,对中国战略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进行着持之以恒的思考。经过10余年的构思,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著已进入撰写阶段。

   2001年博士毕业,我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同时在清华大学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后研究,进入中国国情研究的宏大视野,从事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经历给了我无穷的学术动力,让我自由打破学科界限,进入到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深刻认识到,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如何实现崛起是中国最重大的议题,而处于中观层面的战略研究正方兴未艾。关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研究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引入大战略的视角,强调统筹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为实现中国顺利而全面崛起而筹划。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展,中国走上从全球性大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征程,如何前瞻性地谋划崛起之后成为中国战略研究的前沿。追踪国家快速发展的脉搏,躬逢其盛,有所思考,有所贡献,作为一个学者,我们何其幸哉!

   从事大战略研究,我以中国崛起战略为起点,以大国战略比较为主线,撰写了多部著作,包括《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建构:理论、战略与对策》《中国国际战略导论》等。与此同时,我还组织了系列丛书,迄今主编的战略丛书包括“大战略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战略传统丛书”(人民出版社)、“大国战略丛书”(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战略书系”(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国际战略丛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此外,我还主编了以书代刊的《中国战略报告》(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迄今已出版五辑,第六辑正在编纂之中,并已出版了英文、韩文等不同版本。

  

   问:作为国内最早引介软实力思想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您如何看待和评价软实力对中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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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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